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山中将

一．将军简介

杨秀山(1914-2002)，原名杨木森，男，汉族,湖北洪湖人,1914年8月出生，湖北省沔阳县峰口镇万宝村（今属洪湖市）人。雇农家庭出身。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并参加长征，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是六届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七届和十二届代表，1985年选为中顾委委员.杨秀山不仅是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更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之一。

二．大事年表

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二军团第六军战士、班长。

1932年起任红三军第七师侦察员、特务队副队长。

1934年4月入红三军干部大队学习。6月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8月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党总支书，11月任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

1935年2月起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副政治委员。参加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作战，率部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斗争和长征。

1936年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同年7月至10月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第四师第十二团政治委员。同年10月长征到达甘肃。12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9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骑兵营政治委员。

1940年6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四团政治委员。

1941年秋任第三五八旅第七团政治委员。

1944年至1945年春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政治委员。奉命在绥远长城内外扩大队伍，打击日、伪军。在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率部挺进山西娄烦、静乐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参加百团大战、收复晋北七县以及陈庄、米峪镇等战斗。

1945年春至同年7月任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副政治委员。1945年春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同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8月任晋绥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同年11月至1946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

1946年11月起任晋绥军区野战纵队（1947年3月改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

1947年7月至1949年2月任独立第四旅党委书记。

1948年8月到1949年2月任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代理旅长。率部转战大西北，先后参加中阳、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沙家店、宜川、运城、瓦子街、宝鸡、永丰、荔北、扶眉和河西等战役战斗。

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

1949年冬率部进军新疆。1950年5月至1951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二军副军长兼喀什军分区副司令员。

1950年12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留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班主任。

1953年6月至1955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5年5月至1958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学院和院校管理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党委委员（1958年2月起）。

1959年1月至1961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军校部党委副书记。1959年5月至1962年和1987年7月至1992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61年6月任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196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4年10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77年12月至1981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78年10月起）。

1981年3月至1984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81年4月任后勤学院临时党委第一书记。

1983年2月至1984年5月兼任后勤学院党委书记。

1985年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继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先后应邀列席党的第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七大、十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98年离职休养。

2002年11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三．将军评价

    杨秀山同志是湖北省洪湖市人，1929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战士、特务队副队长、师政治部宣传队长、团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一系列战斗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旅副政治委员、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他奉命在绥远长城内外扩大队伍，打击日寇。在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率部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收复晋北七县以及陈庄等战斗。他率团挺进敌后太原附近的娄烦、静乐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政委、师长兼政委、副军长等职，率部转战大西北，先后参加了中阳、陇东、榆林、沙家店、羊马河、青化砭、运城、宜川、荔北、扶眉和河西等战役战斗。1949年冬，他率部进军新疆，为解放新疆、保卫边疆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军事学院高级系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校部副部长、总参军校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1975年，他恢复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后任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后勤学院院长等职。他为我军院校建设和部队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贡献。

杨秀山同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七大、十二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先后应邀列席了党的第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黄新廷和杨秀山的战友情

黄新廷和杨秀山同为一野出身，而且两人都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战争年代黄新廷和杨秀山两人关系就十分不错，自从黄新廷调北京任职后，两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今年杨秀山住院以后，不久黄新廷也住了进来，两位老将军虽然住着楼上楼下的两个病房，却都不顾年老体弱经常相互探望。老战友在谈笑之间，常常回忆起众多往事，弹指七十余年一挥之间，金戈铁马，大军纵横，都成为他们追忆往事和谈论的话题。

当时两位老将军身体都不错，他们都自认活到90岁不会有什么问题，在301医院里，这两位年长将军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但天有不测风云，自从杨秀山出席党的16大之后，回到医院就开始发烧，并且病情急转直下，老将军立即被送往监护室进行急救。

黄新廷见杨秀山几天没来找他觉得很是奇怪，便问家人杨秀山去那了，家属没敢告诉实情，打马虎说杨秀山出院了，黄新廷自然是不信，老哥俩之间的感情告诉他其中必有隐情，说老杨出院一定会跟我说的。家人继续打埋伏：杨将军出院走的太急，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

直到12月初，黄新廷无意中知道了杨秀山逝世的消息（在走廊中听见两个护士说参加杨秀山追悼会的情况），黄新廷一时难以接受老战友离去的事实，把老婆、孩子叫来大骂了一顿，又特地见了杨秀山的遗孀，对老战友的去世表示出极大的悲痛，两人说话之时，八十多岁的黄老将军多次失声痛哭，战友深情，可见一斑。这次对黄新廷的打击极大，不久，黄新廷身体急转直下，多次出现昏迷，301医院已经向中央军委发了病危通知。

五．战斗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至1945年春，杨秀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政治委员。奉命在绥远长城内外扩大队伍，打击日、伪军。在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率部挺进山西娄烦、静乐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晋西北地区，东起同蒲路北段，与晋察冀北岳区相接；西至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连；南至汾(阳)离(石)公路，与晋军驻区毗邻；北至清水河，与大青山区连接。境内辖区38县，为八路军控制的县城有兴县、临县、保德、河曲、偏关、岢岚6城。

1937年9月28日，第一二○师师部率第三五八旅进入神池、八角堡地区。主力向同蒲线、雁门关出击，半月间在雁门关截击敌运输汽车千余辆，一度夺取雁门关，截断敌后方交通线，配合了忻口战役。之后，师政治部和教导团干部700多人，组成工作团，以岢岚县为中心，在静乐、兴县、五寨等14县开展工作。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随同工作团，在各地恢复与发展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岢岚、静乐、临县、兴岚、保德等地委或县委。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元老、进步人士、“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省第二行政区(晋西北区)保安司令。续率领“总动委会”机关及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转入晋西北。这时，由前线溃退下来的晋军赵承绶骑一军、傅作义第三十五军、郭宗汾第三十三军、何柱国骑二军、杨爱源第十九军、王靖国第十一军，齐集晋西北，分驻各地。当时，中共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数地区是以“牺盟会”、“总动委会”名义开展工作。经过两三个月活动，晋西北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级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在宁武、神池、五寨、保德等9县普遍组建武装自卫队。

1937年10月，以共产党员雷任民为政治委员的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九团由忻县转移晋西北，争取与建立了临县、兴县、岚县3县政权，领导了该地区“牺盟会”，协助第一二○师开辟了这个地区。至年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已具雏型。与此同时，1937年9月29日，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第二营组成雁北支队，由该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开赴雁北(雁门关以北13县总称，在同蒲路西有右玉、左云、平鲁3县)，11月1日袭占井坪，4日收复平鲁县城。1938年初，省“总动委会”在太原、离石组织的察绥游击军第一、第二支队，由“总动委会”军事部部长程子华率领，进入平鲁、右玉、凉城一带活动。

中共山西省委和北方局派赵仲池、郑林等，在平鲁、右玉一带组织了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底，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在偏关成立了晋绥边特委，赵仲池任书记，领导大同、怀仁、山阴、左云、右玉、平鲁、偏关、河曲等县。至此，雁北游击根据地形成。1938年2月20日起，日军从南北两线多路围攻晋西北中心区，占领偏关、保德、宁武、岢岚、河曲、神池、五寨7座县城，国民党军队溃逃。

第一二○师师部指挥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在同蒲路北段原平、阳曲地区毁桥破路，连续攻占平社、豆罗、关城、田家庄等车站和据点，阻敌南进。2月28日，师主力急返岚县，3月6日起，集中主力4个团，加独立一支队等部队，打击深入岢岚、五寨之敌。经过围困岢岚、五寨，夜袭三井镇，组织义井镇虎北村战斗、神池凤凰山伏击战，共歼敌1500余人，至4月1日，收复7座县城。晋西北根据地稳定。5月，第一二○师派出由李井泉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从五寨进入雁北地区。8月向绥远挺进，9月初，越过平绥铁路，同杨植霖领导的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会合。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留一部武装在绥中活动，主力进到武川、百灵庙以西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到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六．一首红军歌谣

邵天伟　曹树华

　　月亮出来亮堂堂，红军进城不打枪。

　　县长杀在买鸡巷，赵中队长装婆娘。

　　在富民县城，大凡八九十岁的老人都知道这首歌谣。事隔70余年，作者已无法考证。短短4句小诗，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既概述了红军长征过富民的情况，又表现了百姓对红军的赞美及对反动派的嘲讽。

　　1936年4月11日，由团长成钧、政委杨秀山带领的红二军团前卫团18团，撤出六甲之战，火速接近富民。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不暴露行军目标，部队大多夜间行军，白天休息。那时的富民县城方圆只有2平方公里。守城没有正规军，只有一支80人的常备队和一支40多人的伪镇警队，以及前几天从各地抓来“救急”的200多名壮丁。

　　夜幕降临，月亮升起，睡好、吃饱的红1连战士，在连长曾尔初（1938年抗日战场牺牲）的带领下攻城。连续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从西门传遍全城。在老百姓的引导下，红军翻进城墙，西门打开。其他部队也相继占领北门楼、东门楼，打开北门、东门。城门打开了，红军战士如下山的猛虎，威不可挡，守城敌人像一群无头苍蝇东躲西藏。

　　在富民作恶多端的县长郝煊等不来救兵，出城无望，便躲到地主余文山家。红军去抓他时，他不承认是县长，在照片及群众的指认下，才瘫倒在地。后此人因罪大恶极被枪毙。

　　县常备队赵中队长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躲到朋友家内房，狼狈地装成产妇卧在床上，床下还放了双小脚鞋子，躲过了红军的搜查。

　　红军入城后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富民县城出现了一种新奇而欢乐的气氛。12日下午5时多，18团接到了军团指挥部命令，撤离县城，向禄丰前进，直逼石鼓金沙江。第二天，援敌独立旅张冲部靖卫1、2团才姗姗来到，已只有叹息的份了。

　　据杨秀山将军回忆文章说，攻打富民县城没费多大劲，全团没有牺牲1个同志，只有3人受了重伤，几个同志负轻伤。

　　上个世纪80年代，杨秀山、陈靖两同志先后重走长征路过富民。杨秀山将军专程去看望了当年救助红军伤员的大西山村李镇老人；被誉为“红军诗人”的陈靖抚今追昔，写有一诗《富民忆攻城》：“攻取富民记犹新，普渡南来巧登城。一粒子弹帽横飞，三架云梯衣卷云。攻下碉楼攻阁楼，砸开石门砸衙门。故地重游感慨多，昆明郊外过清明。”1997年6月，富民县委、政府在滨河公园建立“红军长征过富民”纪念碑，由萧克上将题词。

七．延安熔炉

杨秀山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锈等地胜利会师后，红二方面军继续向宁夏的何连湾、预旺堡一带转移，11月进至陇东的环县。

