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及深思
四、结论及深思
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中，面对成纵队而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北洋海军选取了夹缝雁行阵，意图以当时世界海军界普遍推崇的主流战术——乱战战术，多点突破日本舰队，将战局引入对己方有利的近距离混战。然而，受己方舰只舰龄老，航速慢的制约，北洋海军未能在最佳的阵位和时段贴近日本联合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则发挥航速高，机动力突出的优势，始终保持与北洋海军的间距，避免进入乱战，拖着北洋海军进行有利于日本舰队的中距离火炮对射。最终，北洋海军陷入欲攻不得，欲守而所采又不是守势阵型，火力密度也弱于日军的境地，在海战中战败。
对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阵型问题的探讨，以往一些学者由于不了解那个时代世界海军技、战术发展的整体背景，并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北洋海军阵型的组成意义，没能很好的把握住战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局部信息。而只是将一些枝节的，对阵型本身意义不大的细节，放大为这场海战北洋海军阵型战术失利的原因，在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海战解析中，对大东沟海战产生了很多误读。
重新审视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所采的阵型，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胜负话题后，会发现一个更值得今人关注的问题，即中日两国近代海军的战术教育和研究。
中国于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围绕国防自强的命题，开始着手学习西方，建设近代化海军。期间在海军人才育成方面，先后开办有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等，造就了近代早期的一大批海军人才。不过，在这一成就背后，鲜为人注意的是，无论是上述国内海军学校，还是派学生出洋留学，都仅仅局限在以能学会舰船驾驶和武备操作本身为最高目的，缺乏舰队指挥人才、战术参谋人才培育的考虑。以阵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编队教育、阵型教育，只是停留在照本宣科式的学习层面，根本没有上升到研究、开拓性的程度。
学堂之外的近代化海军内部，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研究、开拓型的海军阵型、战术训练，甚至舰队的适战编组训练都很薄弱。早在1874年7月26日，为筹备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就看出福建船政水师军舰缺乏编组训练，仅仅停留在各自为政的程度，于是与海关洽商，借调海关军舰“凌风”，帮助训练船政水师的“合操阵式”。[120]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后，应清政府要求北洋水师派出“超勇”、“扬威”南下时，也因各舰管带军官“皆由学堂出身，嗣又出洋学习，熟谙泰西兵船规法，操练颇为整齐，第阅历战事尚少，未可以当一面，”而派德国军官式百龄（Sibelin）统领前往。[121]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再度应聘为北洋海军总查，主要负责北洋海军的业务训练，对北洋海军的阵型编组教育影响极大。[122]然而琅威理来华前，在英国海军中只是一名低阶军官，借着驾驶中国订购的蚊子船交货而被李鸿章等赏识，才在英国海军中渐有声名。作为一名低阶军官，甚至都没有当过铁甲舰舰长经历的琅威理，来华之前其对近代海军阵型战术的研究功底如何，是否掌握舰队指挥的知识，让人起疑。从其来华后的活动看，其主要工作实际是按照英国海军的教规照本宣科，帮助整肃、建立北洋海军的纪律秩序，以及按照英国海军的阵型条例进行教授。即，琅威理自己本身并不是战术专家，甚至来华前都没有指挥过高级军舰的经历，更不用说指挥一支舰队，他所能教给北洋海军的，仅局限于他自己所获得的知识，而他所获的知识又局限于那个时代英国海军普遍盛行，引为主流的知识，到了甲午战争后，琅威理向清政府献重建海军之策时，也根本没有涉及加强战术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琅威理在北洋海军中，只是一味按照既有的操典强化训练各种阵型演化，尤其强调练习夹缝雁行阵，并将其定为北洋海军接敌时的不二法则。而北洋海军的战术规章《船阵图说》，也属于十分僵硬教条的规范，只是简单罗列各种阵型的变化方法，“是书凡列阵法，均属分图”，[123]而对其运用、延伸变化，则很少提及。
与中国相比，日本建设近代化海军过程中对战术研究特别重视的情况非常引人注意。日本明治初年，定下向英国学习，建设近代化海军的目标后，以顾问团的形式，大量聘请英国海军人员赴日辅导，初期也是以炮术、轮机、船艺等急迫的现实技术人才为主。[124]
1876年，日本聘请的英国海军中校L.P.Willan在进行炮术教习的同时，其有关海军战术的著作被日本海军翻译为《舰队运动指引》、《海军兵法要略》、《舰内兵员部署法》，奠定了日本海军战术的理论基础。[125]
1887年，日本海军驾驶、武器、轮机等基础业务教育已经成熟后，出人意料地聘请了英国海军战术专家John Ingles赴日，专门教授海军战术。考虑到琅威理只是照搬英国海军的教程进行讲授的职业军官，而John Ingles则属于创造海军战术教程的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实际上可以认为日本聘请了琅威理的“老师”。
