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从事工人运动，是在人力车工人中开始的。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邓中夏等青年学生在天安门
前召开人力车工人大会，宣传组织工会，和车行老板进行斗争，要求减车租，改
善生活。正当邓中夏他们的讲演受到工人欢迎，掌声如雷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队
武装警察，冲进会场，殴打工人。会被打散了，组织“洋车夫工会”的计划失败
了。

　　邓中夏他们毫不气馁，又在北京大学印刷厂工人中开展活动，准备组织“印
刷工人工会”。当邓中夏等在工人中宣传组织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工头
郝兴圃蛮横无理地把邓中夏他们赶走。组织“印刷工人工会”的计划，也失败了
。

　　一九二○年冬，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党小组，总结了前一阶段在人力车工人
、印刷工人中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走出市区，去产业工人最集中的长辛店
开展工作。

　　长辛店，距北京城四十里。一九○一年修筑京汉铁路时，在长辛店三合庄建
了一个铁路工厂，名叫“邮传部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厂”。这个厂，有一千多名工
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厂之一。

　　李大钊先派张国焘、罗章龙，随后派邓中夏去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

　　一个寒气逼人的晚上，邓中夏和长辛店铁路工厂工人史文彬在长辛店到芦沟
桥的大路上来回溜达。芦沟桥上千姿百态的石狮子，没有引起邓中夏的兴趣，他
正聚精会神地和史文彬谈话。

　　史文彬，是个白铁匠，有点文化，喜欢读书、看报。五四运动中，在长辛店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影响下，他和工人陈励茂等一百多人，举行了长辛店
工人第一次反帝爱国示威游行。他是长辛店铁路工厂救国工人团团长，曾率领工
人去北京参加过请愿。

　　邓中夏问：“五四运动以后，长辛店工人有什么活动？”史文彬告诉他，工
人组织救国会，成立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接着，他皱起眉头说：“
有人提出办个学校，实行‘文化救国’，由几个工头出面，办了个夜班通俗学校
，让我们几个认得一些字的工人教课。现在，来上课的工人不多，越办越没劲，
正打算把这个学校关掉。”

　　邓中夏考虑到，办学的那几个工头，都是在长辛店有点势力的人物，可以利
用他们，把劳动补习学校办起来。于是，他便对史文彬说了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的
打算。史文彬很高兴，说：“我早就盼着你们在这儿长住下。劳动补习学校办起
来，我们往下干，就放心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要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工人
们对这个消息不大感兴趣，一些工头却非常重视。工头邓长荣听人家说，这次办
劳动补习学校，要在报上刊登办学启事，发起人的名字，也要登报，就要求当个
发起人，并答应去官厅呈报备案。他还自告奋勇，去找长辛店最有势力的火柴房
大总管郭福详，给予赞助。

　　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顺利开展。北京大学学生会捐了点钱，做开办经
费，并租了长辛店大街当铺口胡同三间平房，作为校址。外边两间通连一大间，
较明亮，算是课堂。里面一小间较暗，有个土炕，算是教员宿舍。开办经费太少
，买不起桌椅板凳，史文彬就去募捐。热心办学的人，手头宽裕的，捐个桌子；
不怎么宽裕的，也拿来一些缺腿短脚的板凳，找木匠修修，凑合着用。

　　入冬了。邓中夏、杨人杞等几个北京大学学生，又来到长辛店。邓中夏请史
文彬带他去铁路工厂看看。

　　在厂里，邓中夏看到衣衫褴褛的工人正在检修机车。铸工场的大火炉，烤得
工人汗如雨下。双手抡着大锤的工人，正呼哧呼哧地在铁砧上锻打。邓中夏不断
问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那个工具派什么用场？史文彬就象老师回答学生提问那
样，耐心地一一回答。

　　从工厂出来，邓中夏请史文彬带他去看看“锅伙”。

　　什么叫“锅伙”？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利用工头、总管对工人实行封建统治的。凡是归那一个
工头管的工人，就要吃那一个工头的饭，住那一个工头的房。工人吃饭、睡觉的
地方，就叫“锅伙”。

　　在“锅伙”里，工人吃的是发霉的窝窝头和长蛆的咸菜。五六十人挤在一个
小房间里睡觉，炕上连破席也没有，臭气扑鼻，尘土呛人。人们管“锅伙”叫“
花子房”。

　　看了“锅伙”，邓中夏学到了在大学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什么叫剥削，
什么叫压迫，理解的更深刻了。

