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甲午战争的评论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侵略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战争之前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68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 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出兵朝鲜,逼迫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基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慈禧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同时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并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令其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其时,日本内阁见阴谋得逞,一面派兵入朝,占据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一面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发动侵略战争。
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已接受东学党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和约,起义军退出全州。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交战。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请求中国撤兵。叶志超部准备从牙山订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虽已失去出兵朝鲜的借口,但仍决心扩大事端,促成中日关系破裂,它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7月12日,陆奥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大鸟接训令后,于19日和20日连续提出强硬要求,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被杀,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死掉,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清军负隅顽抗,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创(管带邓世昌)。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 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集中了12艘军舰,包括其全都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八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
16日凌晨1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
16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
17日上午8时,旗舰定远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
11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丁汝昌登上甲板了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立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
由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号率先发现北洋舰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12时20分,日舰逐渐接近北洋舰队。
中午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
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开战之初,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火炮 | 鱼雷发射管 | 总排水量 | 总兵力 | 平均航速节 | |
北洋水师 | 195 | 27 | 2126 | 14.5 | |
日本舰队 | 268 | 36 | 3916 | 10.2 |
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游击队
舰名 | 舰长 | 排水量(吨) | 速度(节) | 主炮(门) |
“吉野” | 河源要一 | 4,216 | 22.5 | 150mm速射炮4 |
“高千穗” | 野村贞 | 3709 | 18 | 260mm2 |
“秋津洲” | 上村彦之丞 | 3150 | 26 | 150mm速射炮4 |
“浪速” | 东乡平八郎 | 3709 | 24 |
本队第一群阵:
舰名 | 舰长 | 排水量(吨) | 速度(节) | 主炮(门) |
“松岛”旗舰 | 尾本知道 | 4278 | 16 | 320mm1 |
“千代田” | 内田正敏 | 2439 | 19 | 120mm速射炮1 |
“严岛” | 横尾道昱 | 4278 | 16 | 320mm1 |
本队第二群阵:
舰名 | 舰长 | 排水量(吨) | 速度(节) | 主炮(门) |
“桥立” | 日高壮之丞 | 4278 | 16 | 320mm1 |
“比睿” | 樱井规矩之左右 | 2284 | 13.2 | 170mm2 |
“扶桑” | 新井有贡 | 3777 | 13 | 280mm2 |
本队左侧:
舰名 | 舰长 | 排水量(吨) | 速度(节) | 主炮(门) |
“西京丸” | 鹿野勇之进 | 4100 | 15 | 120mm |
“赤城” | 坂元八太郎 | 622 | 10.25 | 120mm |
北洋舰队的12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 | 舰长 | 排水量(吨) | 速度(节) | 主炮(门) |
“定远”旗舰 | 刘步蟾 | 7335 | 14.5 | 305mm4 |
“镇远” | 林泰曾 | 7335 | 14.5 | 305mm4 |
“经远” | 林永升 | 2900 | 15.5 | 210mm2 |
“来远” | 邱宝仁 | 2900 | 15.5 | 210mm2 |
“致远” | 邓世昌 | 2300 | 18 | 210mm2 |
“靖远” | 叶祖珪 | 2300 | 18 | 210mm2 |
“济远” | 方伯谦 | 2300 | 15 | 210mm2 |
“平远” | 李和 | 2100 | 14.5 | 260mm1 |
“超勇” | 黄建勋 | 1350 | 15 | 250mm2 |
“扬威” | 林履中 | 1350 | 15 | 250mm2 |
“广甲” | 吴敬荣 | 1296 | 15 | 150mm2 |
“广丙” | 程璧光 | 1000 | 17 | 120mm3 |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久已失修,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只能鼓一舰士气,战斗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指挥。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13时30分左右,“超勇”沉没。
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本军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截击。
“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壮烈牺牲。“西京丸”也受创。
14时15分左右,日本舰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吉野号”、“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
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英勇的“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号”。“致远”舰向“吉野”号右舷高速撞去。日本官兵临危不乱,冷静地向“致远”舰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鱼雷后,终于被另一条击中,全舰清兵共252名全部死掉。
“经远”继续迎战“吉野”,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战死,随后舰也被鱼雷击沉,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被歼灭。“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方伯谦等是否临阵脱逃,近年有不同看法)。“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
“定远”、“镇远”两舰负隅顽抗,中弹甚多,几次起火。
下午3时30分,“镇远”舰的30.5公分大炮连续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二次。“松岛”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后,不幸火焰引发装药,发生了大爆炸。“松岛”船轴倾斜5度,冒起白烟,火灾大作。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日本军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负伤,旗舰“松岛”情况也不容乐观,“吉野”、“扶桑”也受了伤,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
北洋舰队也收队返回旅顺。历时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到此结束。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
海战的结果是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伤(“西京丸”、“赤城”两舰被拖行后不久后沉没),死伤官兵600余人。
平壤、黄海战后,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
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面对日军攻击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一路高歌猛进,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负隅顽抗,次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负隅顽抗,最后被歼灭。日军也有损失,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不幸中弹牺牲。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自杀。11日,贪生怕死的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无奈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大清国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被日军击退。2月28日,日军高歌猛进,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
随着战争的失利,大清国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战争的失败原因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二、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