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纪念父亲九十周年诞辰

我的父亲周世鹏离开我们已近三十一年了。那是1982年11月25日，父亲因患肺癌去世，走完了人生59个春秋。值得宽慰的是，他的孙子已出生九个多月，父亲还抱过他，感受到了隔辈人的天伦之乐。

父亲平日少言寡语，勤奋工作，是个本本份份的老工人。他的一生是平凡的，但也经历了许多不幸和坎坷；他的一生是贫困的，但也有了儿孙满堂的幸福。父亲是1923年7月出生在烟台市附近的一个渔村，兄弟四人排行老四，还有一个姐姐。在他十几岁时，就随二伯父、三伯父闯关东来到东北牡丹江市，以给人做店员为生。不久三伯父回到山东老家参加了革命。当时在牡丹江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父亲他们就在江边挖防空洞躲避。有时一躲几天，洞里潮湿，浑身都长了疥疮。由于连年战乱，与山东老家不通音信。东北解放后，父亲才回到老家。后来父亲又随二伯父回到哈尔滨。我是二岁时随母亲、姐姐从山东老家来到哈尔滨找父亲的，住在道里区安国胡同的二伯父家里。那是一个由苏联人留下的房子，面积不大，两家居住很窄小。父亲在松江电炉厂做电工，不久三大动力厂建厂招工，父亲和二伯父均成为哈尔滨汽轮机厂的电工。大约在1958至1959年，汽轮机厂分配给父亲一套住房，位于安乐街的327栋2门3楼38号，是个单间，两户一厨，从而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很快，国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家已六口人，粮食不够吃，几个孩子成天喊饿。汽轮机厂支援五常农村打电井要派出电工，父亲有幸被派到周家、牛家去安装电井，从农村回来时都能带回些吃的。父亲又随工友到江北糖厂捡制糖后的甜菜渣子回来吃。母亲料理家务省吃俭用算计着生活，就这样度过了困难时期。

大约在1963年，父亲单位调换住房，我们全家搬入了位于锅炉厂的职工村2栋2楼32号。这也是个单间，大走廊，四家合用一个厨房，单间面积比先前稍大一些。不久，我上小学了，在汽轮机厂子弟二校。每逢家长会都是父亲去开。我写家庭作业需要家长签字时，都是父亲签名。父亲的字写得很好看，这一点我姐像父亲，有一个父亲在我作业本上的签名我一直保存至今。

二伯父时常到我家来看看，我培父亲也经常到二伯父家。父亲有些怕二伯父，每次我培父亲去时，父亲都让我走在前面去开门。记得我们每次去都要带些物品，比较多的是我们全家省吃下来的豆油（当年豆油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我家六口人给3斤，可省下1斤给二伯父）。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在学校上课也不正常了，经常搞大批判，后又“停课闹革命”。 1967年8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父亲单位来人告诉母亲，说父亲被火烧伤在医院呢。母亲立即随来人去了医院。原来这天接近中午时分，父亲还在单位工作，与徒弟李冬生维修油库的电动机。在油库里存放有很多桶装汽油，空气中也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父亲师徒俩都戴上了口罩。当我父亲想找个能坐的东西坐下来修理电机时，徒弟就用钳子把电源线剪断了，电线接地打出了火花，瞬间就引燃了地面和空气中的汽油。徒弟扔下钳子就跑了，父亲连忙用脚踩灭地上的火，踩了一会没踩灭，父亲就跑出油库看到附近有用铁锹干活的工人，就呼喊他们，工人们用铁锹挖砂土把火压灭了。由于父亲穿着半袖工作服并带着口罩和帽子，因此烧伤的部位是双手、双胳膊、脖子和前胸及双脚脖子等。被送往哈医大一院烧伤病房治疗，母亲在医院培护约一个月。当时的治疗方法不先进，在大热天采用包扎式造成了感染，落下了很多疤痕，使双手和胳膊活动受限，即伸不直又蜷不死，变成了残疾人。在康复阶段，父亲就从医大一院转到汽轮机厂卫生院。我当时上半天课，晚上和课余时间就在医院培护父亲。那时，我学会了用电炉子热菜、做粥、烤馒头片和握鸡蛋等。