　　深夜，邓中夏才回来。他脱下衣裳，爬上土炕，头一着枕，就发出鼾声。杨
人杞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早晨，杨人杞一面整理铺盖，一面和邓中夏闲聊：

　　“南方人睡土炕，真不习惯。我一夜又没睡好。”

　　“北方人睡的都是土炕啊！”

　　“到这里来，亲眼看看，才知道工人的生活实在太苦。就说窝窝头吧。我家
不是财主，也没有吃过这个玩意儿。”

　　“我一顿能啃三个。”

　　“你也是南方人，为什么窝窝头也啃得下，土炕也睡得甜？”

　　邓中夏的脸色显得严肃起来。他说：“因为我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要去干革
命。艰难困苦都在前头等着我们。眼前这点苦，只不过是开头的开头，这算得了
什么！”

　　杨人杞不住地点头，说：“你说得对，说得对。”

　　天气寒冷，屋里没有火。邓中夏、杨人杞等热情奔放的年青人，就劳动补习
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越谈越起劲，把冷全忘掉了。

　　邓中夏说：“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目的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
思想，还要给工人上文化课。工人认识字，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接受新思想。”

　　用什么识字课本呢？有人说：“吴稚晖刚编了个平民常用字课本，就采用这
个算了。”

　　邓中夏摇摇头，说：“不，不用他的。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生活、劳动的情况
，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在课本上。让工
人知道‘老虎钳’三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

　　大家都同意邓中夏的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劳动补习学校筹办会议在长辛店举行。

　　北京共产党小组派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张国焘四人出席。长辛店方面
参加发起的工人史文彬、陶善琮、张珍、武明科、陈励茂，以及工头郭长泰、邓
长荣等出席了会议。

　　这时候，距邓中夏第一次来长辛店讲演不过半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邓
中夏对工人的感情，工人对邓中夏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工人称邓
中夏为“先生”，邓中夏称工人为“师傅”。后来，厮混熟了，就以绰号相称。
邓中夏称史文彬为“麻哥”，史文彬称邓中夏为“邓大炮”。对这种亲切的关系
，邓中夏非常满意。他说：“长辛店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我们很亲热
。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
所以对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

　　这次会议，通过了劳动补习学校《简章》，并确定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正式
开学。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牌子挂出来了。招生简章也贴出来了。可是，来
报名上学的工人寥寥无几。这是什么原因？

　　史文彬心里明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工头的残酷压榨下，生活非
常困难。许多工人为了一家老小的衣食，白天在厂里干完活，夜里还要去打零工
，哪里有时间读书！有的工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整天喝酒，借酒消愁，不愿意
上学读书。史文彬不得不串东家，跑西家，劝工人上学。

　　有一次，史文彬正在劝说一个工人去劳动补习学校上学。一个喝得醉醺醺的
工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举着酒瓶子，对那个准备去上学的工人说：“念书！念
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穷。走，咱们喝两盅去！”那个准备去上学的
工人，被这个醉汉拉走了。史文彬深深感到，动员工人上学读书，比筹办学校要
难得多。

　　开学了。来得最早的是工人史文彬、杨宝昆、王俊、陈励茂，随后，陆陆续
续来了不到二十人。课堂里只有几条旧板凳，几张桌子，讲台是土坯垒的，上面
放一张板桌。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在暗淡的灯光下，工人们开始学习马克思主
义，学习文化知识。这盏小小的煤油灯，照亮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前进的道路。

　　邓中夏经常来劳动补习学校讲课。长辛店的工人至今还记得邓中夏讲课的情
景。

　　有一次，邓中夏讲“工人最伟大”。有个工人想不通，就问：“做工的人伟
大，我怎么不觉得伟大？”

　　邓中夏笑呵呵地说：“大家想想，火车谁开的，飞机谁造的，工厂谁盖的，
布谁织的，那一种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了。大家说说，工人
伟大不伟大！”

　　提问的工人不住地点头。另一个工人还是不明白，就问：“既然工人这么伟
大，为什么工人最穷？”

　　邓中夏严肃地说：“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厂
主把我们剥削穷的。军阀、厂主吃香的，喝辣的，那一样东西不是用工人的血汗
换来的。工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都被军阀、厂主吃了，喝了，我们怎么能不
穷呢？工人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
的事。”

　　有个工人提问：“怎样做，工人才不受穷呢？”

