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器-为科学事业公而忘私
1944年夏，日寇把魔爪伸向广西，物理研究所被迫经贵州迁往四川。陈宗器负责该研究所职工、家属、仪器设备。图书等抢运和疏散。沿黔桂路经贵阳再到重庆。职工及家属几经换车到达贵阳，但运输仪器设备及图书的火车被扔在金城江(今河池)，虽经多方设法借到数辆汽车，火速抢运，终因抢运不及，被迫把部分仪器设备及图书炸毁，大部分物资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四川重庆。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办事处的领导人逃往台湾，陈宗器被各研究所公推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他不顾一切困难挺身而出，联络中央研究院沪、宁各所抵制国民党胁迫迁往台湾的企图。当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为躲避国民党要他去台湾，而从杭州来到上海，陈宗器安排竺可桢在岳阳路中央研究院躲藏。在此期间，成立应变会，陈宗器奔波于长宁路和岳阳路(中央研究院在沪的两个主要地点)负责并组织职工和家属日夜巡逻;解放前几天，还安排职工、家属躲进较坚固的大楼内，以防止流弹伤害。同时还积极参加上海各大学联谊会，共同商讨如何迎接解放。
中国科学院刚筹建时，陈宗器于1952年1月兼任办公厅副主任，主管基建、器材、总务等处工作。1955年底办公厅改组，兼任管理局局长。他工作非常繁忙，由于劳累，1953年初左眼视网膜脱落，在病中仍不忘院里的工作，眼病未能治愈，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1956年，陈宗器辞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回地球物理研究所参与所的领导工作和地磁研究室的工作。积极为全国地磁台网的建设及地磁工作人员的培养和为组织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等忘我的工作。
1958年，陈宗器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在协和医院为他切除了胃癌，只休息了半年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59年，他癌症复发，在病榻上仍不忘所里的工作，几次商及贾普曼(Chapman)和巴特尔士(Bartels)合着的《地磁学》一书翻译的进展。病中除了自己仍坚持阅读有关地球物理学的最新文献外，还认真审改学生的论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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