    这时的西北高原，庄稼早已收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这里冬天雨雪稀少，刺骨的西北风怒吼着，卷起地上的黄土漫天狂飞，浑浑浊浊，干冷异常。因此，这一带家家都在屋里靠墙的地方，用土坯砌一个中间留有火道的大土炕，火炕与锅灶相通，饭做熟了，炕也烧热了，晚上一家人就相偎在炕上睡觉，借以御寒过冬。我们由于缺少御寒的棉衣、棉被，就象当地人那样，晚上七八个人在一条炕上挤着取暖。站岗放哨时，往往冻得直打颤。粮食也不多，每天两餐小米和玉米饭也很难维持。特别是这一带的地表水苦咸得不能喝，老百姓都在自家的房前挖土窖，下雨天把流水引到窖里存起来饮用。一盆水先用来洗东西，澄清后再用它饮牲口，真是水比油还贵。因此各级组织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宁愿少吃一口饭也不能不洗脸、洗脚的南方人节约用水。尽管有不少困难，部队还是带着胜利会师后的高昂士气，准备着去夺取新的胜利。

    这时，中国革命已处在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斗争的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党中央为了培养大批具有较高军政素质的干部来承担这伟大的重任，l936年6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我们二方面军，由于经过一年来的长征，部队严重减员，进行了缩编，一批团以上干部编余下来，二方面军首长决定把这批干部送到红军大学去学习。那时我是二军团四师十二团的政治委员，9月在甘肃南部成县战斗中负了重伤，虽然伤势还没有好，也确定到“红大”去学习，我听了很高兴。

    二方面军到“红大”去学习的干部，还有王尚荣、谭友林、余秋里等几十人。我们1936年ll月首先集中甘肃环县的木钵，再从这里穿过陇东高原直奔陕北保安。我的臀部受伤，被子弹击碎的骨头无法取出，伤口疼得难以行走。在同志们的照顾下，有时走路，有时骑牲口，就是这样，困难还是很多。但是，不管有多大的难处，“红大”却总是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红大”就在党中央的身边，那里有我们早已敬仰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心想到“红大”一定能够见到他们。

    从陇东到陕北，到处沟梁纵横。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终于来到了党中央和“红大”的所在地保安。地处高寒山区的保安虽然是苏区，但由于千百年来的封建枷锁卡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经济文化落后，不是天灾就是人祸，这块黄土高原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显得十分荒凉。保安虽说是县城，但是没什么街道和店铺，老百姓就在黄土崖边挖的窑洞居住，生活很苦。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苏区和红军实行封锁和进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对我们“红大”的学员尽量给予很大的关怀和照顾。我们来到后，就换上了灰线布做的新棉衣、大衣、帽子和被子。从此，我们便在离保安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子里，与四方面军的一批干部编为“红大”二期新一科，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

    转瞬之问，1936年就要过去了。我们也从过去那种如火如荼的战斗环境开始稍为安定下来。正当我们安心学习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起来了!这就是中外闻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影响下，被蒋介石逼到西北来打红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顺乎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不愿当亡国奴，甘愿冒“犯上作乱”的罪名，以大无畏的英雄胆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凛然向蒋介石请缨抗战而不成，百般无奈，才实行兵谏，以逼迫蒋介石同意联合共产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么大的事件，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转瞬之间，形势陡然大变。这个消息，一时间震动着我们“红大”所有人的心，我们兴奋到了顶点，大家都睡不着了。因为在这之前的岁月里，我们同蒋介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南方喊到北方，做梦都想着何时才能等到这一天。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这件大事，没一个人不主张把蒋介石杀掉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干部，几乎都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压榨下穷得叮当响，没吃没穿，受不了那种残酷压迫才出来当红军的。不少人当红军后，亲人又被反动派杀害了，人人都同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当时，张学良来电要求党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去。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骑马到延安，张学良即派飞机接他们到西安协同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又过了几天，张闻天在中央驻地的一个麦场上，给中央机关和“红大”学员讲了西安的形势，主要意思是说，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还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把他捉住后杀掉，就要引起全国很大的混乱，从长远的观点看，对革命人民并不利。因此，这次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同志到西安，就是要争取和平解决，要蒋介石承认联合抗日的条件。听张闻天讲话的意思，看来蒋介石是杀不成了，大家的脑子也开始冷静下来，思考着中央这个方针的深远意义。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还是在那个麦场上，和我们一样穿着灰布棉大衣，脚蹬一双老棉鞋的毛主席，亲自来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红大”的学员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整齐地席地而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一次听他讲话，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由于事情关系重大，我们听得入了神。毛主席在队伍前边一面走动一面讲，还比划着手势。他那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诙谐、响亮、浓重的湖南乡音，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大家都认真地听他讲，生怕漏掉了一句。特别是讲到我们党中央将怎样对待蒋介石这个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的问题时，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桩事情呢?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响应我们党的倡议，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要求蒋介石联合我们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要蒋介石答应他们不再去打红军，被迫捉了蒋介石和他的一些高级官员，逼迫他们抗日。我们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去协助他们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就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向蒋介石晓以抗日的大义，调解好这件事，逼迫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当时，蒋介石出于无奈，已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所以毛主席说，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争取，逼迫蒋介石执行。能这样做的话，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毛主席说：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这就好比女同志怀了孩子，今天不生，明天也不生，非到足月有了压力，或是遇到了偶然的情况产生了压力才生的。生孩子也是逼迫出来的啊!你们不相信?他用手指着听报告的一些女同志说，请问她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大家听了，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毛主席自己也笑了，。

    我和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过去都只是听说过毛主席，今天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精辟而又诙谐的报告，都兴奋极了。在回驻地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说毛主席讲得多么好、多么透彻啊，也都觉得忽然一下子长了不少的见识。我们从中看到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英明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个法宝使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初到“红大”，我们就受了这样一次生动的斗争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听毛主席一次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就在毛主席报告后不久的一天，阳光在蔚蓝的天空下格外灿烂，气候显得比往日更加温暖，我们大家都在窑洞里学习，忽然不知谁在窑洞外面喊了起来：“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我们一个个往外挤，奔出窑洞去看，朱总司令正健步走过我们窑洞门口，要到科主任郭述申同志的窑洞去。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总司令曾随四方面军行动，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都认识他，纷纷向朱老总问好。总司令也问大家好，并和一些站在前面的同志握手。我站在后面看到朱总司令穿着灰军装，中等身材，非常结实，腰里束着一条跟士兵一样的小皮带，腿上扎着绑带，象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和大家说话握手时那么随便，显然是一个极为平易近人的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目送朱总司令走进郭述申同志的窑洞后，有人说：真是想不到，如果半路上遇到他，谁能想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总司令!我是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总觉得没有看够，就轻轻来到郭主任的窑洞前走来走去，想再看看。窑洞的门敞开着，只见总司令坐在条凳上，轻言慢语地不知说着什么，郭述申同志不时地点着头。总司令要走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拥到窑洞外送他。总司令挥手跟大家招呼话别，接着就骑上马走了。后来总司令又来到“红大”，是给我们新一科的学员讲党课的。我们住的窑洞比较大，几十个人都集中到这里，总司令坐在中间。我们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坐在炕上，听他讲建党方面的问题。给我印象深的是关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一个人，一个党员，自己有了错误，就要自己来批评自己，不夸大，不缩小，这样才好。讲到怎样执行党的决议时，他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就是要坚决执行，如果随随便便，决议就等于零。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显浅，但在那个时候由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窑洞里给红军大学的学员讲，是很有深刻意义的。当时，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问题尚未解决，联想起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课啊!

    1936年底，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我们作为第一梯队，首先来到延安。延安，这个古时就已有了名声的边塞要地，座落在万山丛中，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环绕着它，延河水从它身旁蜿蜒向东流去，雄伟的宝塔更给延安增添了不少光彩。一条不太平整，南北走向的街道贯通全城，街道两旁开设了不少店铺，还有照相馆、书店。这在陕北来说，也算得上是个买卖兴隆的好地方了，比起保安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1937年4月，“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仍是八个队。我和王尚荣、张震、吴克华、余秋里等编到了第二队，同校部、一队一起住在城内一所当时没有多少学生的师范学校内，其他的队住在府衙门等地。

    党中央非常重视“抗大”的教学，毛主席亲自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中央的首长以及其他一些首长都来给“抗大”的学生讲课、作报告。刘伯承同志在讲战术课时方法很新鲜，他不要求大家作记录。他说，我先讲，你们听，我们上下配合，我讲你们也讲，要象鄂豫皖的磨子(上面转)和西康的磨子(下面转)一样，上下都动。讲完了大家提意见，我综合整理出材料发给你们。所以，他每次讲课都很生动活泼，大家听起来也感到轻松、高兴，很容易懂。罗荣桓同志讲党的建设课，有条有理，非常实际，让你听起来津津有味。罗世文同志原是四川省委书记，后随四方面军长征来到延安。他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通俗具体，联系实际。有时有人问今天讲什么课?他幽默地说，讲猴子变人嘛!大家就明白了，很引人入胜。朱老总更是经验丰富，讲课很有份量。他讲中国近代史时，联系他参加同盟会、讨伐袁世凯、反对段祺瑞以及北伐战争等亲身经历，就象摆龙门阵那样动听、实在。由于教员们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理论水平高，听他们的课收获很大，大家都非常满意。另外，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也时常来给我们讲国内外大事，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一些从各个地区来延安汇报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来作报告，使我们不断受到既生动又现实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的脑子里充实多了，悟出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眼界也开阔起来。这时，我更认识到，干革命只凭勇敢是多么的不够啊!必须懂得革命的道理，才能更好地干革命。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都把独立、自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于是，延安这个不显眼的小城，一时成了全国革命的灯塔。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寻找革命真理。我们“抗大”陆续来了几百个外地学生，原来的“抗大”又增加了四个队。他们的到来使“抗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些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和这些有着较高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结合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鼓舞。“抗大”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各种球类、田径、器械操都开展起来了，同志们都踊跃参加。记得只有一条腿的钟赤兵参加了跳高，大胖子罗炳辉还上过单杠。学员们不分“官”大“官”小，都在一起活动，非常活跃。抗日救亡的歌声更是响遍了整个延安城。我们在延安天主教堂演话剧时，朱总司令、张闻天、徐特立等领导同志都来看。这些生动活泼的活动，是我们在过去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少有的，它不仅吸引着“抗大”的学员，连中央的一些领导也常到这里来活动，经常在晚饭后和星期天来学院与同学们打篮球，常常吸引很多人看。一天学习之余，同学们就到清凉山下、延水河边，交流学习心得，或谈心、散步，怡然自得。我爱和同学们上街到书店转转，看到一些通俗易懂的书，比如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买回来看。它是我学习哲学的启蒙读物，帮我增长知识，受益确实不浅。