　　邓中夏说：“大家抱个团体，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
象泰山，谁也搬不动。”

　　工人们觉得邓中夏讲得在理，听得明白，禁不住低声说好。

　　北京共产党小组派北京大学学生王铮、吴容沧来劳动补习学校当长驻教员。
他们放下大学的学业，来到长辛店这个小镇当老师，一个月只有七块钱生活费，
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高。尽管这样，他们非常节省，吃饭只花三块钱，剩
下的钱，用来买茶叶，糖果，招待来学校上课、聊天的工人。他们这种舍己为人
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工人的心。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多。工人把老师看作自己人，
常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老师也不客气，在工人家里，和工人就着咸菜喝老酒，
真像一家人。

　　一到星期天，许多工人就来劳动补习学校玩。学校成为“工人之家”。老师
从城里搬来一架旧风琴，弹起来，和工人们一起唱自己编的歌：

　　　　如今世界不太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风，
　　　　惊醒我们的苦弟兄。
　　　　无产阶级起来了，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砸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
　　　　冲破乌云满天红。

　　　　　　　　　　　　　　　组织工人俱乐部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不久，不久共产党小组决定，在长辛店组织北方地
区第一个工会，并把这个任务交给邓中夏。

　　一九二一年四月，邓中夏来到长辛店，找劳动补习学校的驻校老师，以及工
人中的骨干史文彬、陈励茂、王俊等，商量办工会的事。最后决定在庆祝国际五
一劳动节的同时，宣布工会成立。

　　“五一”大清早，工人们换上干净的衣裳，赶到娘娘宫。邓中夏也来了。

　　大会开始了。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走上台去，放声高唱《
五一纪念歌》：

　　　　美哉自由，
　　　　世界明星。
　　　　拚吾热血，
　　　　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尽，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接着大会主持人作了为什么要组织工会的报告，正式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
工人们从娘娘宫出发，游行庆贺。长辛店街道两旁，屋顶上，都是看热闹的人。
正在附近种地的农民，也扛着锄头，赶来看稀罕。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歌声，观
众的欢呼声，响彻长空。

　　晚上，娘娘宫张灯结彩，工人新剧团演出新剧《火烧赵家楼》。

　　这一天，邓中夏和工人们一起开庆祝会，一起游行，一起看戏。晚上，住在
一个老工人家里。这位老工人在煤油灯下，仔细端详了邓中夏半晌，以一种激动
的有点颤抖的声音说：“邓老师，你给我们工人带来自己的节日，帮助我们组织
工会，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邓中夏说：“大爹，快别这么说。这是大家争取来的。这仅仅是个开头，往
后，大家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永远有自己的节日。”

　　长辛店这个“工人之窟”，在短短的时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
工人运动已经展现出美好的前景。邓中夏回到北京大学，研磨浓墨，奋笔疾书，
写了一首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新诗《游工人之窟》：

　　　　……
　　　　好啊！
　　　　曾几何时，
　　　　劳动学校有这么可喜的成绩。
　　　　“开始也简，
　　　　将毕也钜”，
　　　　我于此更相信唯人力为伟大。

　　　　看啊！
　　　　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
　　　　没有劳动，
　　　　就没有世界。
　　　　海之外已奔腾澎湃起来了，
　　　　海之内呢？
　　　　诚实的辛苦的工人们！
　　　　……

　　这首诗长达九十多行，最后部分是邓中夏回忆在“工人之窟”中，和工人亲
如兄弟，促膝谈心，共商革命大计的动人情景：

　　　　丁昌润，
　　　　赵盛宗，
　　　　吴敏珂，
　　　　张淳和我，
　　　　坐灯光底下，
　　　　作扪虱之谈。
　　　　“人生”，
　　　　“社会”，
　　　　“阶级斗争”、“世界共产”，
　　　　都是我们的话料。
　　　　奈勤勤恳恳的邻鸡，
　　　　一声声催我们睡去。

　　邓中夏组织的工会成立不久，长辛店又出现一个“工会”。这是怎么回事？
史文彬一打听，原来是工头邓长荣搞的鬼。

　　邓长荣是铁路上的官僚政治集团交通系在长辛店的爪牙，有权有势，是个“
当街一脚踩，南北乱颤颤”的人物。

　　工会成立后，工人有了组织，敢于起来和工头斗，和交通系斗。交通系就指
使邓长荣，在长辛店组织一个由工头、员司、路警参加的“工会”，把邓中夏组
织的工会搞垮。

　　史文彬、王俊把这个情况向邓中夏作了汇报，并研究对策。王俊说：“干脆
，打邓长荣一顿，叫他认识认识咱们的拳头。”