John Ingles赴日时，正值海军技术领域“新学派”出现的时代，针对过去强调船头大炮，忽视舷侧火炮的思潮，“新学派”在造舰领域主要体现为舷侧炮的回归，重新重视军舰的舷侧火力。John Ingles的战术理论，恰恰就是建立在这种变化基础上的，在其教授的内容中，十分“叛逆”地对主流的乱战战术提出了挑战，认为在乱战战术思潮下被忽视的纵队阵型有其独特的价值，“单纵阵是对敌阵实施贯穿攻击的最简单阵型”，主张重新重视古老的纵队阵型。并用大量篇幅，就纵队如何破解乱战战术，进行反复推演讲解，其中一些推演阵型，几乎就是黄海大东沟海战的预演。[126]（参见附图十四）相比起琅威理只求舰队能够做好阵型变化的照搬操典式的教学，John Ingles更注重启发式教学，不断枚举各种经典战例，讲解各种阵型间的对抗、推演，并把最新的战术思潮贯注给了日本海军。
在John Ingles教学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一局课员岛村速雄中尉翻译了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两部海军战术经典。以翻译海军战术经典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岛村速雄迅速成长为日本海军自己的战术专家，并提出了自我的一套战术理论。其尤其强调战术实践演练的重要性，在其推动下，日本海军内于1887年成立了“战斗方法取调委员会”，调用海军的舰只，进行各种具有战术验证性的演习。[127]黄海大东沟海战前，任常备舰队参谋的岛村速雄根据日本海军的装备特点，和舰员训练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深受John Ingles影响的战术策略，即无论何时都应采用编队简单的纵队阵型的主张，基于纵队阵型的战术成为日本联合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战术灵魂。
图十四、John Ingles讲授的以纵队破解夹缝雁行阵的一则范例。[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下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97页。
对比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在战术领域的作为，高下立判。北洋海军采用的以讲求舰首方向火力的军舰为装备基础，代表着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海军战术主流的乱战战术，固然在那个时代是克制以相近装备为基础的纵队阵型的优良战术。但在世界海军“新学派”风潮的影响下，日本联合舰队采用的以讲求舷侧方向火力军舰为装备基础，代表着19世纪后期世界最新海军技术、战术发展方向的纵队战术，更是试图克制以往乱战战术的新招。从这一意义来说，黄海大东沟海战就是一次世界海军战术换代的检验。对乱战战术已经遭到新理论挑战，海战爆发前，日本海军已经有所预知，而北洋海军对此显得懵懂无知，或即使有知，但受限于适应乱战战术的舰船装备，根本没有更改的可能，这种教训是值得后人为之深思的。
[1] 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
[3]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0页，注1。
[4] [日]《世界の舰船》杂志1965年9月刊，登载有一篇名为“日清战争黄海海战の今日の回顾”文章，作者称“今笔者の手许に《船阵图说》と题すゐ一册の书物がぁゐ。‘天津水师学堂’すなわち天津海军学校といぅ印が押してぁゐ。洋式でなく昔の中国风の体裁で汉文，图解入りの本でぁゐ。てれな一部分烧け焦げがぁつて，日清战争当时の战利品と推定さゎてぃゐ。”《世界の舰船》，1965年9月刊，第39页。
[5]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5、1259、1260页。
[6]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5－1258页。
[7] “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一），1894年9月17日的海上会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8] “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二），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9] 日本聘请John Ingles、《海军战术讲义录》成书及其影响等，参见[日]筱原宏，《日本海军ぉ雇ぃ外人》，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193－199页。
[10]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上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84页。
[11]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上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62页。
[12]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上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90－91页。后翼单梯阵是指单梯阵呈现两翼向后展开的形态，即“人”字形。此外，还有两翼向前展开的“V”字形前翼单梯阵。
[13]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CO LTD 1929，P.48.