    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还很困难，但党中央对“抗大”的生活照顾还是很周到的。我们开始吃到了在保安时想都想不到的大米、白面。每月还有点零用钱，要是高兴了，邀上几个同学，可以到街上的饭馆吃上一次红烧肉，改善改善生活。

    短短的几个月，学习虽然很紧张，但也很舒心，正象毛主席为“抗大”题词写的那样，处处是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景象。

    在这年的2月，我的生活中曾荡起过一次小小的波澜，它虽然使我感到沮丧，但也使我的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升华。这时延安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外地的往来增多了、通邮了，很多同学跟家里通了音讯。于是，我也试着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不久，一个叔伯家的姐夫给我回了信，告诉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妹妹没法生活，被迫到湖南讨饭去了。我拿着这封家书，回想到我那穷苦的家，母亲在我当红军前早已由于贫病交加离开了我们，我实在没法生活下去才离开了父亲，当了红军。现在，父亲又故了，妹妹出走讨饭，生死下落不明。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幅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死时连口薄皮棺材也没有，只是用芦席一卷，上面压块板子就埋掉了)。别人收到家信都是那么高兴，而我的心却是那么难过。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家虽不幸，但我正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接受锤炼，正在研究造成这人世间的不平和悲剧的秘密，正在寻找改变这不平世道的办法!家中的不幸使我悲痛，也给了我动力。许许多多同志牺牲在战场上，正是为了解除千千万万个象我这样的家庭的痛苦在做出贡献。想到这些，我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来到“抗大”，眼看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臀部伤口虽然天天换药，但由于条件限制不能除根而未痊愈，残留在肉里的碎骨头常常作痛。有时眼看伤口表面结了痂，好了，但是一活动，碎骨头又冒出来顶破已结痂的地方，于是又开始流血化脓。反反复复，流出的血和脓粘在裤子上，使我几乎没有穿过一天干净的裤子。可是，学习越来越紧张，要上课，还要出操，都要坚持下去。上午上完课后，我要抓紧时间到一里路外的医务室去换药，回来吃饭时别人都已午休入睡了。许多事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因而常常疲惫不堪，人也瘦了很多。就在“五一”节前，我们二方面军的关向应副政委来到了延安。有一次我去看他，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看到我很瘦，关心地问我的伤势怎么样了，并勉励要我好好学习。过了几天，他特地到“抗大”找我，说是有一个同志的伤还没好，准备让他到西安去治疗，要我同他一起去。到西安的医院去治疗，条件当然好，何况这样的大城市又没去过呢。可我转念一想，如果因为治伤而失去在“抗大”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来要后悔一辈子的。决心一定，我就对关向应副政委说，因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水平低，能到“抗大”来学习实在不容易，在新的形势下不抓紧学习，回部队后怎么能适应工作呢?再痛苦我也要坚持学完了再去。关副政委说，那也好。我就这样坚持着学习，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伤口里的碎骨头太多，常常冒出来，我就有意地把指甲留长，趁上厕所的时候，自己用指甲一块一块把它抠出来。记得到离开“抗大”前，我一共抠出了四十多块碎骨头，并用纸包起来留作纪念，后来在搬家时丢失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开始了。为了迎接抗日高潮，我们这批学员提前毕业。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不久，奔向了华北抗日前线。

八．昔日洪湖赤卫队 今天步兵第四师

江红星

　　1928年1月21日，贺龙、周逸群率卢冬生等10余人受党中央派遣到湘西北组建特委，途经洪湖、监利时与南昌起义失利后先期到达鄂西的贺锦斋部会合，并集中了肖仁鹄领导的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及石首、华容、监利、沔阳县的暴动部队共300余人，由贺龙任总指挥，准备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2月部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2月18日，贺龙指挥部队攻打监利县城受挫，2月下旬在石首召开湘西北特委会议，决定周逸群、贺龙带贺锦斋等10余人前往湘西开展武装斗争；肖仁鹄率鄂西武装返回监利、沔阳、洪湖开展游击战。4月，彭国材、贺闯领导农民短枪队转移到瞿家湾一带开展革命活动。5月27日，中共鄂西特委委员段德昌到达洪湖瞿家湾，代表中共鄂西特委宣布洪湖游击队正式成立，并在瞿家湾附近的六屋墩举行成立大会。

　　1929年2月，段德昌、彭国材建立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监沔游击队，江石游击队，使洪湖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6月，周逸群和鄂西特委决定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同年8月，周逸群、万涛把洪湖根据地的两个游击大队集结于洪湖瞿家湾附近的六屋墩，正式组建洪湖游击总队（亦称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兼总代表，段德昌任参谋长。全总队约1000人，枪500余支。12月，遵照中央指示，鄂西特委在洪湖峰口将洪湖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亦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三个纵队，全师共5000余人。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西进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30年2月5日，独立师移师江陵，在监利汪桥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政委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下辖三个纵队，全军7000人。7月7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和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前委在公安南平召开联席会议，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下辖二、六两个军（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全军1.2万人，枪5000余支。

　　1931年3月，夏曦以中央分局名义，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红二、六军分别改为红七师、红八师，3月下旬，段德昌率领在松滋杨林之战中与主力红军失去联系的红六军十七师五十团两个营、四十九团一个营以及四十八团和红三军十二团的一部分组成的“洪湖新六军”返回洪湖根据地瞿家湾，不久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红九师，段德昌任师长，全军共辖3个师，兵力7000人左右。

　　红三军整编后部队在贺龙的领导下得到了快速发展，1932年夏，红三军总兵力1.3万多人。但由于夏曦坚决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大规模开展“肃反”运动，以及敌军多次围剿洪湖根据地，1932年9月，红三军主动退出洪湖根据地。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苏维埃政府及所属机关撤离瞿家湾。1932年12月2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被迫转移到湘鄂边地区。由于错误的第二次“肃反”和转移途中的残酷战斗，红三军锐减至9000余人，1933年2月中旬，红三军在鹤峰走马坪，与卢冬生率领的地方武装鄂西独立师会师，在走马坪，红三军进行了整编，全军整编为红七师、红九师和1个教导团。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教导团团长卢冬生、政委关向应、全年5000余人。此时，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金果坪会议，夏曦残酷地开展第三、第四次“肃反”洪湖游击队的创始人段德昌及红三军等一批将领和指战员被杀害，加之频繁的战斗红三军只剩下3000余人。

　　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在四川西阳县南腰界、根据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并与红六军团组建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军团军团长由贺龙兼任，政委关向应，全军团辖二个师，原红七师、红九师分别改为红四师、红六师，红四师长卢冬生（红四师辖十团、十一团、十二团、杨秀山任十一团政委、黄新廷任十二团参谋长），全军4000余人，红六军团由肖克任军团、王震任政委、全军团3000余人。

　　根据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在黔东湘西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顺利突围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红二、六军团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西征任务顺利完成。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向东南方向突围。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开始向陕北长征。1936年9月，两位洪湖老乡同在一个团任主管，黄新廷任红四师十二团团长，杨秀山由师副政委调任十二团政委。

　　“当年洪湖、湘鄂边地区的游击队，后来隶属于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第4师，后又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贺晓明《寻根步兵第四师》。

　　抗日战争时期，红二方面军改称为八路军一二0师、红二军团改编为三五八旅，红四师改称为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石首人），副团长顿星云（石首人），政委朱辉照，红六师改称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贺炳炎1937年10月继任、黄新廷1938年底接任团长），政委廖汉生。1937年底，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师骑兵营（政委杨秀山）一连2000多人组成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深入内蒙一带抗击日寇，（1939年改称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1940年下半年经中央批准，骑兵支队营级建制改为团的番号）。1938年底，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七一五团除留一个营在大青山坚持斗争，其余2个营在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带领下随贺龙师长挥师进晋中抗击敌寇。

　　1945年6月，中央决定晋绥军区下设三个二级军区，一二0师三五八旅改称吕梁军区，张宗逊任司令员兼政委。三五八旅3个团分别派到下属三个军分区，三五八旅副政委杨秀山被任命为四分区（亦称吕梁军分区）任司令员，政委刘文珍（吕梁地委书记），三五八旅所属七一六团随杨秀山来到四分区。

　　同年11月，晋绥军区决定组建独立第四旅，由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顿星云任旅长，晋绥第四分区司令员杨秀山任政治委员兼旅党委书记，第四军分区领导机关改称为独四旅领导机关。全旅下辖1个山炮营和3个步兵团，即第十一团、第十三团和第十四团，总兵力1800余人。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和政治部主任何辉等一批旅、团、营、连、排主官和部分战士都是原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有的还是湘鄂西洪湖根据地参加革命的老赤卫队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1946年夏全旅已扩大到了3000余人。

　　1946年11月独四旅与三五九旅会师吕梁地区组建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纵队总兵力8600余人。12月，独四旅第十一团编入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独立第十二团编入独四旅建制。

　　1947年3月，第二纵队奉命西渡黄河，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1948年2月，独四旅十三团改称十团、十四团改称十一团，旅和十二团番号不变（此时各团已恢复到1934年10月红二军团四师所属各团的番号）。

　　1949年2月，中央决定，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王震兼任第二军军长和政委。独立第四旅改称第四师（各团番号不变），杨秀山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军下辖三个师共3.4万人。

　　1949年秋，中央决定，第一野战军挥师新疆。此时，第四师作为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正在作进疆前的准备。1949年9月，第二军军部调拨给第四师400辆汽车，用车运部队到新疆。这是人民解放军破天荒的摩托化行军。但车辆仍不够，于是，第四师在甘肃玉门征集由新疆到玉门的汽车,以弥补不足。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一野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第二军第四师在副军长兼师长、政委杨秀山的带领下，从甘肃玉门出发，途经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10余县城和茫茫戈壁滩行程2500公里，历时44天，顺利到达目的地新疆南疆喀什。四师是第二军的前卫部门，到达喀什后，师部侦察连和十团组建一个加强连进驻席犁县（今塔什库尔干，塔什库尔干是新疆的一个县名，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是塔吉克族的发祥地和聚居地、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邻、是中国唯一与三国接壤的边境县。）和明铁克等边卡，向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布防，把红旗插到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十一团驻莎车，以一个加强排进至叶城通往印度、巴基斯坦边界之要点巴扎达拉。十二团主力驻伽师，一个营驻巴楚。因中苏关系友好，靠苏联边界暂未派边防部队，四师进入南疆后，在喀什设卫戌司令部，由四师司令部兼任。杨秀山兼卫戌司令员，负责该地区治安。

