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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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在南京的战斗足迹

发布时间:2012-02-02 12:53:04      发布人: 孝行天下

邓中夏在南京的战斗足迹

闻慧斌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从中共二大至六大,他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在他革命初期就在南京一带活动,最后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梅庵、玄武湖、清凉山、燕子矶、瞻园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等地都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他短暂的一生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学少年

1894年,邓中夏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湖南宜章邓家湾村。1917年,他随父亲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中文系),1919年,在恩师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全国性进步社团。1920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建党问题。经李大钊的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让邓中夏陪同前往。

这时,与李大钊共同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的陈愚生,带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四川女子实业学校开除的秦德君,冒着滂沱的大雨,从武汉乘船来到上海。他们是应李大钊之约,赶赴上海,与邓中夏一道回北京。轮船刚一靠岸,有个穿西装的青年上船来。陈愚生老远就笑眯眯地向他招手直叫:“仲懈,仲懈,这里,在这里!”邓中夏看秦德君穿的是男装,齐耳的短发,以为是男孩子,就摸摸她的头,用浓厚的湖南话喊道:“小弟弟”。这个称呼以后一直都没有改变。

在上海一个星期后,邓中夏、陈愚生又带着秦德君一起来到南京,他们约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曹刍、陈启天等好多同志,以到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矶等地游玩的名义,商量如何去开7月份的北京年会。那时的邓中夏穿着雪白的衫衣,打着酱红色的领结,外面是笔挺的咖啡色西装,脚上穿着横条花袜,黑皮鞋擦得雪亮。健壮英俊的形象,给友人们留下了甜美的印象。

梅庵激辩

1920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陈愚生因事离开北京,由邓中夏代理主任,主持学会工作。他和李大钊想把学会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通过在学会章程中规定一个“主义”,来作为学会共同的政治信仰。他决定在南京开学会的第二次年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一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提议选举邓中夏为中共一大代表,但是为了筹备好南京年会,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1921714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在东南大学的梅庵如期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23名会员参加了会议,其中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恽代英、沈泽民、左舜生、陈启天、曹刍等。会上就学会的“宗旨主义问题及政治活动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在1日的大会发言中,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有明确的宗旨和共同的主义。他的发言得到了黄日葵、高君宇等同志的支持。但是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继续以学会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为由,反对学会在政治上信仰共同的主义,提倡“不要主义”。有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会员,也主张走资产阶级学者不问政治的道路。

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主张和驳斥右翼分子的谬论,在2日的会议上,邓中夏作了4次发言,明确地表示自己赞成共产主义学说。他指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就不会为反动阶级培养驯服的奴仆;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就不会创作仅能供富贵人玩赏的文学作品;从事实业活动的人,也不致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当有人提出实行一种主义,“学者定须分裂出会”,邓中夏立即回答:“苟于创建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会上辩论的非常激烈,“从午前九时半起,至晚八时止,仍相持不下。”南京年会虽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但有一部人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

争取民权

19227月,邓中夏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他利用北京政府吴佩孚等人假惺惺地提倡“保护劳工”的有利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劳动立法运动”。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废除北京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法”,邓中夏又和李大钊同志一道,联合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国会议员胡鄂公、王法勤等,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邓中夏参加了824在北京湖南会馆召开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邓中夏来到南京,领导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开展民权运动,成立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104日,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提出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的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等、教育独立等五项权利。并指出,民权运动除了向国会请愿宪法保障以外,还得要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1010,是中华民国建国十一周年纪念日。《民权》周刊专门出版了《双十节特刊》,邓中夏在特刊上发表了《我的一个提议》一文,呼吁全社会“趁国庆日,大家起来要求政府明令撤废‘治安警察法’”。当天上午,正当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举行国庆阅兵之际,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组织了万名学生手拿小旗,高呼“打倒军阀,要求民权”的口号,游行示威。学生还向市民散发传单,宣传民权。1024,《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南京民权运动宣言《民权运动之呼声》。最后,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北京政府国务院被迫将“治安警察法”“交内务部斟量修改”。以后,邓中夏经常到南京指导民权运动,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民权运动才被迫停止。

直言不讳

192011月,邓中夏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5月,邓中夏在广州出席了团的一大,因党中央已决定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就没有担任团中央的领导职务,但他一直关注着团的发展。当他发现团中央在施存统的领导下工作搞得不好、且有向党闹独立的错误倾向后,于192363,写信给施存统,坦率地指出,一年以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糟毋庸讳言”,领导者“应负相当责任”,“闻兄在京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这是非常“谬误荒唐”的,“望兄力改之”,同时也提出了六条改进建议。邓中夏对团中央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为了纠正施存统的错误,改变团组织的状况,党中央决定派邓中夏去参加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邓中夏既是上海大学的校务长,又是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长。为了能腾出一部分时间做团的工作,党中央同意他辞去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长的职务。

192382025日,在邓中夏同志的主持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东南大学的梅庵举行。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林育南、恽代英、夏曦等30余人出席了会议,南京代表谢远定参加会议。

这次大会审查了“一大”以来团中央的工作,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修改了团的《章程》和《组织法》,通过了《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以邓中夏为首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候补委员有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施存统因病当即向大会提出辞职,大会准其辞职,即由恽代英补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临时中央局,推选邓中夏为委员长,负责主持团的全面工作。

