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圣婴留下的不多文字中，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

　　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

　　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自杀之前的顾圣婴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

　　“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

　　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很快，殷承宗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文革时期的红人，那是另一个话题。

　　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更显得酸楚。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她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