　　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经过十次裁军，而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不仅保留了而且还在逐步扩大发展。1953年1月,部队整编，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番号撤销，第四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师（其余部门改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一师、第二师）；1960年4月改称陆军第四师；1978年第四师增编高炮团；1979年增编坦克团，并改编摩托化步兵师；1985年10月又改称步兵第四师；1996年1月列为全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现属新疆军区直辖步兵师。当年洪湖赤卫队（游击队）到红二军团第四师成立，抗日战争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解放战争的独四旅，第四师经过70年的腥风血雨的考验，不仅整建制的保留至令，甚至连部队番号都一字不差的保留下来了。

　　当年的洪湖赤卫队（游击队）——红二军团第四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创建和巩固，掩护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西征，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抗日战争中，部队改编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参加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和晋东南敌后游击战、百团大战、南泥湾大生产等著名的战斗和运动。解放战争中，在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等重大事件和著名战役战斗中，师团营指挥员不论大小战斗都是深入前沿观察，靠前指挥，打了许多大仗、硬仗和恶仗。第四师（独四旅）1945年冬恢复成立时，人数只有1800人，后发展到万余人，主要是俘虏兵补充的，恢复成立4年中，参加了许多大小战斗，如吕梁战役、保卫延安、潘龙攻坚战、宜川战役、运城战役、永丰战役等。主要战绩：俘虏敌军将军6名及以下官兵25800余人，毙伤敌人9550余人（在共同战场人击毙击伤的未计算在内），缴获各种口径火炮265门，轻重机枪1200余挺，其它各种枪械110000余支，仅宜川战争就缴获弹药100余吨以及许多军用物资。新华社记者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介绍的就是第四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战斗场面（原独四旅旅长陈兴允就是顿星云，政委杨克文就是杨秀山的原型）。    1949年10月，第四师在彭德怀元帅的指挥下，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进军新疆，为解放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作出的贡献。建国以后，步兵第四师参加了新疆剿匪，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反映的就是第四师在新疆南疆，在塔什库尔干帕米尔高原参加剿匪的一段场面。作为新疆军区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追捕围歼反革命暴狱任务和反恐及核条件下陆军对立足未稳之敌进攻研究性演习。步兵第四师成立70多年来，部队番号虽经过多次变化，但始终弘扬了红军传统和“南泥湾精神”，王震将军曾为步兵第四师题词“中国工农红军光荣事迹代代传”。

九．红二方面军长征过富民

公元937年，云南历史上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章由此展开：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建都羊苴咩城。此后，大理国共传22代国主，历时316年。1000多年后的今天，段氏的后代不仅遍布三迤大地，有的还在海外生根开花。…[详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简称红二、六军团，两军团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创建起来的，他们久经征战艰苦磨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大地上一支有口皆碑的英雄的人民军队。红二军团贺龙任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肖克任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计划的彻底破产。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即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它的存在和发展，当然也成了蒋介石在南中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蒋介石为了打击和消灭我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苏区，又调集了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发起了新的大规模“围剿”。对于这次围剿，蒋介石吸取1935年2月至8月组织湘鄂两省军队大规模围剿二、六军团军事失利的教训，认为，要消灭二、六军团，只能让他的嫡系部队出马，作围剿部队的主要力量了。

　　　　蒋介石的新围剿部署是：以原来湘鄂两省的围剿军队在大庸、永顺、龙山、来风、鹤峰、走马坪为前沿的袋形阵地上筑碉固守，从南、西、北三面限制我军机动；以新调来的26路军（孙连仲部）、樊嵩甫纵队和汤恩伯纵队为进攻部队，从津市、澧州及其以北地区，由东而西交互逐段筑碉推进，企图将我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和聚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另一部（102师）在利川、宜昌作预备队，并在宜昌设立行营，以陈诚为行营主任，代替蒋介石统一指挥。敌人此次用作围剿我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总数多达130个团。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对我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更加严重的经济封锁。

　　　　战斗在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情况日益严重。为了保存实力，寻找新的活动区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000多人，在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的领导下，奉命离开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桥子垭出发，开始了战略性转移——长征。

　　　　按当时二、六军团的处境，向北突围，除敌有重兵封锁外，地形极坏，且有清江、长江；苏区西面地区敌兵力较大，有敌碉网，且西北有乌江、长江阻隔；东面敌人兵力最大，且受湖泊、河网限制，地区狭小，回旋余地不大；南面敌人虽弱，但有澧水、沅水之隔，且假若我主力突出封锁线外，敌人必乘虚进入苏区，不易再返回。这些情况说明，即便我二、六军团能在外线和苏区附近取得战斗上的一些胜利，但难以久停。因此，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最后决定突出敌人封锁线，向贵州之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作长征式的转移。

　　　　蒋介石发觉红二、六军团突围后，急调集樊嵩甫、李觉、陶广、郭汝栋、汤恩伯五个纵队，共十二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追击，企图消灭红军于沅江和资水地区。大敌压来，红二、六军团决定撤离湘中，向黔东地区转移。转移中，红军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机动灵活的战术，渡过了清水江后，于1936年1月1日进至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之后，冲破敌人的阻拦，于1月9日至12日，先后占领了贵州的江口、石阡等地，进入了黔东地区。此期间，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的红十八师，经过艰苦斗争，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江口，与主力会合。因该地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而敌人又从东南西北向红军进逼，遂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西渡乌江，争取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二十多天，红二、六军团虽然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了政权，扩大了武装，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工作，但敌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等五个纵队纷纷向红军进逼，并相继占领了黔西、大定，从而失去了在黔西、大定、毕节创建根据地的条件。军分会当机立断，决定退出该地区，转到安顺地区创建根据地。

　　　　我国西南地区的乌蒙山脉，位于贵州省西部和云南省东北两省交界的赫章、威宁、镇雄、昭通、彝良、宣威等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的地理特点是，山大河流多，森林覆盖面积大，便于部队隐蔽行动和游击迂回作战。由于敌人重兵都在我二、六军团后面和左侧，将我从毕节直接去安顺地区的道路封死，只好沿毕威大道西进，朝乌蒙山区腹地方向前进，计划将敌人尽量向西调动，只要敌敞开去安顺的道路，发生疲惫，即突然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安顺地区性。

　　　　此时，南中国的各派军阀对我红军的行动判断不一，各有打算。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入云南，祸及“滇民”，更害怕蒋介石再一次使用“假道灭虢”的故伎，落个象上年贵州王家烈的下场，所以他把自己的看家本钱五个旅先以三个多旅开到昭通、威宁、宣威，作守势防御，企图与追击部队造成夹击之势，逼我二、六军团北走四川。四川军阀们也怕南国红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所以把杨森和李家钰等部三十余个团都赶到川南和川滇、川康长江与金沙江沿岸地区布防。蒋介石、顾祝同则企图利用川军、滇军严密防堵的形势，以重兵从东、东南两个方向将我二、六军团消灭在金沙江南岸滇黔川边境地区。所以蒋介石不止一次地指斥下属，对红军“不能只是跟追”，“要赶到前面截击”。在蒋介石、顾祝同催逼下，敌五个追击部队，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一开始都比较积极，并趁我二、六军团撤出黔西、大定、毕节之机，沿毕威大道及北侧向威宁作竞赛式的平行追击。其余李觉部因在湘境防堵不力，受到何键和蒋介石的惩处，对军令亦不敢再马虎；郭汝栋部则因军饷得到补充，“知恩图报”，都不遗余力地追剿我二、六军团。所以，我二、六军团在乌蒙回旋时期，不仅所经地区遇到的是粮极少、居民稀、山大、道路狭窄等困难，而且面临追敌气势正成为成功盛的时期。

　　　　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地区，转到滇黔边境的乌蒙山区，同敌人进行回旋战斗。为了调动敌人北进，敞开南面之门，在贺龙、任弼时的指挥下，红军采取边打边走、迂回曲折、敌进我进的战术，疲惫敌人，伺机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以则河、哲庄坝伏击战斗的胜利；克服了乌蒙山深处行军的重重困难，战胜了道道险阻，于3月17日突然南进，透过滇军孙渡纵队在昭通、威宁间的防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向南急进。23日，在宣威县北的虎头山地区，冲破了滇军孙渡纵队三个旅和郭汝栋纵队的追击，28日，进占了盘县、亦资孔地区。乌蒙转战，回旋1500余里，历时一个月，胜利结束。

　　　　红二、六军团原计划在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于3月25日和30日两次电示，要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于是军分会决定放弃在在这时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北上甘孜。

　　　　3月2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建议二、六军团在渡河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及旧历3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并提出五个渡江点供两军团选择。即：一是在蒙、昭一带渡河，该处渡船多、渡口多，但须先抢到手。从这里渡江后经会理、盐源到雅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然后大举北进；二是第二渡河区在皎平渡、鲁车渡渡河亦可，但船只少；三是元谋龙街亦可渡；四是如上述三处不能渡河时，直经禄劝、武定、元谋，进姚安、大姚、盐丰一带设法渡河，到华坪、永北一带更为稳妥；五是若西上即到邓川、鹤庆、丽江，过维西、中甸、阿子，经德荣、定乡，可到巴安与四方面军会合。此道即使是暑天亦应多备冬衣。朱德、张国焘指示说，现在过河是时机，因二、六军团善于用机动战，已将敌军陷入严困状态中，李觉部早图调回湖南，已伤亡过半；万耀煌部受打击请整；郝梦龄部叫苦；樊嵩甫纵队亦疲劳；李家钰9个团分散甚宽，战斗力亦不强；似滇军肯积极。敌大部似落在五、六天后，如趁此时过金沙江沿有可能，但朱德、张国焘最后说：“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3月2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人又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电文对朱德、张国焘关于“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的问题回复是：“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对有没有能力渡过金沙江的问题的回复是：“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涨之前或不致感到大的困难。”但电文最后说：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及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对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请示答复得很快，30日即发来复电。复电首先说，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份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朱德、张国焘复电对二、六军团要不要过江仍无肯定答复。对如决定过江在哪里过的问题复电说：“最好你军在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对暂时不过江到哪里活动问题，复电说：“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应尽力策应。”对不过江留长江南岸广大地区活动的问题复电说：“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究竟何去何从，朱德、张国焘的复电说：“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对走和留，军委仍无肯定答复，如何执行朱德、张国焘的指示，决定立即贵州盘县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来讨论决定这个重大问题。六军团领导人肖克、王震、张子意30日特地从亦资孔赶到盘县参加会议，讨论两军团今后新的行动问题。会上任弼时说：我们留下创滇黔川边区根据地条件是有的，但自一方面军北上后，中国革命形势转向北方，这可能是军委总的战略，因此，南方革命力量向北方转移，这是革命大局的需要。朱德、张国焘电报虽未肯定要二、六军团渡江北进，但观其意见以北渡为妥。会议通过充分讨论，最后放弃留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并最终放弃东渡盘江到安顺建立临时根据地的设想，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会议确定选择到第三渡江点渡江，即越过普渡河，经元谋到龙街渡口渡金沙江的行军路线。会议决定以二军团为右翼经沾益、寻甸，六军团为左翼经曲靖、马龙，同向普渡河前进。战略方针定下来后，两军团各自作再度入滇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4月1日起，我二、六军团开始以抢渡金沙江为目标的战略转移。

