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8 月01 日 |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编者的话】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版特辟专栏，将陆续刊登与之有关的文化人物、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的评论与介绍。本栏开篇文章，缅怀了著名表演艺术家舒绣文女士——一位在六十多年前投身于宣传团结抗战的优秀演员，并以此纪念她的诞辰九十周年。

　　早在抗日战争前，我就熟悉舒绣文的名字，我爱看她演的电影和话剧。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中代表封建势力的凶狠的卡彭诺娃老太婆，电影《夜来香》中泼辣的卖花姑娘阿金姐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扮演的人物真实，有生活，有性格。尤其是台词的表现力强，充满感情，突出思想，不像当时有些演员装腔作势，抓不住性格，表达不出特点。她早年有过一段辛酸的身世。她一九一五年出生在安徽，为了生活随父母移居北京，也为了生活，过早地失学，不得不找个工作赚钱贴补家用。十八岁那年，她只身到了上海，为电影公司的老板娘当台词配音，兼教普通话。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片《歌女红牡丹》中女主角的台词，就是舒绣文配的音。三十年代初期，舒绣文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毅然抛弃了收入较充裕的工作，投身到由党的外围组织“剧联”领导的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及上海业余影人剧社。

　　一九三八年，我在重庆街头遇到她，她和一些战友一律穿着黑色棉布大衣在唱歌、演讲，宣传团结抗战。她的演讲充满着强烈的感情，她同大家围在一起喊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雾季，重庆戏剧界联合演出了话剧《全民总动员》，她扮演一位女爱国者，我又一次听到她的激昂慷慨之词。她自己激动得流着眼泪，观众也跟着愤怒和哭泣。以后听说舒绣文随着由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去陕北榆林拍《塞上风云》的外景，她和剧组到过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皖南事变”后，如《枪口对外，瞄准敌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类抗战歌曲被禁唱，直接反映团结抗战的戏也遭到同一命运。对官办的剧团，包括绣文所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附属中国万岁剧团，也被加紧控制了。眼看重庆戏剧界刚形成不久的轰轰烈烈的宣传抗战局面就要被扼杀。1941年夏季，第一个职业剧社在重庆成立，叫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由应云卫当社长，舒绣文在剧社成立时就参加了。同年雾季，以庆祝郭老五十寿辰为名，演出了郭老的剧作《棠棣之花》，绣文和张瑞芳、江村、李纬等同台参加演出，她扮演聂莹，在《天国春秋》中扮演洪宣娇。她还演出了揭露社会腐败现实的戏，如《蜕变》、《两面人》、《面子问题》，以及外国的优秀剧目《大雷雨》、《闺怨》等等。

　　我和舒绣文真正相识是在一九四三年冬季的成都，她随中华剧艺社到成都演出《天国春秋》，但她有事要在春节前赶回重庆，而这戏还要在成都和各地持续演出。我这时才离开学校不久，刚加入中华剧艺社，剧社决定由我来接替她演出。导演应云卫拉我去看绣文，向她说明了来意，她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马上就说：“好呀!导演给你突击排戏，我给你说戏，我把我怎样演洪宣娇这个角色的体会统统告诉你。现在你回去仔细地读剧本，背台词，散戏后我来找你。”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接触，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开朗、热情。

　　三天后，我演出了，绣文很早就来到后台，从化装到打扮都精心替我料理。为了稳住我的心，她坐在我的旁边教我默戏。轮到我快要上场时，她轻轻地扶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大胆地演吧!我随时在你周围，你若忘词，我会给你提的，千万不能慌张!”我知道她是在安慰和鼓励我，为我壮胆，因为她完全理解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担任这么重的角色，又只在短短三天里钻的锅。那晚演出，我像个初学会游泳的人，教练不仅给我鼓励，还亲自在前面带路。演出结束后，绣文过来和我热烈握手，高兴地说：“头一天演出顺利，祝贺你。但你的戏不稳，还要很好的钻研，不能松劲，不然要回戏的。我明天上午就要回重庆，你以后到重庆来找我呀!”我们就这样开始建立了友谊。

　　一九五七年，绣文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又相见了。她的心脏病虽未治好，而精神不减当年。她不仅演《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北京人》中的愫芳、《伊索》中的克丽娅这些重要角色，也演《红旗飘飘》中的老大娘、《烈火红心》中的彩云、《女店员》中的齐母等一些次要角色，还主动争取在《风雪夜归人》中扮演只有几句台词的一个小角色——女学生。

　　敬爱的周总理每次来到剧院，总要见见绣文同志，随着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舒大姐”。总理还跟我们剧院的同志们说：“绣文，我们是老朋友了，在重庆时就常看她的戏。”有一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总理得悉绣文病了，就带着我们来到绣文的宿舍。总理临行时再三要绣文安心养病，并嘱咐我们要多关心绣文的身体。他说：“绣文是你们的前辈，也是国家的财富，要注意她的劳逸结合。明天我要给她送些药物和必要的营养品来。”第二天下午，邓颖超同志就带着总理的委托来看绣文，送来了药物和一些营养品，还把一些榛子分给我们大伙儿。

　　谁知就在她向疾病斗争有胜利希望的时刻，一场狂风暴雨来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冬，我们被关进“牛棚”，见不着绣文了，有时在批斗场合遇见她，也不能说话。她日益消瘦，眼窝深陷，步履沉重，不时地咳嗽。有一次，在我们被隔离审查的“牛棚”厕所里，我偶然遇到了绣文，看到她腹部肿胀，鼓鼓的直顶到心窝。她的病情在恶化!刹那间我忘记了我们是被“勒令”不准说话的，我大声对她喊了起来：“你病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讲?你要去治病，你要去医院!”她却平静地向我摆手，制止我说话。我没有听从她，立刻冲出去找了她那个学习组的组长，向他反映了我刚刚看到的绣文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春节假日，我抽时间去医院探望绣文，她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来了，你的处境也不好，以后不用来，我在这里很好。”绣文呀!你真的是很好吗?敏感的绣文看出了我对她所说“我在这里很好”这话的怀疑表情，笑着对我说：“你怎么啦!过来点，我告诉你，我是真的很好。”

　　谁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了。大约过了二十多天，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她停止了呼吸，只在人世间短短地生活了五十四个年头。(吕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