诲人不倦

19227月,邓中夏参加完中共“二大”后,就带着秦德君到南京去考大学。在火车上,秦德君担心自己基础不好,考不上大学,心里一急,就吃不下,也坐不宁,就在车上闹起病来了。邓中夏摸摸她的额头,用手巾擦干她额头上的冷汗,并给她喂凉开水,亲自剥水果给她吃。又安慰她说:“小弟弟,别担心,我有办法帮助你考上大学。”

    在邓中夏同志的帮助下,秦德君进了东南大学。她在校的那几年,虽然邓中夏为革命四处奔走,但经常到南京来找她,到台城、鸡鸣寺,及那清静而幽雅的梅庵去谈话。邓中夏经常检查她的学习,指导她看书报和杂志,训练她如何工作。在邓中夏的培养下,秦德君进步很快,1923年,在梅庵,邓中夏发展秦德君入党。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封闭了设在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并到处捉拿和通辑邓中夏。按照党的指示,邓中夏于19232月底,化装成商人,离开北京到上海。路过南京时,他下车去看望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东南大学教书的曹刍,他俩在清凉山的扫叶楼整整谈了一天,邓中夏鼓励曹刍坚决走革命的路。当谈到“二七”罢工失败时,邓中夏深情地说:“革命总是要流血的,只要我们再接再厉的干,中国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1925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变本加厉地摧残革命力量,有的同志献出了生命,这时秦德君也暴露了身份,随时都有遭反动军阀杀害的可能。邓中夏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后,把她喊到玄武湖边作了一次谈话。他对秦德君说:“小弟弟,我是你的保护者,在这样恐怖的工作环境里很危险,你已不能够再活动下去了。我不愿意而且也不忍心看着你给敌人抓去杀死,调你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去工作,好吧!”秦德君听说,回答说:“怕什么,阶级斗争,敌人当前,不是它死就是我死,一个人总要死一回,难道你就不怕危险么?”

邓中夏听了她的回答后,低下头去,凝望着那碧油油的湖水,很久都没有言语。然后,用手将她蓬松的头发往后一抹,泪潸潸地斜着头仰天吐了一口长气。这时,秦德君看到他英明的大眼角里涌出了圆圆滚滚的泪珠儿,从他那右鼻角下面的一颗肉痣上面流过,泪珠儿碰开花了,然后又从他那聪慧而又刚毅的嘴唇边流进了还没有钉好钮扣的工人服的领口里。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秦德君深深地体会到了邓中夏同志不仅有着一颗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同时为了同志的安全,他又有着一颗对同志万分关注的仁慈的心。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她们就分别了,以后再也没有相见。

血洒雨花

1933515晚,时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的邓中夏,到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工作时,不幸被捕。林素琴原来只是互济会的一名普通人员,在怀孕时丈夫被捕,她生孩子时难产,小孩被撕成八块才出了娘胎,林只休息了一个月就要求工作,这令邓中夏非常感动,任命她为援救部长。两人同时被捕后,邓中夏化名“施义”,在上海江苏第三高等法院接受庭审。他除了声明自己叫施义,是从湖南来上海访友、无故被捕外,还理直气壮地揭露法国巡捕房殴打他的暴行,要求验伤,弄得法官狼狈不堪。

后来敌人将林素琴“引渡”,由上海市公安局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审讯,她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成了可耻的叛徒,供出施义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曾在湘鄂西苏区任红二军团政委等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随即报告了蒋介石。当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时,欣喜若狂,随即下了密令,责成国民党有关部门,一定要把邓中夏“引渡”到国民党军法机关处理。

95,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最后一次提审施义,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作出将该案移交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定”,先关押在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敌人偷偷地将邓中夏等7人解往南京。关押在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住在11号监。

狱中难友没想到领袖人物邓中夏会被捕,既吃惊,又叹息,他们就请中夏谈谈被捕的情况。有位小罗难友说:“我很早就听说过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中夏听后笑了笑,说:“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邓中夏又反过来问他们:“看见罗登贤同志没有?”难友郑绍文回答道:“见到的,不久前,登贤同志已到雨花台去了。”中夏点点头说:“很好,我们是老朋友,终会是一路的。”

在狱中,同志们都很关心邓中夏的政治态度。他听到后,非常严肃和激动,从床上跳了起来,郑重地对他们说:“同志们这个问题提得好!一个革命领导者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这种豪迈的气慨,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一角、两角、三角、四角的赠款,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他们都知道,留给邓中夏的时间不多了。他们都希望这位为中国革命奉献了毕生的领导人,吃了一辈子苦的英雄,在生命的尽头能少吃点苦少受点罪,过几天好日子。邓中夏非常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毫不谦逊地接受了每一个同志的敬意,然后他又把这些钱用于那些急需帮助的同志。

关押在宪兵司令部里,在南京的革命活动一一映入邓中夏的脑海中:第一次来南京是1920年的春天,他与陈愚生、秦德君去北京途中,在南京约了曹刍、陈启生等人,一起游玩玄武湖、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矶等名胜;1921年在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时,与左舜生等人争论得面红耳赤;1922年将秦德君介绍入东南大学,并在梅庵的花园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天指导团组织开展民权运动;1923年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与陈愚生促膝谈心……如今,就要与他们永别了。思绪万千,他提起笔来,给党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

两天后,1933921日,邓中夏被敌人杀害在雨花台。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这里兴建烈士陵园,邓中夏的斗争事迹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展出!

 

作者单位: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馆长

联系电话:(02552411901手机13705174579

地址:南京市雨花路215

邮编:2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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