　　　　为了迷惑敌人，把敌人在滇黔边上的两个纵队东调，使敌人认为我有东渡盘江之势，二军团遂派一部东进，佯装我军要去渡盘江而不是西进入滇。在平彝附近的滇军三个旅正准备向东进逼，可未料到我军会突然掉头西进，卒不及防，加之我两军团一北一南，绕过滇军防线，所以我军再度入滇，未遇多大阻力，即突破滇军三个旅的平彝防线。我军从平彝、胜境关南北两侧，巧妙地通过滇军防地，4月2日从富源出发，贺龙率二军团为右翼，肖克率六军团为左翼，兵分两路向滇中开进。龙云得知贺龙率领的二军团于今日抵平彝北的迤后所，肖克率领的六军团于昨日晚到羊场营（即营上），便发电报给顾祝同说，共军又图西窜，现在情形，封江之策似已不适用，最好江防部队仍须过江尾追，以茅口河驻兵先行尤为捷便。同时派飞机进行侦察、轰炸、扫射，以迟滞我军行动，我军夜晚行军，白天休息。

　　　　红军突然进入滇中，龙云大为震惊，并判断红二、六军团要走中央红军的老路过金沙江，于是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组织部队追赶剿。3日，红二、六军团入滇后迅速进至沾益、曲靖地区，使得龙云有些坐卧不安，发电报给蒋介石，埋怨追军“又复落后”。同时致电顾祝同，要顾祝同各纵队入境追剿。原来除滇军各旅尾我两军团追击外，其它各纵队离我军都有一段距离，郭汝栋纵队3日由土城上、下码之线向马场、暗地、石关一带推进，意在防我向西北，与孙渡纵队联络向西南夹击，是日进到喏嘎、板壁坡之线；李觉纵队3日由郎岱、茅口向盘县开进；樊嵩甫纵队由水城杨梅树之线待命向威宁前进；郝梦龄纵队3日向鸡场河、侯昌河前进；万耀煌部仍集结在清镇；93师之甘团3日午进占盘县。我二、六军团矛头指向滇中，滇中空虚，云南省府3日召开第460次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两个补充大队，每队定兵额1000名，兵源调直属区第二期退役常备队兵及第五区第一期退役常备队兵，限7日内到昆明集结；云南省府即日分别令知各县，赶速加紧城防，整顿团队，配合军方堵截我二、六军团。

　　　　蒋介石认为，我二、六军团入滇，其目的在西昌、会理，否则图在滇、康边境与朱、徐会合。5日，蒋介石一方面令顾祝同督令李觉、樊嵩甫、郭汝栋三个纵队分路紧急跟踪追赶剿，另一方面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统一指挥入滇的中央军和滇军。于是顾祝同5日以蒋介石的名义令郭汝栋纵队由暗地、马场一带经永安辅尾我军追击，樊嵩甫纵队经威宁向宣威急进，孙渡纵队由马龙经板桥向易隆并列推进，令贵阳蒋介石的航空第五队一分队派三架飞机飞昆明归龙云指挥，同日飞机由贵阳飞抵昆明。龙云为阻我二、六军团沿红一方面军路线前进，5日派第九旅旅长张冲率临时抽调的昆明城防部队近卫第一团、第二团和工兵大队一营组成的暂编第九旅到普渡河西岸截堵，张冲率部于当日晚9时许从昆明城出发，向普渡河铁索桥开进，该敌经大小普基，宿营桃园（现属五华区）。

　　　　4月6日，我二军团六师主力从沾益的土城出发，其第十八团从寻甸的高田出发，西经七星桥，奔袭寻甸县城。二军团直当日从沾益的羊街、四师从马龙磨石箐、五师从寻甸的石甲小街出发，也经七星桥到达寻甸县城及其附近。据昨晚探报，滇敌孙渡纵队似有一个旅到王家庄，本日将到寻甸城，二军团为了打击该敌，派一部到水平子附近设伏，后因情报不确未能打上。同时派四师为前卫，连夜兼程前往普渡河，夺取铁索桥渡口。该师于当日下午即从寻甸地域出发，经羊街、鲁土，向乐朗前进。六军团当日在羊街、余家屯休整，派小股部队进入嵩明县境，监视嵩明城内敌人的动向。到普渡河截堵的张冲部6日经散旦进到款庄的白衣村（现属富民县）宿营。

　　　　4月7日，红二、六军团左、右翼会集寻甸县柯渡、可郎一带，准备西渡普渡河，沿中央红军路线渡金沙江北上。夺取普渡河渡口的红四师当日经磨腮、栗子树，进到乐朗；二军团直和六师今日从寻甸地域出发，经大碑当，折向西南，沿可郎河西进，到达柯渡坝子，在此宿营；五师经麦冲、甸尾、横河亦抵柯渡宿营。六军团从羊街、余家屯和梁王山出发，经磨盘寺、三家村，走到二军团主力所经的路线。到磨腮、可郎宿营。当日，从昆明巫家坝飞来的敌机跟踪轮番轰炸，在麦冲坝、磨腮小石洞等地投弹数十枚，有数十名红军战士遇难。连夜兼程赶向普渡河西岸设防的滇军第九旅，同我军赛进，7日凌晨2时，旅长张冲令工兵大队陶营和近卫第二团第三营迅速前去抢占禄劝铁索桥渡口，破坏铁索桥，张冲率主力跟进。晨7时张冲率部赶到普渡河与木板河间的乐在，因昆明城空虚，张冲怕红军从可郎、柯渡突然南下攻袭昆明，为回救昆明及时，决定不再率部继续北进，只派两个营星夜赶往普渡河下游铁索桥布防，并在乐在就地安营扎寨，指挥部设在乐在村内的杨松萱家将近卫第一、二两团部署在老干山和玉膀山高地上监视警戒。前去禄劝境抢占普渡河铁索桥的工兵大队陶营、近卫三营，7日翻过象鼻岭，沿河右岸急进，8时赶到铁索桥渡口，该敌担心在东岸设防难以挡住红军的攻势，便将铁索桥上的木板全部拆除，用大铁锁将进入西桥头堡的大门锁死，桥头两侧布上层层铁丝网，然后以一部驻守西桥头，大部驻扎鹦鹉山上。守敌在鹦鹉山上临时赶修了野战工事，火力交叉，梯次配备，封锁、控制渡口和对岸的大坪山、上下大山，等待我军到来。

　　　　顾祝同7日乘飞机由贵阳飞抵昆明。因我军未直逼昆明，龙云认为我军意在西渡普渡河，遂不顾昆明城防，令已进到嵩明、杨林地区的滇军几个旅，其第七旅尾我二、六军团跟踪追击，第一、第二、第五三个旅从我军左侧平行超越追击，一齐赶开普渡河截堵。第一旅在旅长刘正富的率领下速度最快，由嵩明县白邑村以西急行军，经款庄，7日傍晚即赶乐在南的东村、水利地区，并连夜与张冲取得联系。旅长刘正富想继宣威战后，再建“功勋”，表示接受张冲的指挥，催张冲进兵到我二、六军团前进的路上，切断我红军去铁索桥渡口的道路，占据木板河峡谷两岸地区的险要地形，重创我军于普渡河东岸地区；两人经过一番推让、计价还价，张冲答应出头统一指挥。张冲、刘正富因得知我军尚未通过木板河地区，于是商定，令近卫第一团（团长卢浚泉，卢汉之叔父）到老干山东侧大、小木板布防，刘正富的第一旅由左面到大石桥布防。此时安恩浦的第二旅正沿第一旅的行进路线向款庄赶进，孙渡率鲁道源的第五旅随二旅跟进。

　　　　从敌人普渡河防线的兵力部署看，防线布置尚未就绪，南重北轻，南段木板河地域已经集结两个旅，加上将赶到的两个旅，共四个旅阻击我左翼六军团，因此，我六军团西进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敌人普渡河防线的北段禄劝铁索桥渡口只有一个工兵营和一个步兵营，防守薄弱，乐在、铁索桥两点相距不到百里，张冲、刘正富二旅长到乐在为什么不再北进，张冲又为什么只派一两个营到铁索桥布防，而且只破坏铁索桥？难道毁了桥就能阻我大军西渡普渡河吗？判断其意，一是兼顾省城城防，主力跑远了，万一我军急转南下攻城，恐回不及；二是不让我西进滇西，“糜烂地方”，加上滇西辽阔，山河纵横，又西临缅甸，一旦我据之立足建立根据地，将是龙云他们的心头之患；三是网开一面，把防线北端产大门半开半掩着，驱我二、六军团由元谋、禄劝北渡金沙江入川，把矛盾交给蒋介石，交给川军。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间控制与反控制矛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地方军阀龙云和他的将领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早有此意的，但决不是同情共产党，同情红军，心甘情愿放红军一条生路！

　　　　我红四师7日进到乐朗后，为了迅速夺占普渡河铁索桥，该师在这里并未停留多少时间，而是连夜布置抢夺渡口的战斗。因为两军团都要从这里突击过去，能不能夺下渡口，控制铁索桥，关乎两军团能不能按军委指示的第三渡点顺利渡江的重大问题，关系两个军团的存亡。四师抢夺渡口的行进序列为：第十二团为前卫，第十团为本队，第十一团和师警卫营等单位为后卫；前卫第十二团在团长黄新廷率领下，连夜向普渡河铁索桥赶进，师本队和后卫跟进。

　　　　我二、六军团西渡普渡河的总计划是：二军团先头部队四师夺取铁索桥并渡过普渡河后，六军团继四师渡河，二军团余部在柯渡地域原地待命候进。

　　　　普渡河铁索桥，位于禄劝县东南角，长约三、四十米，宽约三米，桥的两边都是高山，桥东是玉膀山，桥西是鹦鹉山，上下数十里，铁索桥就架在两山峡谷之间的普渡河上，此处河宽虽然只有二三十米，但水流湍急，河中乱石错杂，涉渡困难，是禄劝县连接寻甸县交界地区东村乡（现属富民县）的重要通道，红二、六军团预定从这里通过。

