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北洋人(3)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东邻强国日本妨碍他执行任务。他企图排除这种妨碍，是理所当然的。陆奥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评价：“……袁世凯乃年壮气锐之徒，热望排除日本之妨碍，并非无理者也。”  
　　袁世凯对自己的立场、任务认识得很充分，但对日本却缺乏了解，而且未能觉察到这种缺乏，以致酿成悲剧。关于日本国情，袁世凯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袁世凯本人到日本短暂访问过，但头脑中的印象也基本来自驻日公使馆。  
　　笔者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当然，这些老一辈华侨也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根本不把华侨放在眼里。神户、横滨、长崎等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中国不是条约国，没有侨民居住地，他们同普通日本人杂居，整日厮混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实情，他们确有切身体会。然而，从祖国来的公使馆官员们都不从华侨这里吸取宝贵经验。  
　　封建中国有极端的“官尊民卑”习俗，而清廷官员对华侨更有一种偏见：抛弃祖国，逃到外国的不可信赖之辈。把华侨的谈话、意见作为参考，清末的官僚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后来，孙文等曾被清廷视为叛逆的革命家们，在日本开始了秘密活动，所有的华侨都成为热心支持者。孙文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在东京的公使馆，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实现立宪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里，认为是朝廷实权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宪会使政府的领导权力削弱，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于是，有人认为日本治安有问题。内阁中有长州阀、萨摩阀之争，政界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萨摩阀里又分为改革党、调和派、岛津党三派，报界把他们的丑闻逸事大加宣扬。“照这样下去，日本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统一！”只要读报，就会有这种感觉。清公使便把这种感触传达给本国，本国再转告朝鲜的袁世凯。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正像陆奥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图是既然无法确保朝鲜为属邦，哪怕在名义上维持一下宗主国的体面也行。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①、南掌①、苏禄、廓尔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国。不仅朝鲜，以琉球为首的其他属国也没有让清廷驻军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册封使，不直接干预统治之事。所谓宗主国，本来是空有其名。接受册封后才允许与中国通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东亚方式吧。到了19世纪，带有西欧式国家观念的列强侵入亚洲，问题就麻烦了。  
　　现在哪怕是仅仅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的任务是把已经难以维持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尽可能地延长，再延长。  
　　派朴定阳去美国时，朝鲜政府曾向袁世凯保证“递交国书之后立即归国”，这才取得“全权”头衔。然而，朴定阳于1887年11月到达华盛顿，递交国书之后迟迟不归。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朝鲜的独立自主，朴定阳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华盛顿待下去。与之相反，为了强调对朝鲜的宗主权，必须尽快让朴定阳归国，这是袁世凯的任务。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是美国方面一再挽留。”朝鲜当局这样推脱。  
　　“挽留也时间太长了，究竟办些什么事？”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