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杨善洲和 张玉珍 结婚
2010年9月27日,我们来到了杨善洲老书记的老家——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大柳水地处大山腹地,奔涌的清泉伴着阵阵蝉鸣,在空谷中回响,水泥路上不时驶过满载玉米棒子的牛车,“吱咯吱咯”的车轮声,像交响乐中偶尔露出的颤音。蓊蓊郁郁的浓荫下散落着一座座农家小院,杨善洲的妻子张玉珍老人就在这样普通的院落中静静地守候着日落日出,月缺月圆,也在等待老伴稀罕的吆喝声从大门外传进来。
“他回来就凭他回来,他要去就凭他去,他回来歇一夜就走,什么事都随着他。”提起杨善洲,与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张玉珍老人脸上有自豪,有伤感,也有些许无奈。
1950年,姚关区河尾村22岁的民兵队长杨善洲和旧城乡松坡寨子21岁的张玉珍姑娘结婚了。因为当时“共革盟”四处作乱,婚礼只能悄悄进行,没有鼓乐,没有彩礼,没有酒席,没有新衣服,甚至连女方的父母都不在场。婚后不久,杨善洲——这个佃户出身,当过9年石匠的干部,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为官30余载,他把全部的心血和热情都用在了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上,回家的时间极少。春华秋实,一对俊朗青年变成了拄着拄棍的老倌老奶,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十天。
杨善洲共有三个女儿。母亲年纪大了,女儿又小,62年来,张玉珍一直默默承载起家庭的全部重担。因为家庭贫困,大女儿杨会菊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务农,张玉珍在生产队食堂煮饭,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挑水干活。然后就从食堂分点洋芋掺饭养活一家人。生活是饱一顿饥一顿,常常是一个洋芋在婆婆、媳妇、女儿的碗里转了半天,最后几个人又分着吃。
二女儿杨会兰和小女儿杨会琴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供女儿读书,张玉珍利用农忙之余,到山上摘鸡嗉子果儿(一种野果子,可以吃)、砍竹子做奋箕(一种挑东西的农具)手、扎竹扫把。每到姚关赶集天,她就背一篮野果、挑一担奋箕手,寨子里要好的姐妹帮她扛着扫把,走上两个半小时的路程去赶集。野果子两分钱一碗,每对奋箕手可卖0.15—0.2元,每把扫把可卖0.1元。张玉珍手巧,奋箕手、扫把做得好,摘的野果子新鲜,常常比别人的多卖几角钱。但也有雨天路滑,赶集人少,货物卖不出去的时候,为给女儿凑2元钱的伙食费要跑上好几户人家。
“他不回来招呼家,我婆婆去世时有89岁,要带小姑。三个女儿都是我一手拉扯大,那日子才叫艰难!”张玉珍老人淡淡地说,似在讲述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和事。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如今,他的妻子仍是农业人口,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他的大女儿杨会菊年近花甲,仍在家务农;二女儿杨会兰在本地当小学教师,三女儿杨会芹是保山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
许多有关杨善洲为官为民的“民谣”在当地广为传唱:“施甸有个杨老当(因文革期间被定为“当权派”,群众都习惯这样称呼他),为官清正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回家又钻山沟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