　　　　本来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的目的，是为了渡金沙江北上抗日，这点龙云心里是明白的。早在二月，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各族各阶层爱国人土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请西南社会爱国知名人土、前清秀才、辛亥革命的老人，曾任过国民革命贵州军政府总理的周素园先生（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时，周先生与红军积极合作，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随红军长征）以旧交写信给龙云、孙渡和鲁道源，希望他们和红军一致行动抗日。周素园先生“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励他，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龙云不但不听，反而“把原信摄影下来，呈报蒋介石下通辑令。并张贴布告，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周素园《自传》、贵州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期）之后，红二、六军团在向宣威的转移途中，肖克、王震、张子意三人又联名写信给孙渡，说明红军是抗日反蒋的，希望滇军不要和红军打仗，建议双方建立抗日停战协定，还告诉他们，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讲，打得两败俱伤，蒋介石借追红军之机，把大批中央嫡系部队开进云南来，将来云南还是你们的吗？并以“假道灭虢，史有明鉴”的历史故事打动他们，孙渡收到这封信后，又转给了龙云。同时，红二、六军团经沾益至马龙后，并没有沿黔滇大道指向昆明，而是进抵昆明东北的寻甸。龙云看到红二、六军团是沿一九三五年中同央红军所走的路线，要经禄劝县境内的普渡河铁索桥到金沙江边，自认为前有普渡河险境和堵兵，后有强兵追击；又错误地估计了虎头山战斗，认为红军伤亡严重，“战斗力削减了三分之一”；因而置红军的忠告而不顾，把红军经普渡河铁索桥的行动，当作围歼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他一面急忙把在一平浪任盐运使的张冲调回，率其在昆明的直属部队约四千余人，连夜赶往普渡河铁索桥一线布防堵截；一面急派督训处长卢汉和副官长陈盛恩赶到杨林镇，向孙渡纵队旅长以上军官面授机宜，要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配合张冲率领的直属部队，东西夹击红军于普渡河的险峻峡谷地带。

　　　　我二军团四师前卫十二团，4月7日午夜后急进到铁索桥东岸，8日晨6时下到桥边，见铁索桥已被敌人封锁，西岸已设防，又由于桥的位置低险，决定不强攻铁索桥，而是从下游约一华里处的小河塘渡口，乘黎明前的晨雾偷渡过河。随后师部率本队和后卫赶到，立即作出抢渡普渡河的部署：十一团和警卫营留东岸，占领上下大山制高点，严密监视鹦鹉山守敌，一旦敌人发现我军已来到，即佯作夺取铁索桥姿态，掩护十二团和十团在下游偷渡；十团随十二团过河。前卫十二团跑步到小河塘渡口，立即乘青晨农雾进行泅渡，突击排到达对岸后，迅速抢占渡口两侧制高点，掩护后续部队过河。十二团在河面上拉了几根大绳子，后续部队攀绳涉水，既快又安全，到太阳刚从东边升起的时候，十二团已安全偷渡过普渡河，并顺着一条由西向东注入普渡河的溪流两岸迅速向者广前进，准备迂回包抄鹦鹉山的敌人。接着十团尾随十二团从小河塘渡河，红十团刚渡过一半人，这时峡谷的云雾散去，即被鹦鹉山的敌发现，霎时，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射向小河塘方向，企图阻止红军继续过河。这时，隐蔽在桥东岸的部队，以猛烈的炮火向对岸敌人还击，佯作强攻铁索桥态势，以掩护师主力在下游渡河。布防鹦鹉山顶的敌人避开我桥东岸的火力，以一部迅速向北移动，经白马山北侧，抢中了赤朗箐（石坝箐）附近高地，阻我继续西进。敌人居高临下，一面用火力封锁小河塘，阻止我军继续渡河，一面企图将我已过河的部队赶回东岸，我红十二团识破敌人的企图，在地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一面迅速组织部队奋力抢占尖山同腰制高点，压制鹦鹉山的敌人的火力，巩固小河塘渡口，一面组织已进到赤朗箐的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虽然将敌人打垮，但负出的伤亡较大，随后敌人又几次向我军控制的高地进攻，但均被我军击退。下午1点，红十团全部渡到西岸，这时我已过河的十团、十二团在桥东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以一部牵制敌人，一部向敌后侧迅速迂回，准备把敌人从鹦鹉山赶下河谷围歼。这时敌人进退两难，顾了前顾不了后，既要防桥东我军过河，又要防十团、十二团的进攻，已陷入被动挨打局面。下午3点，敌人的退路完全被我军截断，陷入包围之中。正当我军要将敌人赶下河谷围歼之际，红4师突然接到军团部停止渡河的命令。

　　　　为什么二军团命令四师停止渡河呢？因为发现滇军重兵集结于木板河西的款庄乐在、水利、西村一带，截断了我六军团前去尾四师渡普渡河的道路，并在老干山脚小松园的天生桥一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木板河是普渡河上游地区的一条支流，它绕老干山东侧向北流，在小河口地区注入普渡河，其自老干山南端起，上游叫马过河，呈东西流向。老干山矗立于款庄河与马过河之间，形似一只翻停的“大木船”，海拔2067米，东西面山坡陡、林密，南起于沈家村后山，北延伸至小松园村后，全长9公里多，因长年无水，故称老干山。老干山脚上游的马过河呈东西向流来，经徐谷地村再由南向北流经小松园与西面的款庄河交汇。我军与滇军的战斗就在木板河的小木板至北面天生桥段的两岸进行。小木板的东岸500米是大木板，大木板地势险要，是扼守从乐朗到铁索桥第一道险要去处，其东面是努乃山、三家村、五定庄，北面是大尖峰山海拔高达2003米，木板河到小木板处向西北流，其东为大尖峰山，西为老干山北端，两山之间形成很深的木板河峡谷，峡谷长约两公里，出峡谷处便是小松园。小松园位于老干山北端山脚，紧靠木板河的西岸，它东南面是老干山北端的大平地，东面为大木板村后的大尖峰山，东北面为大石桥村后的大黑山，西北面为玉膀山。滇军的指挥部所在地乐在在它的西南面，距离约两三华里，因小松园地处峡谷，四周山势险要，所以是滇军张冲、刘正富两个旅准备重点设防地带。

8日清晨，六军团主力从可郎地域出发，前卫十七师从乐朗出发，准备继二军团四师渡过普渡河，不料十七师经稗子田、五定庄、三家村，10时许下到大木板即与前来这一带布防的滇军近卫第一团遭遇，木板河遭遇战即打响。原来昨晚滇军张冲、刘正富两旅长虽然作出堵截我军的计划，但部队并未连夜展开，他们判断红军不可能那么快就会赶到这里，所以布防的命令虽然下达，可行动却比较迟缓。8日上午，敌人近卫第一团奉命到大木板一带设防，绕过老干山北麓，经小松园南侧，再沿老干山东侧、木板河西岸逆流而上，没想到刚进到大木板河东的大木板谷地，还未来得及展开便与红十七师前卫遭遇。敌军与我军打响后，其在乐在的指挥部即令刘正富旅，左出占领玉膀山、大石桥后山及老干山北端的大平地，既支援其近卫第一团作战，又作纵深配备，严密封锁我经小松园到铁索桥的道路。我军与敌不期而遇，十七师三个团不顾夜行军的疲劳，迅速投入战斗英雄，师首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团涉水过木板河，抢占老干山制高点，用火力压制乐在村一带的敌人，封锁敌人向老干山靠拢；五十一团迅速占领大木板村后大黑山，迂回占领石桥坡，牵制玉膀山一线的敌人；四十九团在小松园东侧继续与敌人激战，争取夺占大石桥，控制通向普渡河的隘口。敌人近卫一团在我正面攻击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沿木板河西岸退却，沿途散窜到老干山北端的山上。这时，木板河东岸的部队，以最大的火力攻击西岸老干山上的敌人，掩护沿西岸河谷攻击的部队向敌人冲击。战斗打响时，敌人刘正富旅的第二团、第三补充大队主力及广富、个旧两个独立营从乐在南的东西村出发，正向大石桥、老干山、玉膀山地域赶进。刘正富到后遂急以一部占玉膀山，一部上老干山，一部前出企图占领大石桥坡。我向大石桥迂回的部队很顺利地攻占了大石桥坡，迫使来这里的敌人退守玉膀山。但由于老干山的敌人有近卫一团和刘正富旅的主力，我军向老干山攻击的部队曾一度受挫，后来我军调整部署，在大尖峰山、大石桥坡我军火力掩护下，经三、四次反复冲杀，才沿两道山箐攻上了老干山山脊梁，接着我军居高临下往北打，又迅速夺占了老干山最北端的大平地，才把滇军赶下山去。

　　　　红军夺占了老干山，滇军的指挥部所在地乐在便暴露在红军的机枪射程之内，对敌人威胁极大，这时张冲傻了眼，急令近卫第二团（缺一个营）牢牢控制玉膀山，牵制大石桥，封锁小松园低谷开阔地带，同时将近卫一团交给刘正富指挥，由刘正富率第一旅之第二团、近卫第一团及广富独立营、个旧独立营等部，占领小松园，然后向东进攻大石桥，向南进攻老干山北端的大平地；张冲率领留在乐在的部队，越过东村河，从西侧助攻。刘正富以他的第二团和广富独立营为第一梯队，先占领小松园，然后在左侧玉膀山近卫二团的火力支援和第二梯队的掩护下，向老干山和大石桥坡节节仰攻，激战了半个小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红军击溃，丢下一具具尸体败退，敌人进攻意图未能得逞。接着红军组织反冲击，红军勇士个个英勇顽强，蜂拥冲下山，势不可挡，一部迅速冲到断沟附近，意欲夺取敌人的机枪，与敌广富独立营、各旧独立营展开激烈的厮杀，这两个独立营作战凶猛异常，特别是广富独立营，他们脱去上衣，用大刀与红军肉搏，战斗十分惨烈。由于敌人火力很猛，加之这时龙云派来的飞机已从昆明飞往老干山、大黑山及小松园两侧的红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扫射，整个阵地硝烟弥漫，致使冲下山的红军部队未能大量消灭敌人，扩大战果，最后只得退到山脚，据山抗击敌人的反扑。

