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出版的一些资料中，基本上都标明沈之岳的第一个学历是“陆军军官学校”(即俗称的黄埔军校，持此说的有崔之清的《当代台湾人物辞典》、余克礼等编的《中国国民党全书》)，但均未提及他是哪年入校的，不过也有白纸黑字的写着“沈之岳(1914.2.18-)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交通科毕业”(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第627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沈之岳第一次调到调查局之前，他始终是军人，而且还有少将军衔，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人，“陆军军官学校”的资历是绝对不会在履历中漏掉的，但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登记的资料中，仅见的两个学历却没有陆军军官学校字样，这让我有理由怀疑沈之岳是不是黄埔出身。

　　黄埔军校第八期在黄埔历史上是很特别的一期，因为从这一期开始，黄埔才开始确定三年的学制，该期学生是从1930年5月开始招收的，1932年3月武汉分校第八期学生并入南京总校后分两个总队（武汉分校学生为第二总队），到1933年5月20日第一总队学生毕业，计305人，当年11月25日第二总队学生毕业，计1240人。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由湖南省档案馆校编的《黄埔军校同学录》，详细收录了该校前二十三期的学员及教职员名单，我仔细翻检了一遍第八期的全部名单，没有看到沈之岳的名字，转念一想，沈之岳既然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也许“沈之岳”之名只是一个化名，毕竟他还曾用过沈辉、李国栋等多个化名，就读军校时是不是用的是本名呢？于是我又从头查起，这次用的线索是他“浙江仙居”的籍贯，不过该期1000多名学生中竟然没有仙居人士。线索就此中断，但我还是不死心，根据某些材料上对沈之岳籍贯的另一说法“浙江金华”，又去查对了一遍，结果只是找到叫“张中一”和“李俊峰”的两人符合条件，而核对年龄，这两人又都不符合条件。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沈之岳应该不是黄埔出身的。之所以在众多资料中都记载他是黄埔毕业的，只能说是相互传抄、以讹传讹。那么，沈之岳自己所述的“中央警官学校(警政、六)”的学历又该怎么解释呢？马振犊所著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有这样的表述“沈之岳是浙江人，早年在杭州读中学，后在戴笠主持的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时即加入了国民党。1932年，他经大特务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的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活动。”(见该书第376页，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标榜是作者“在广泛搜集了国内外档案馆所保藏的开放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悉心写成的一部关于中统与军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专著”，但仅从上面这段不长的关于沈之岳的记载来看，就有一些问题，1932年的时候，叶翔之根本就不是特务，叶翔之加入军统是在1939年由其妻兄李崇诗介绍的，他怎么能在1932年介绍沈之岳做了特务的呢？再者，1932年戴笠的特务组织也不是军委会特务处，而是力行社特务处。

　　沈之岳曾经在浙江警官学校读过书是事实，但他把学历写成“中央警官学校”却不是笔误或攀龙附凤，而是因为浙江警官学校于1937年并入了中央警官学校，原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获得相应的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历。至于沈之岳曾经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作职业学生特务的经历，某些材料里还说沈之岳是先在上海读大学(有说是在复旦大学)，得到戴笠赏识后加入了特务组织，这算起来不能算是学历，否则沈之岳也不会不在履历中提及的。

 

　　而沈之岳人生最大的传奇就是他打入延安的经历，关于这段经历已经有很多人做过考证，但除了证明沈之岳不是萧致平带到延安的，别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王芳回忆录》或是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所述基本差不多。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主要是以他的抗大学员身份进行的。某些资料上说是沈之岳入的是抗大二期，用的是化名“沈辉”，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查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录，却查不到抗大的同学录，所以也无法查证，仅能知道的是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的，到当年11月学员毕业，如果沈之岳真是入读的抗大二期，那么他一定是1937年到的延安(某些材料上说是1938年)。

　　至于后来沈之岳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陆军参谋大学”、“国防大学”、“国防研究院”等机构受训的经历，只能算是在职培训，学历是算不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