　　邓中夏认为，这场斗争，不是和邓长荣个人的斗争，而是共产党和交通系的
斗争，必须慎重，单靠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提出，首先在报刊上揭露邓长
荣的所作所为，让工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把他孤立起来，然后，对邓长荣提出
警告，如果他不听，就教训教训他。

　　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发表“特派员大度”写的文
章，揭露邓长荣的胡作非为：

　　“据最近的调查，工头中最坏的是邓长荣。他对于厂里的工人，简直不放在
眼里，好像只有一个他！他时常拿厂里的东西卖给别人，所瞒的只是总管一人。
因为旁的工人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存于心而不敢形于色
！就是总管知道，也就被他拍马的手段润色过去了。所以他的行为于此可见！现
在他越加纵欲放肆，居然受总管的指使，来骗惑工人。那总管又被几个官僚的爪
牙利用，要想组织一个‘政治运动的工会’。骗工人说有几千几百的资本，要想
办一个银行，还要叫工人拿出钱来，作为股本。他竭力混吹，从中取利！唉！简
直是吸工人骨髓！在这方面，知道他的野心的，简直没有。全不知道他是已经被
那卑鄙不堪的官僚爪牙利用了！”（《劳动周刊》第十五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出版）

　　邓长荣看到这篇文章，气得拍腿大叫：“一定是陶麻子干的！”

　　陶麻子，名叫陶善琮，是长辛店铁路工厂工人，有点文化，是劳动补习学校
的发起人之一。自从工会成立后，他看到工会和工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点害
怕。前些日子，史文彬动员他参加办工会，他不干。邓长荣请他参加“员司工会
”，他也不干。陶善琮决心两边都不沾。

　　邓长荣跑到陶善琮家门口，扯开嗓门，点名叫骂：“陶麻子，写黑头贴儿的
，有种你出来！”

　　陶善琮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只见邓长荣吹须瞪眼，捋起袖子，猛扑过来，
举手就打。陶善琮个儿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过路的工人看到邓长
荣欺人太甚，把陶善琮救了出来。

　　史文彬向邓中夏汇报了这件事。邓中夏说，我们是先礼后兵。既然邓长荣不
听警告，还动手打工人，我们当然可以还手。教训完邓长荣，大家还要签名上法
院告他，说他无故殴打工人。

　　邓长荣挨了工人的打，怎肯干休。他来个恶人先告状，去宛平县法院告工人
，说工人无缘无故打他。工会这边，早就作了准备，用全体工人的名义，去法院
和邓长荣打官司，邓长荣看到工人齐心，斗争坚决，不敢出庭。

　　邓中夏决定趁热打铁，把邓长荣赶走，去掉长辛店这一霸。史文彬找到邓长
荣，严肃地对他说：“我给你捎个信，从今天起，如果在长辛店再看到你，小心
脑袋！”

　　邓长荣看到工人人多势众，自知敌不过工人，不得不发表《悔过书》，声明
自愿离开长辛店，“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

　　邓长荣一走，他搞的那个“员司工会”就吹了。

　　邓中夏在办工会的过程中学习办工会。经过这一段实践，他认识到，工头是
工人的直接统治者。工人和工头之间，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让工头参加工
会。邓中夏和史文彬、王俊一起总结前一段工作，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工会提出三
个问题：入会条件，组织机构，组织名称，让大家讨论，出主意。

　　经过讨论，决定：

　　入会条件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拿榔头的，要拿斧把的，要拉大锯的。一
句话，就是要干活的工人，不要工头，不要员司，不要路警。

　　大家选出史文彬、杨宝昆、王俊、李玉、杨宝仑、康景星、赵文元、陈励茂
、洪永福、张德惠、吴春熙十一人为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长由史文彬担任。
每个工长，选出一个场干事。十个工人组成一个小组，选出个当头的，叫“十人
干事”。