　　　　我红十七师与滇军两个旅激战近四个多小时，至午时，滇军纵队司令孙渡率纵队部赶到了乐在村，孙渡随即令张冲、刘正富两旅继续从北侧和西侧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又令安恩浦旅长率第二旅从老干山南端的马街款庄地域绕老干山东南山脚，经沈家村、多宜甲，向大木板迂回抄击。同时得知铁索桥处也发生战斗，那里兵力薄弱，遂令近卫第二团的另两个营强行军赶去普度河边的鹦鹉山增援。安恩浦令第三团为前卫，经徐谷地，沿马过河两岸疾速向大木板推进，企图将红六军团拦腰截断。鉴于敌人兵力不断增加，南面的安恩溥旅又从右侧加入战斗，滇军鲁道源的第五旅也随时可能投入战斗。此时，鉴于前面阻敌的情况，红十七师领导一面命令四十九团暂停过款庄河、大石桥，一面向军团报告，请示停止向普渡河铁索桥前进，建议向后面的汉排山转移。两军团首长根据面临的敌情判断，认为滇军在普渡河的防线已很巩固，再执行到元谋渡江的计划，红二军团后卫和六军团主力有可能被滇军安恩浦旅、鲁道源旅截在普渡河东岸，全军陷入滇军数旅分割包围之中，于是军团领导同意十七师向汉排山转移的意见。同时为了防止被敌人分割包围，果断决定收拢渡到西岸的部队，并命令红四师停止渡河，撤出战斗，不由原路返回，而从铁索桥下游头哨向东北方向撤退，经二哨到三哨后折向东南由茨沟直达柯渡；命令红十七师撤出老干山战斗，从大木板、大石桥和老干山北端向东北面撤退，经大小黑山、小仓浪、戈卓龙到达柯渡。四师和十七师都没从原路返回，而是往东北方向撤退，这是战略性的，目的是将已集结在普渡河南段地域的滇军4个旅往东北面新鸡街方向调动，待普渡河上游防守空虚之际乘机向南迂回，突进到富民赤就地带渡过螳螂川，然后再西进，待机从邓川、鹤庆、丽江一带过金沙江。

　　　　红四师接到停止渡河的命令，立即通知已涉渡到西岸的红十团、十二团停止进攻，撤出战斗。根据命令，在渡口边的部队陆续撤到东岸，但进入纵深十多里的部队，一时难以撤回，因急速撤退全导致敌人的追击，甚至有可能在半道上遭到阻击。为了减少伤亡，红军进入纵深的部队随即占领白马山和敌人对峙，然后待机撤回东岸。抢渡到普渡河西岸纵深的红十团、十二团，接到重返河东岸的命令后，指战员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怎样才能安全撤出。因这几日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已有十五、六个小时没有喝水、吃饭、休息，为了能顺利撤回东岸，两个团除了用一部份兵力迷惑骚扰敌人外，另抽一部份人到附近村子里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烧水做饭，大部份人在山上就地休息，等到天黑后再撤过河。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两团人的饭菜很快做好，送到山上，同时还向当地群众买了很多竹子，每班发一根，各班将竹子破开编成灯笼，里面放了洋腊点着，挂在白马山的松树枝上，布好疑阵迷惑敌人；各班还拣了一堆柴禾，里边放些子弹，准备撤退时点着火用于骚扰敌人。

　　　　红十团、十二团在白马山警戒休整的这几个小时内，红军东岸的部队居然将守桥头的滇军给瓦解了。晚上8时许，整个白马山上，灯火齐明，枪声大作，在东岸牵制敌人的红四师警卫营和炮兵也同时向鹦鹉山守敌射击，策应红十团和十二团顺利重返河东，把鹦鹉山上的敌人吓得心惊肉跳，以为红军又要对他们发起攻击，便仓皇向普渡河上游撤退。这时张冲派到铁索桥增防的近卫第二团团长率领的两个营从巴德方向赶来，把自己的一个营及工兵营当成红军打起来，自己人打自己人，一直闹了个通宵。红十团和十二团趁敌人慌乱之际，在向导的带领下，迅速下山，向东插到铁索桥西桥头，从桥上返回东岸，与师部和十一团会合后，沿军团指示的路线，向东北经二哨、三哨、白勒到茨沟，然后到新鸡街，再折向柯渡尾主力西进。

　　　　红四师在普渡河铁索桥的战斗，虽然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却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共牺牲干部战士79人，其中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在铁索桥下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光荣牺牲；师参谋处张主任在头哨下面的一块大石头（这石头叫张嘴石）后面，用望远镜观察部队撤退的情形时，被西岸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他牺牲后用绸子裹着遗体，在头哨找了一口棺材，埋在头哨后边的山上；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还有红十团二营五连的指导员。红四师铁索桥战斗的战果因大部队要作新的转移而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仍以突破滇军普渡河防线的业绩载入史册，几十年来，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大战铁索桥的事迹，一直为大家所传颂，鼓舞和鞭策着我们不断奋进。

　　　　在老干山北端小松园的十七师接到撤出战斗命令，即命令正向老干山增援的四十九团停止前进，并令在汉排山制高点的部队与在老干山的五十团共同加大火力掩护冲过石桥的五十一团撤退到汉排山，然后掩护老干山的五十团撤出战斗，在交替掩护下，老干山上的五十团经小松园村撤到小木板涉水到大木板，直插三家村；大石桥坡上的部队经大峰山北侧撤退。当红军各团都已撤到汉排山时，从款庄马街赶来增援的部队与龟缩在响石一带的滇军向汉排山仰攻追击，这时从昆明派来的敌机先是1架，后来是6架，围绕老干山、汉排山盘旋、侦察、投弹、扫射，已撤上山的红军利用深山密林和有利地形作掩护，边打边撤退。由于红军部队撤得快，除殿后的部队略有伤亡外，其余大部队都安全转移。向汉排山尾追的滇军恰恰碰上自己飞机投下的炸弹，成遍成堆地被炸死、炸伤在石桥坡上。这时，红军部队趁敌人一片混乱之际，两路合为一路，随军团本队转进。在大黑山一带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的部队，快到黄昏时才撤出阻击阵地，急尾主力向新鸡街、胡家村一带转移。

　　　　老干山小松园战斗，在红六军团和十七师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慨，给敌军沉重的打击，歼敌200余人，击毙敌营长1人，连长2人，排长3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粉碎了敌人企图将二、六军团消灭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的战略图谋。红军伤亡60余人。红军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在附近村里进行了宣传，在老干山、汉排山下的大木板、小木板、小松园村子里，房屋墙上留下了不少红军写的标语：

　　　　打倒国民党！

　　　　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北上抗战打日本！

　　　　战斗中，许多穷苦的农民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给老干山上的红军送水送饭，红军撤走后，贫苦农民收埋了红军烈士的遗体。群众高李氏、鄢杰等人，还悄悄收留了一些来不及撤走的红军伤员，在他们的照料、医护下，治好了伤，有的又重踏征程，去追赶红军部队，有的就地安了家。在大木板，有三位当年受伤落伍的红军，一位原籍湖南新化，名叫孙来厚，1993年病故；一位是江西上犹，名叫陈海顺，1991年病故；一位是湖南永绳县人，名叫蒋兴旺，2004年病故。三位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负了伤，鲜血洒在了老干山上，当时他们都为自己负伤没能赶上部队而十分难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历了不少的苦难，不得已在当地安了家。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都是儿孙满堂，晚年还是比较幸福的。

　　　　在大木板村子里，还一条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标语从右到左写着：苏维埃与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遗憾的是1976年，写着标语的墙壁已经倒塌。

　　　　4月9日，红二、六军团拥挤在南北长不到50公里，东西宽不足10公里的新鸡街、柯渡、可郎这一带。龙云见到这种形势，认为是天赐建立“殊勋”良机，企图消灭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羊街以西狭窄地区。于是命令他的四个旅由普渡河西岸和沿岸地区尾红六军团和二军团四师向东返方向追击；令第七旅从羊街以西觅我后队行进方向追击；并催令进到沾益、曲靖地区的郭汝栋纵队经寻甸，向羊街方向猛进合击；令李觉、樊松甫纵队由平彝、宣威分别进到滇黔公路上，尾郭汝栋纵队跟追。再次调集部队围剿红军，形势十分严峻，为保证两军安全转移，二军团部决定由红六师沿日前来路顺可郎河谷返回几十公里到六甲阻击敌人，大部队向南急进，直逼昆明。六甲阻击战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当日夜幕降临，红六师激战终日，在红五师的支持下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重创滇军，打死打伤敌人近千，我军也负出了伤亡200多人的代价，军团首长贺龙亲自慰问全体官兵说“这一战，你们打得勇敢，打得实在，打出了我们红军的英雄气概”。作战双方是红六师与孙渡直属部队第七旅（滇军精锐），红军凭借有利地形打击敌人，滇军占着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竭力冲杀，战斗异常急烈。中午军团首长派红五师增援，红五师从左翼迂回，夹击滇军，孙渡顾着前顾不着后，有一个团几乎被全歼。六甲战斗揍痛了滇军，吓得滇军此后不敢对红军穷追，红军顺利西进。

　　　　我二、六军团计划到军委指定的第三渡河点元谋过江不能实现后，只好西进滇西，至祥云、盐丰后急转向西北渡江，这是军委军委指示的第五个渡河点，万一渡江不成，就只能留滇西创建游击根据地。为为了实现从滇西北渡江的计划，眼前的任务，首先必须摆脱当面围追堵截的滇军。4月10日凌晨，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指挥下，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以大胆而迅速的行动，突然向南，穿过敌人东西两部结合部之间的空隙，急行八十余里，于当日下午进抵昆明以北的阿子营、羊街和鼠街一带地区，造成进攻昆明、威胁龙云要害之势。红军这一大胆的行动，完全出乎龙云、顾祝同的意料之外，此时，他们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普渡河铁索桥方向，在那里集中了十个团以上的兵力。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出红军突不破铁索桥的阻拦后，可能从下游的团街过普渡河的判断。10日凌晨4时，红二、六军团向南急进的时候，孙渡还向龙云发出了“明晨仍须向当前之匪搜剿”的电报，以致红军接近昆明和富民，在散旦俘虏了滇军野战医院院长黎元寿以后，龙云还派飞机到六甲上空轰炸扫射；而遭红六师沉重打击的滇军第七旅则仍畏集在七甲地区徘徊观望，不敢轻易移动。