[14]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P.593－594.译文见，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15] 卢毓英，《卢氏杂记》，手稿影印本。
[16]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清国俘虏‘福龙’艇管带都司蔡廷干在广岛尾长村瑞泉寺的口述”，日文底稿影印件。
[17] 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清国盛京省大孤山冲战况”，[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18] 1894年9月20日，“比睿”报告，“大孤山冲战斗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二。
[19] 1894年10月11日，“九月十七日第一游击队战斗”，[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二。
[20] 1894年9月19日“吉野”报告，“大孤山冲战斗详报”，[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
[21] 1894年9月28日，“秋津洲”报告，“战斗报告（黄海大孤山冲战斗）”，[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
[22] 1894年9月20日，“浪速”报告，“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
[23] 《冤海述闻》刊载于《普天忠愤集》时，作者被列为无名氏。见《普天忠愤集》影印本，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冤海述闻》的方伯谦后裔藏抄本上，同样没有列作者名。仅在文中有一处自称冤海述闻客。
[24] 关于《冤海述闻》作者的推论见：孙克复，“甲午战争史杂考（一）——《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实》考略，《甲午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辽宁大学历史系，1984年编印。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75页。
[25] 《字林西报》，1894年10月6日版。内有丰岛海战“济远”发炮打飞日本提督和官员等内容。
[26]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27]《北洋海军章程》第十二款《简阅》，影印本。
[28] 详见：王记华，“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考”，载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6年第4期。
[29]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戚其章先生最早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认为陈天德是《冤海述闻》作者，理由是“当天曾值两次更，与此事关系最大”，而后来被他指认为是《冤海述闻》作者的何广成（当时戚文错写为何于成）当时则被排除可能性，理由是“至于大管轮守备何于[广]成，只是在海战打响前值更一个多小时，随后即进入舱内工作，与海战没有直接关系，对此事比较超脱，也不可能来写《冤海述闻》”。见，戚其章，“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02页。但是在新著《走近甲午》中，戚其章先生又推论，“杨[陈]天德年轻资浅，仅充船械三副，似不大可能出面撰文为方伯谦鸣冤。”“《冤海述闻》的作者除何广成外，别无他人。”
[30]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31] [日]“宣誓放还在刘公岛清国海陆军职员表”影印件。
[32] [日]“宣誓放还在刘公岛清国海陆军职员表”影印件。
[33] 《冤海述闻》，方氏后裔藏抄本。
[34]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35]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7－1250页。
[36]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上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5－16页。
[37] 《瀛环志略·航海琐记》，缩微中心，2000年版，第347页。
[38] 杨志本、许华，“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论述”，《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39]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页。
[40]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41]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1页。笔者在著作《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对该条文字也存在误读，错误将北洋海军黄海海战接战阵型理解为犄角雁行阵。这一错误，有待在修订本中加以更正。
[42] 岛村速雄编译《海军战术一斑》的情况，见[日]筱原宏，《日本海军ぉ雇ぃ外人》，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206－210页。
[43]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5页。
[44]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45] 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六题·五、英国驻远东舰队总司令观战黄海证谬”，载于《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六卷二期。该文揭示了流传广泛的一则错误传闻，即所谓斐理曼特尔或英国海军在黄海海战现场观战一事，根本是子虚乌有的讹传。
[46] [日]《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东京水交社藏版，第31－32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7，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00页。
[48]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0页。
[49] 《水浒传》第九十一回，转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9页，“犄角”条目。
[50]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51] 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呈现出了一种两两编组的态势，无论是日军目击，还是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均留下这种深刻印象。1894年9月22日，在由李鸿章转呈的海战报告中，丁汝昌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海战，而是非常特别地以军舰组合为单位进行报告。这份报告里就出现了“超勇”、“扬威”；“定远”、“镇远”；“经远”、“致远”；“济远”、“广甲”；“来远”、“靖远”的组合方法。见《李鸿章全集》电稿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2页。
[52] 锚泊、起始状态的阵型对海战所起因素较小，也非本文探讨的主要话题，因而论说从略。对这种阵型的判断，与本文持相近意见的还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7页。该书认为起始队形是以二舰组合为单位的五叠横队，笔者认为同样也具有以二舰为单位的夹缝鱼贯阵的可能。
[53] Robert Gardiner、Brian Lavery，The Line of Battle，Conway Maritime Press，1992，P.181－183.
[54] 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战列线战术”条。
[55]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下卷，“第一 帆走船战斗例及结论”，明治二十七年版，第1－5页、16－20页。
[56] “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是海战史上的经典战例，西方几乎各种涉及海战史的书籍都会提及此战。如Robert Gardiner、Brian Lavery，The Line of Battle，Conway Maritime Press，1992，P.184－185.Richard Humble，Naval Wareare，Time Warner Books，2002，P.104－106.[美]托马斯·本菲尔德·哈博特，《简明世界战史词典》，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阿申特岛海战”条。[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55页。但是国内编着的《世界海战大全》（赵振愚主编，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却遗漏了该战。
[57]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本，卷十，第14页。
[58] 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舰艇机动战术”条。
[59] 其显著例子见，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根据《海军大辞典》“机动战术”条中出现的“以纵列战斗队形穿插分割敌方舰队的战斗队形”一句，想当然地认为只有纵队阵型才能使用机动战术。见该书第99页，称舷炮战术、战列线战术和机动战术“上述三种海军战术均采用纵队队形作战。”
[60] Gregory Fremont－Barnes，Trafalgar 1805－Nelson’s Crowning Victory，Osprey Publishing Ltd，2005.