　　对于这个新的工会组织，许多工人都同意改名为“工人俱乐部”，表示与过
去的工会不同。

　　史文彬在长辛店大街找到一个四合院，工人俱乐部就设在这里。史文彬把三
大间房作为工人开会、学习的地方，留下一小间，给邓中夏来长辛店时住宿。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上坡店举行成立大会，
邓中夏从北京赶来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京汉铁路、陇海铁路等各路工人代表一
千多人。各路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祝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并要求各地工
人“和衷共济，联络感情，加强团结，共谋幸福”。《民国日报》报道这次大会
的盛况时说：“他们讲演的时候，静无人语。讲演之后，掌声如雷。开会甚至三
时之久，无倦容。于此可以想见他们对于该部的热忱了。讲演之后，复继以鞭炮
，其响声与一般工友高呼‘劳工神圣’之声相应，震动天地。此诚长辛店工友们
空前的盛况了。”（《长辛店铁工大结合》。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民国
日报》）

　　邓中夏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组织的工人俱乐部，是现代产业工会的雏形。从
此，长辛店这个“工人之窟”，成为这个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

　　　　　　　　　　　　　把工人重新组织起来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审查过去的工作，确定今后的
政策。会议有四个议题，其中一个是“讨论工人运动新的任务”，批判了一九二
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在党内出现的取消工人运动的错误，决定加强党
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派邓中夏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

　　邓中夏过去一直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对南方，特别是对上海的情况，不怎
么了解。他接受新任务后，专心致志地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存在的问
题。

　　上海，是我国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
，就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在这些方面，上海是得天独厚的。可是，上海工人运
动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内地。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少，失败的多。一九二二年
冬，正当全国第一次罢工蓬勃发展的时候，上海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和金银业
举行的三角同盟罢工，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成为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早出现
的低潮。上海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邓中夏经过一番研究，认为有主观原因，也有客
观原因。

　　从主观力量来说，一是工人大多数是女工、童工，战斗力差。在罢工斗争中
，往往经不起一两个回合，就被人家打垮了。二是党的力量太弱。一九二三年，
上海的共产党只有四十二人，大都是搞学生运动，从事工人运动的寥寥无几。特
别严重的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在党内出现取消工人运动的错误，对中央
所在地上海的工人运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从客观方面来说，上海工人的对手，是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用数十
年积累下来的统治工人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绰有余
裕的。

　　面对这种情况，邓中夏不畏艰险，按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
，开始在工人中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邓中夏亲自去小沙渡，了解工人补习班的情况。当时，小沙渡有两个工人补
习班，由青年团上海市委领导，嵇直、徐璋主办。这两个工人补习班，都设在嵇
直、徐章的住处，规模很小。因为各厂的班次不同，来上课的工人，有时多，有
时少，很不稳定。邓中夏决定把这两个班合并，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在东京路、
劳勃生路拐角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挂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牌子。随后
，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邓中夏派孙良惠负责具
体的组织工作。

　　孙良惠，原是日本同兴纱厂工人。一九二一年初，曾在李启汉办的劳工半日
学校学习，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李启汉，查
封劳工半日学校后，孙良惠也被厂方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开除出厂。一九二
二年秋，孙良惠来嵇直主办的工人补习班学习。在这期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
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是沪西区第一个参加共产党的工人。

　　孙良惠在沪西人地两熟，开展工人运动非常有利。他的公开职业是一家银行
的守卫员。从外表看，他身穿制服，腰挂手枪，很像租界巡捕房的中国巡捕。

　　有一天，孙良惠来到小沙渡老西门，听少年宣讲团演讲。挨着孙良惠坐的是
同兴纱厂工人刘贯之。中国人民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巡捕是非常憎恶的，刘贯之
和孙良惠虽然坐在一起，但不说话。孙良惠主动和刘贯之交谈，问他能不能听懂
，如果听不懂，可以给他讲解。刘贯之看到这个“巡捕”有点特别，不是那样飞
扬跋扈，盛气凌人，而是说话和气，态度可亲，很愿意和他交谈。经过一段接触
，刘贯之知道孙良惠不是巡捕，孙良惠也弄明白，刘贯之是纱厂工人，两人就交
上了朋友。经过多次商量，决定在小沙渡办个工人团体，名叫“沪西工友俱乐部
”，由刘贯之负责找房子，孙良惠筹措开办经费。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孙良惠带来项英、刘华、顾秀
、李瑞清四个人和刘贯之见面。孙良惠说，这四个朋友，都是上海大学的学生，
愿意来俱乐部当义务教员，给工人讲课，替工人办事共同把俱乐部办好。刘贯之
表示欢迎。随后，由这几个人组成沪西工友俱乐部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孙良惠
为副主任，刘华、顾秀为宣传委员，李瑞清为组织委员，刘贯之为总务委员。项
英在红纸上挥笔疾书，写下十六个大字：“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
谋幸福。”这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宗旨。大家把它贴在俱乐部的中堂。

