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将被捕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之弟杨树田(杨佐青化名)营救出狱

   那是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李时雨北平大学的同学、中共秘密党员范纪曼来军法处找李时雨，说他的两位同志李一鸣和杨树田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要李时雨和他一起趁时局混乱之机把那两位同志营救出来。此后的一天，当李时雨和范纪曼都穿着少将军衔的军服，同乘李时雨的汽车来到提篮桥监狱后，李时雨指着范纪曼对典狱长说，这是从重庆来的范高参，他是专为接李一鸣和杨树田而来的，并说接人之事是与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会同办理的，要求典狱长照办。当典狱长说李一鸣已被日本人要去了后，李时雨就说：那就接杨树田一人吧。当杨树田被带出来后，范纪曼抢上前去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就在两人要把杨树田带走时，典狱长提出了要范纪曼在提人收条上签字的要求。因为急于要把杨树田领出监狱，李时雨就替范纪曼在提人收条上签了字。签字后，典狱长就像送客人一样送李时雨等出了监狱。

1945年8月26日，李时雨以前认识的律师、真实身份为军统特务的余祥琴由浙江来到上海，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并说“你如能将警察局的人员拉一些给我工作”，他可以帮李时雨加入军统，就这样，在余祥琴的“周旋”下，李时雨“打进”了军统。开始是在余祥琴的“沪郊指挥部”，随余祥琴参加逮捕、审讯汉奸的工作。在余祥琴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后，李时雨被余祥琴推荐担任第二站第二组组长。第二组是专门为军统搜集情报的，这是李时雨不情愿干的事情，所以军统上海区曾几次指责李时雨这个组的工作没有成绩，并对李时雨进行了秘密审查和侦察。

1946年3月，当张执一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要逮捕李时雨的情报后，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出上海，到东北去找陶铸接关系。同年9月17日，已经买了18日去北平飞机票的李时雨，被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刘方雄下令逮捕。李时雨在南市车站路军统看守所被关了3天后，才被提出审讯。由于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就用毒打、压杠子、灌凉水等严刑拷问了他两夜。李时雨被军统关押了3个多月后，由于未侦察出“异党”罪行，加上外边的同志和朋友托人疏通，到12月，李时雨的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时雨也被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后由被军统控制的上海法院判处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迫于财经困窘，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李时雨就是在1949年2月国民党宣布释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监犯后被释放的。他出狱后,很快就与张执一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同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上层人士频繁接触外，还来往于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宣传我党政策，婉转正告他们要保护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如遭破坏须负全部责任。虽然李时雨的工作大有进展，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时任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的军统特务毛森就曾派人盯过李时雨的梢。张执一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立即决定李时雨撤出上海，并很快派人给李时雨送来接关系的信件和路费。

1949年4月初，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和孙静云由上海乘飞机到达香港后，与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接上了关系。几天后，李时雨带着万景光交给的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资料，乘坐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面交童小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等职），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随后，李时雨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孙静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