在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父亲也成了被清理的对象。有人污告父亲“隐瞒家庭成份”，说父亲是逃亡地主恶霸。由此，父亲被造反派从医院押送到单位隔离了半个月。戴高帽、批斗的折磨，使父亲伤残的身体得不到康复的治疗，反而更加重了上肢活动的受限。恢复自由后，父亲感到委曲而变得更加沉默了。 上肢疤痕的复盖，夏天不能出汗很难受，冬天又怕冷。母亲做了一副很厚的不分手指的大手闷子，天冷出门时就必须带上。

在我中学毕业的那年，是1973年初，正处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父母在让姐姐下乡到汽轮机厂在黎明乡东方红村知青点后，多方找领导要把我安排留城，理由是父亲公伤残疾，身边需要男孩照顾。记得在1973年春节后，我利用毕业未分配的时机，第一次只身到山东走亲戚。在我到达青岛二舅家准备再去上海时，接到了父亲的信，信中说在留城问题上，有人向厂知青办反映，说即然身边需要照顾为什么还可以串亲戚不在家照顾，要求进行复查。父亲让我赶快回哈，我就立即结束行程回家了。我留城后，大妹妹毕业又报名到海伦农场下乡，更巩固了我留城的条件（多子女下乡）。

1973年秋天，我在松江电机厂干临时工，是在厂内建厂房的基建力工。一次铁路专用线来了一火车砖，需要连夜卸车。我当时不到二十岁，第一次卸火车，一节火车皮的砖，几个人卸起来没完没了，累得筋疲力尽。家里又没有电话无法告诉家，使父母很着急。父亲只身在晚上八点多钟走了5里地打听找到了我卸火车的地点。我看到父亲用残疾的身体在黑夜里步行找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进入1979年，父亲因发烧、咳嗽到厂医院胸透检查，怀疑是肺癌。我培父亲到省肿瘤医院拍片、做活检和多次验痰，确诊为肺癌。医生说父亲患病部位不能手术，只可保守治疗。我每次骑自行车往返在肿瘤医院的路上时，都含着眼泪默默祝愿父亲要多活几年。父亲一生吸烟是很厉害的，一天要吸几包烟。我至今记得父亲常吸的烟名和价格，如握手牌0.14元、蝶花牌0.19元、葡萄牌0.23元等。家里的白墙都被烟熏成黄色了，但在父亲生病后就立即不吸烟了，他说一吸烟就恶心。1980年厂医院同意父亲去上海治病的要求。我拿着单位介绍信到市和省卫生局换介绍信（那时出省治病需要省级卫生部门介绍信），并请假培父亲前往上海作进一步诊断。那时父亲的自我感觉还好，验痰又没发现癌细胞，就怀着哈尔滨诊断不正确的幻想前往上海。我和父亲坐了40多个小时的硬坐火车，腿脚都肿了。七月份是上海最热的季节，我们挤住在四姨家的小房子里，晚上还得有人去找宿。在上海肿瘤医院经过拍片、验痰、从哈尔滨邮去活检材料进行检验，还是不能最后确诊，医院要求重新做活检，父亲没有同意。我们研究就现有检查不能确诊，就可能不是这病，自己宽慰自己。在回哈前，我培父亲又到浙江天台五姨家做客。回家后父亲认为自己不是肺癌，心情也就好了许多。

在1981年为我筹办婚礼的日子里，父亲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在邻居的帮助下忙前忙后，完成了我的婚姻大事。转年，当孙子出生时，父亲即兴奋又紧张，多次跑医院看望。不久，父亲的病情开始发展了，说话声音嘶哑，病灶部位疼痛，几次到厂医院住院。大夫给开了化疗药品和杜冷丁，父亲直到去世都坚持没有使用，只是吃强痛定和打止痛针。有人提供一些偏方需要麝香，我多次跑道外的中药批发市场采购。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但一直很坚强，从未因疼痛而喊叫，不给家人添麻烦。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在厂医院度过的，母亲一直在护理，子女也都在身边，就这样父亲默默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是回山东老家生活。2001年，全家决定按照父亲的愿望，我和爱人把父亲的骨灰送回山东老家安葬。后来迁坟到烟台开发区（辛店）八角老墩公墓上刘家墓地，有了最后的归宿。

父亲，安息吧！

周正连2013年6月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