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将军作为中国受降代表，登上密苏里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
徐永昌出身晋系，抗战期间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参谋戎机；后获授陆军一级上将。与蒋介石相似，徐也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徐位处政治要津，政治立场亦颇持平，故其日记，对观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性格面相，深有助益。
譬如，徐永昌记何应钦：“何敬之平日办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琐事，每晚往来于说电话亦费一二小时，又随时阅看文件，（不尽紧要。）说话、听话都在匆匆，蒋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乃竟如此。”何在抗战期间长期执掌军政部，徐、何因工作关系来往密切。由此观之，抗战期间军政部屡受前线部队诟病，非为无因，亦非纯因派系矛盾，何的处事习惯，也颇致命。
再如，徐永昌记阎锡山：“常感到一种主张，请阎先生做，渠总是怀疑，甚而至于反驳不已，过若干时日，阎先生自将此种主张提出询余意见，此时只要答以甚好，即便施行。”②此种性格特征，近现代政治人物中所在多有，“林彪笔记”中亦有载述。
再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居于溪口，徐永昌亦奉召至此，彼此有颇多近距离交流。据徐日记，张由戴笠陪同，初至溪口时，“意气至豪，在渠以为极周至、极爱国，事实上则大都非是，今仍不悟。”徐对张的评价是：“思想幼稚”、“极易受环境支配，亦可以说是浮躁、无定见，苦哉。”但亦肯定张“富感情，爱国心浓厚”，惟认为此种“不愿准备、不稍忍耐，希冀一战胜人”的爱国心，“正如打吗啡以求身体健壮者”，只会“重招耻辱”。就杨虎城、张学良二人比较，徐的判断是“张躁杨私”。徐并记录：杨虎城要求西安事变善后条件之一，乃“陕变经用六百万准报销”，张学良在溪口称：“由事变起截至渠离西安两星期间，用款不过二十余万。”③
余者，如刘湘在西安事变爆发时，有援张举动，中央人员之在川者俱遭监视，徐评价称：“刘湘人妖哉！”④读鲁迅文章，徐评价称：“笔名鲁迅者做小说，颇能煽惑青年，其居心不忠厚，愤慨出于忌妒，伎俩在无中生有。使其人通显，亦不能优于汪精卫、陈公博。”⑤此类观点，今人反观，亦可见仁见智。…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将军作为中国受降代表，登上密苏里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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