　　不久，项英被调走了，刘华成为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

　　刘华，是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学徒，在上海大学中学部半工半读。他工作
认真，学习刻苦，生活俭朴，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特别是他的宣传才干和组织
能力，很快就引起邓中夏的重视，认为他是个有作为的青年。刘华在上海大学加
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入共产党。从此，他在邓中夏的指导下，从事工人
运动。

　　沪西工友俱乐部设立的工人识字班，文化补习班，讲演会，深受群众欢迎。
邓中夏称赞俱乐部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亲自来给工人讲课。

　　一天，内外棉五厂工人戴器吉收工后，照例来俱乐部上课，突然想起一个不
认识的字，就问在马路边摆摊拆字的先生。拆字先生看见戴器吉衣衫褴褛，知道
是做工的，便说：“做工的人别想出头。工字一出头，就入土了。认字有什么用
？”戴器吉边走边思索着拆字先生的话。直到坐下来听课时，心里还是气鼓鼓的
。

　　这天的第一课是教“团结、斗争”四个字。刘华在讲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时，
说：“工人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工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

　　戴器吉听了情不自禁地说：“刘老师，你讲得好，讲得对。我们工人要出头
，就要斗争。可有人说，工人不能出头，工人一出头，就要入土了。不对！”

　　“说得好，说得对。”坐在黑板旁边的邓中夏，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了一
个大大的“工”字，说：“这个‘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个顶天立地
的好汉。这就是我们工人的形象。不过，我们工人现在没有权。帝国主义、资本
家、军阀利用他们的政权，天天剥削我们，压迫我们，弄得我们一无所有。”

　　邓中夏越说越激动。他对着工人大声说：“世界是我们劳动者创造的。我们
要打倒害人虫。我们现在进行的每一个斗争，都是给那些害人虫挖掘坟墓。等到
我们千千万万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斗争的时候，他们就要完蛋了。我们工人出头
，他们就入‘土’了。”

　　邓中夏的话，正说到工人的心坎上。工人们互相低声询问：“这位先生叫什
么名字？”

　　刘华站起来，向工人介绍：“这是我的老师，上海大学的教书先生邓中夏。
”刘华回身，在邓中夏写的“工”字下面，加了个“人”字，说：“你们看，‘
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个‘天’字，我们工人将来要做天下的主人。只要
大家团结起来，我们工人的力量大如天！”

　　从此，邓中夏经常来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讲课。一些老工人，至今还记得
邓中夏讲“剥削”这一课的动人情景。

　　邓中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剥削”两个大字，教工人读了两遍，就问大家
：“做一天工，有多少工钱？”

　　有的工人说一角多，有的说两角。有个工人不知道邓中夏为什么要问这个，
就说：“邓老师，工人做工，老板给工钱，从来是这样。工钱和剥削有什么关系
？”

　　邓中夏严肃地说：“工钱和剥削，有密切关系。工钱，不是老板‘给’工人
的，是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一种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哪里去了？”他扳起手指头，给工人算
起“剥削账”来：比如说，一个工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活，纺出十斤纱。按照市
面价格，十斤纱可以卖十块钱。除掉纺十斤纱花费的成本、机器折旧等六块钱外
，剩下的四块钱，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工人只能拿到两角钱。剩下的三块
八，全被老板装进腰包，这就叫剥削。

　　工人听了邓中夏讲的“剥削”课后，好像从梦中醒过来，恍然大悟：怪不得
，工人天天做工，累死累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老板却越来越富，工
厂越办越多。被剥削，这就是我们工人穷的根源。

　　沪西工友俱乐部不仅是工人读书、识字、娱乐的地方，而且是对工人进行马
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大课堂，是共产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场所。沪西工友俱乐
部的影响一天天扩大，要求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内外棉三厂、四厂、九
厂、日华、同兴等日本纱厂，都先后秘密成立了俱乐部部员小组。这个资本家开
办的几个纱厂，也陆续成立了俱乐部部员小组。短短的三个月中，沪西工友俱乐
部已经在十九个纱厂中建立了秘密组织，部员发展到近千人。

　　邓中夏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培养
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共产党在产业工人
中扎下了根。

（摘自史兵著《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二集），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