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成长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编导和表演艺术家，其中史东山就是属于大师级的人物。十分遗憾的是现在人们似乎已经把他遗忘了。

    史东山家境贫寒，没有能读到高中毕业，去了电报局谋生，20岁就进了电影界，做过美工师、摄影师、演员，很快，当上了编导。1930年，他28岁时，加入联华公司后，以编导《人之初》而得到电影界和观众的一致赞誉。《人之初》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工人的艺术形象，苦难的遭遇使他觉醒了，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战场。

    在全民抗战期间，创建中国电影制片厂时，他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个厂隶属于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关系十分微妙，史东山一方面坚持为人民大众的进步方向，一方面要和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表现出非凡的才智。所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等影片都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几乎不为人知：他身为中制的编导，基本上在重庆市郊工作。但也兼了设在北碚温泉的中教(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当时的教育部分配了两个赴美国进修、考察的名额，史东山要是愿意去，毫无问题。但他宁愿在重庆艰苦万分地多干些实事。于是，别的人去了。

    再就是赵丹、王为一等人被盛世才关押新疆，结果如何是个未知数。在重庆到处奔走，为之呼吁的人主要是阳翰笙和史东山，史东山幕后的事情做得更多些，知道的人很少。

    史东山编导的影片有一大批，堪称代表作的是1947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主演者为白杨、陶金。其故事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胜利财的暴发户反复抗争的写照。放映之后，观众的反应很热烈，电影界也有很高的评价。田汉说：“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国民党当局自然为之恼火，视之为眼中之钉。所以不久，党组织为了保护他，就安排他转移到了香港。

    解放了，照理说，史东山正可以在电影岗位上大干一番，而且他也很快地被任命为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艺术委员会委员，乍看，的确是得到了重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在编导了袁静、孔厥原著的《新儿女英雄传》和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之后，1955年2月即猝死于北京。享年52岁。

    他的死因，记载各殊，我看到的有3个版本。金国《东山传》：“积劳成疾，患了慢性肝胆炎”，终于病倒而“溘然长逝”了(《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1981)、唐家仁《难忘花园饭店》：“(史东山)抗战胜利后，编导过《八千里路云和月》，解放初期以导演《新儿女英雄传》而获盛誉。1955年，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不幸离世而去，谁又会想到‘文革’中，仍难逃毁墓之灾”(1998.11。收入《影墨缘》一书，2004)，还有冒舒湮《微生断梦》：“然而他在最初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却不正常死亡”(《微生断梦》P228)。冒舒湮是圈内同行，我认为他的记载比较可信，可惜太简单了。

    据我所知，史东山秉性刚烈，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看法，也不愿意看有权势的人眼色行事，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在抗战后期，他每一次来北碚温泉，承他不弃，经常和我在山野间一起漫步，海阔天空地谈电影，谈人生的意义等等，什么都谈。有一次，在上缙云山途中，他谈起对做官毫无兴趣，而是希望在电影事业上实现他的理想。回到宿舍，我要他把这些话写下来留作纪念。他就这样写了：

    旧时代人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现代人读书应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我想在政治运动中，他决不可能为了保牢在电影局的高级职务而诬陷别人，更不可能贸然承认他根本没有的“罪行”，而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蒋星煜

    (2005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