[61] Richard Humble，Naval Wareare，Time Warner Books，2002，P.166－167.
[62]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63] 译自[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80页。
[64] “‘超勇’级撞击巡洋舰”，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65] 译自[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72－73页。
[66]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9页。
[67]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11页。
[68] Thomas Allnutt Brassey，The Naval Annual 1895，P.110.日文译本见：“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二），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69]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5页。
[70]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上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4－26页。类似道理在John Ingles著作中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
[71] [日]《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海军参谋部，明治二十三年版，第52页。
[72] 原文见：“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二），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73] 关于大东沟海战开始的时间以及“定远”射击时的距离，很多资料记载存在差别。日方资料大致认为“定远”开炮时间是中午12时50分，但对射击距离的指认有5000米、6000米等多种说法。而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显示，“定远”开火的时间是在中午12时30分，敌我距离5200米。本处暂用传统说法。
[74] 详见1894年9月19日“赤城”代理舰长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明治廿七年九月十七日盛京省大孤山泊地南方战斗记事”，[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1894年9月20日，“比睿”报告，“大孤山冲战斗报告”；廿七年九月廿二日，军舰“扶桑”报告，“九月十七日大洋河口大鹿岛冲战斗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二。
[75] 译自：“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中的清国盛京省大孤山之战”，“大海报第九号”，[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76]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77]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本，卷十，第13、14页。
[78] 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类似的指责实际首见于许华、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44页，苏小东的观点与此雷同。
[79]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80]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81] Richard Humble，Naval Wareare，Time Warner Books，2002，P.167. http://www.biographybase.com/biography/Garibaldi_Giuseppi.html 2009
[82] 廿七年九月廿五日，军舰“松岛”报告，“明治廿七年九月十七日大羊河冲战斗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83] [英]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84]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
[85]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86] 苏小东，《甲午海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相同的意见还有许华、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87] 日本大本营战时情报，“清国舰队阵型”，采自1894年10月11日西文报刊。
[88] 以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的经验来批评1894年北洋海军黄海海战阵型的论点，见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内称如果丁汝昌采用类似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的T字战法，“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
[89] 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90]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54页。
[91] 苏小东，《甲午海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92] 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93] Richard N J Wright，the Chinese Steam Navy 1862－1945，Chatham Publishing London 2000，P.49.
[94]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54页。
[95] 苏小东，《甲午海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96]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本，卷一，第14页。
[97] 北洋海军参战各舰的火炮数量参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附表“北洋海军主要舰艇性能参数一览表”。
[98]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99] “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一），1894年9月17日的海上会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100] 廿七年九月廿五日，军舰“松岛”报告，“明治廿七年九月十七日大羊[洋]河冲战斗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101] 1894年9月19日“吉野”报告，“大孤山冲战斗详报”，[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
[102] 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采用苦味酸炮弹的情况，参见：陈悦，《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6页。
[103] 详见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1年版。
[104] “致龚鲁卿”，《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105] 1893年9月19日丁汝昌在与天津机器局的通信中，提到曾要求“三舰四快船请造备换锅炉”，但天津机器局“议拟宽展年限”。见“复李勉林”，《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106] “海军部请购配舰艇锅炉水管呈文”，《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199页。
[107] “益闻录，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108] “申报，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5页。
[109] “致张燕谋”，《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110] “申报，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5页。
[111] “复张燕谋”，《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112] 汉纳根报告称，北洋海军接到大东沟护航的命令后，于9月12日从威海出发。“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一），1894年9月17日的海上会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113] “致张燕谋”，《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114] “直隶开平煤矿年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68页。
[115] “捷报，1894年4月6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62页。
[116] [日]海军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日清战役舰艇机关大要》，第八章，“从军舰船艇机关表”。
[117] 1894年9月19日“吉野”报告，“大孤山冲战斗详报”，[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三。
[118] [日]海军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日清战役舰艇机关大要》，第八章，“从军舰船艇机关表”。 “松岛”、“严岛”、“桥立”的动力设计缺陷见，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清华学报》（新竹），新二十四卷第三期。“千代田”的动力设计缺陷见，欧阳欣，“奇特的英法混血儿——日本海军‘千代田’号小型装甲巡洋舰”，《现代舰船》杂志，2007年5月B刊。
[119]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10页。
[120] 沈葆桢，“续行兴造轮船片”，《船政奏议汇编》，卷十。
[121] “派船援闽拟用洋将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
[122] [日]海军参谋部，《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明治二十三年版，第42页。
[123]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1页。
[124] [日]筱原宏，《日本海军ぉ雇ぃ外人》，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166－167页。
[125] [日]筱原宏，《日本海军ぉ雇ぃ外人》，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200－201页。
[126]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下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86－100页。
[127] [日]筱原宏，《日本海军ぉ雇ぃ外人》，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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