　　　　为了给龙云造成更大的威胁，红军还派出小部队到距昆明城三十里的厂口、沙郎附近运动。当日下午八时许，红军小部队向昆明方向发射了一枚信号弹，灰白色的烟云呈椭圆形，由小及大，在城市上空停留了许久，昆明全城震动。伪云南日报为此发出号外，惊呼“10日下午八时，天空发现灰白色的环形火光，非天文现象，确系共匪所放讯号。”坐镇昆明的龙云慌了手脚，急令普渡河部队回防，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又赶紧命令城防司令高荫槐宣布全城戒严，封闭城门。由于直属部队都已调往普渡河，空城无兵，急得龙云忙把第十三军官学校的学生调来守城，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学生官，一上城就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在城西北守城的学生官，把在莲花池附近蚕豆田里劳动的农民，当作是红军来攻城的部队，竟开枪打死一个农民。红军向昆明虚晃一枪后， 趁龙云收缩部队、加强昆明防务之际，红军绕过昆明，摆脱敌人尾追，利用沿途敌军空虚，兵分两路当夜即向西北进军，进入富民。4月10日下午9时，六军团便乘夜暗从嵩明县的羊街向普渡河上游螳螂川渡口急进，进入富民县散旦乡的翟家村，经瓦厂、散旦街、十里坡、到平地向赤就行进，4月11日清晨，六军团从永富抢渡螳螂江过烦河，然后集结于赤就大村地域休息一天，以阻击可能沿普渡河而来的追敌，掩护二军团右侧翼开进。六军团在进军赤就途中，抓获抢劫卫生队的3个匪首，处决于赤就并贴出杀匪布告。12日拂晓，全军团离开赤就向罗次进发，经七桌、火里村、者北街、大小罗免村、桃树凹村从大风丫口进入罗次县的乌朵朵，当晚在罗茨县城周围宿营。六军团进军到者北抓获恶霸梅尹章，到罗免抓获敌乡长李香，就地处决，为民除害。到者北时送走了在红军中生活了十八个月的瑞士传教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在贵州时被红军抓获），阿尔佛雷德、勃沙特后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10日早晨，2军团从阿子营、三家村地域继续向昆明方向挺进，佯攻昆明。行至昆明正北方向的西山区大弯、双桥、老花铺，突然转向西挺进，后队变前队，殿后的六师十八团成为前锋，军团总参谋长李达随十八团行动，路上李大交代任务：六甲战斗打的很艰苦，部队十分疲劳，部队的任务是休息，你们的任务是监视富民县城。进入富民县束刻中村、下村、赵家村、东元沙锅村大营村，11日凌晨，前卫六师第十八团直逼富民县城，然后第一营从肖家营与东邑村之间渡过螳螂江，占领西庄、瓦窑、五家营监视城内敌人，2、3营迅速占领了富民县城南门外的菜街、前街、后街及附近村庄，把富民县城铁桶般地包围起来，任务是监视富民县城。全军团除后卫部队四师12团外其全部涉过螳螂江，到北邑村、上文明、廖家营、黄家营一带宿营，任务是休息，城内没有正规军，对红军构不成威胁，上级并未下达攻城任务。二军团总部设在离县城西北一公里外的北邑村，村口的雕楼是岗哨，贺龙、任弼时曾上雕楼上撩望富民县城及周围情况。富民县早期共产党员李坤元指示县接收站的杨茂昌有意识地将县上仅有的一台接收机，留在办公桌上，让红军带走使用，以表富民人民对红军的一份心意。

公元937年，云南历史上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章由此展开：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建都羊苴咩城。此后，大理国共传22代国主，历时316年。1000多年后的今天，段氏的后代不仅遍布三迤大地，有的还在海外生根开花。…[详细]　　国民党富民县长郝煊强令调集200余人壮丁、民团，配合县常务中队参加守城。4月10日，全部守城人员陆续到齐。下午县城4城门紧紧关闭，禁止出入，郝煊自封城防司令长官，集中守城民团、壮丁训话。宣称“我们富县城，城墙高，结实坚固，四周有护城河，城门一关，又有大家把守，谅他‘老共’有翅膀也难飞进城来。大家不要怕，守好城，只要不放‘老共’进城，到时给大家重赏”。整个富民守城人员中只有几十条枪，有80多人的常备中队，加上新抓来的壮丁、民团共计二、三百人，这就是郝县长的守城队伍，壮丁和民团中有年过50岁的，有的是大烟鬼，有的是常年不务正业的懒汉游民，乌合之众，还有的是顶门户抓来的十五、六岁的娃娃。这些人持的武器有火药枪、长矛、大刀及棍棒。南城楼离大桥不到百米，郝县长把常备中队部署在南城楼上，封锁红军过桥进城。11日，夜幕降临，城内百姓关门闭户，不时传来民团巡逻的脚步声和更夫隐隐约约的喊声：“司令官命令，好好守着城，‘老共’爬城墙用长矛戮，用稀饭浇”。南城楼上的常备中队时不时放几枪冷枪为壮丁和民团壮胆。

　　　　12日凌晨，18团1营1连本在上级没有赋予攻城任务的情况下，主动要求进攻富民县城（增连长请战，团长成钧部署）。在连长曾尔初的带领下，他们从五家营出发，带着已扎好的梯子直奔西门城楼。红军战士从城门下向城楼猛抛手榴弹，守城民团原准备用熬涨的稀饭袭击攻城红军，谁知枪一响，手榴弹一炸，守城民团四处逃窜，枪声、手榴弹响成一片，子弹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不到半个小时，红军趁着夜色把云梯直搭西城门，红军战士个个似猛虎，登梯跃入城楼。守城团丁见红军登梯上城楼，弃械逃窜，红军在后面紧紧追赶，边追边喊：“缴枪不杀！”与此同时，北门城楼也被红军攻破。一连攻下西门直扑县常备中队守卫的南城门，南城门是县城的重点防区，由常备队赵队长带兵防守，城楼上架着一挺轻机枪，守卫南门的常备队在城楼死守，机枪响个不停，严密地封锁永定大桥，但红军里外夹击南城门，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南城门被攻破，红军砸开城门，大队人马像潮水般地从南门涌进城内直扑县衙门，占领了县衙门，砸开牢门，放出被关押的无辜民众。红军攻城时，在北门为父亲守城的回族壮丁赛有为，听到爆炸声，拎起梭镖就往回跑，到了家门口，急叫：“哒、哒，开门（哒，回族对父亲的称呼）！”红军听到他的喊声以为他在喊：“打、打”，追上去就打了他一枪，打在他的大腿上，后来红军明白了真相，给了他家一些银币，表示歉意。

　　　　红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以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开始，城里的群众不敢开门，关门闭户，躲在屋里偷看，红军也没有进老百姓的家，更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而是挨家挨户地喊：“老乡，开门，点起灯来，有火柴、盐巴拿出来卖，红军买卖公平，开门啦，老乡！”后街一位卖草鞋的老奶奶第一个打开了门，她的草鞋很快就卖完了。于是，家家户户把灯点起，顿时通街灯火明亮起来。城里的老百姓看到，红军脚穿草鞋，身穿灰布衣和黑布衣，头戴八角帽，看见老百姓，说话很客气，并且亲亲热热地打招呼，老百姓渐渐走出家门，打开店铺，做起生意来。后街一傅姓人家的杂货店，是当时最大的商店，主人不在，红军便便帮他家打开铺子，代他家卖货，收入的钱放得好好的。红军购买了火柴、盐巴、食糖等日用品，一律照价付钱。

　　　　威风一时的县长郝煊，知道自己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作恶多端的事做得太多，人民饶不了他，便换了衣服躲到外面去了。红军攻进城后，在劳苦大众的帮助下，红军战士在一居民家活捉了县长郝煊。据原十八团政委杨秀山回忆，该县长顽固不化，一问三不知，在审讯中，杨秀山政委问他：“昆明有多少部队？”他说：“不知道。”问他：“昆明什么时候派部队到富民来增援你们，他们对你还有什么交待？”他仍是说：“不知道。”再问：“你说不说，不说就枪毙你！”郝煊仍然很顽固地说：“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杨秀山便从警卫员手里接过驳壳枪朝他的腿上打了一枪，由于流血过多，当场就死于卖鸡巷口。抓获恶霸地主张洪猷，在出富民县境的途中，被处决在北邑村后的山上。在红军攻城的时候，县衙大小官吏躲的躲藏的藏。县常备中队长逃窜到朋友家，狼狈不堪地装成月子婆娘，睡在内房床上，放下蚊帐，床下摆双小脚花鞋，蒙混逃脱。团总高清，躲在丁货郎家，穿了一件烂衣服，头上戴顶烂帽子，红军搜查时问：“高团总在不在？”他用手指指外面说“在那边。”红军转身走了，他侥幸逃脱。当晚，红军在富民吃了一顿饭，12日凌晨全部撤走。红军走后，富民民间留下一首民谣：“月亮出来亮堂堂，红军进城不打枪，郝县长杀在卖鸡巷，赵中队长吓得装婆娘。”

　　　　一连攻占县城时，大部队出发西进。杨秀山出城，遇到12团参谋长，参谋长告诉杨秀山，本来是我们殿后，可你们在城里，我们等不得，就出发了，由你们来殿后。4月12日，二军团从富民坝子地域西进，经核桃箐进入禄丰县属响地，再经九岳坪、稗子田至猫街地域宿营。至此，长征红军全部离开富民县境。

　　　　4月13日至25日，英勇的红二、六军团一往无前，挥师西进，挺进滇西，闯关夺城，一路披靡。左路二军团沿滇西大道，连克楚雄、镇南、祥云、宾川、鹤庆等县城。右路六军团连克牟定、姚安、盐兴等县城。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18000余人马，经过三天三夜艰苦奋斗，利用7只小木船、10多只木筏，从丽江石鼓胜利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至此，蒋介石对二、六军团动用了40万兵力，沿途堵截围追，在滇黔境内历时5个月，既堵不住，又追不及，最后损兵折将，而以红军胜利进入川康而告终。红二、六军团赢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的主动地位，实现了进入康川的战略计划。

　　　　二军团撤离富民后，六师十八团留下了受重伤的秦昌贵等三个伤员，发给治伤费用留当地养伤。13日，换装逃脱的县民团总团长高清，带领民团进行搜查，在县城外的后街仙龙庙内（乞丐住的地方），抓到三位伤员，抢走了伤员身上的钱，并对三位红军伤员进行严刑拷打。红军伤员英勇不屈，敌人无计可施，最后把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的伤员拖到城南大西山村外的大井头处活埋，被拾粪的贫苦农民苟先启和杨忠发现，两人待民团走后，急忙把伤员刨出，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且又埋在最下面，不等出土就停止了呼吸。其他两人生命垂危，经抢救慢慢苏醒，活了下来。苟先启和杨忠两人安埋好牺牲的红军，背着两个伤员到村头的破碉楼中隐蔽，遇到了李增福、李镇父子，因李镇的父亲李增福懂得草药，李增福就进到碉楼中查看伤员的伤情，并给伤员包扎伤口，回家后又让李镇送饭、送药到碉楼中给伤员吃。此后，两位红军伤员就隐蔽在碉楼中治伤养伤，每天几餐饭都是李镇送去，不久，大西山村有红军的事传了出去，民团前来盘查，被李增福的父亲搪塞过去，并将红军伤员转移到自家厩楼上躲藏、照顾。为使伤员尽快恢复建康，李镇父子不仅精心护埋伤员，而且经常翻山越岭采集草药，想尽办法为伤员医治，使员的伤势一天天好转。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使伤员不落入虎口，安全生存，李镇压家经常转移红军的隐藏地点，从土碉楼到自己家的厩楼，后来又转移到了沙沟芦苇丛中搭的窝棚里和村子后面的山上。为了不暴露自己救护红军的行为，李镇压及其亲属经常以上山打柴和割猪草为名给伤员送饭送药，瞒过了民团的多次搜捕和盘查，在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伤员安全脱险，免遭敌手。经过近半年的治疗，两位红军伤员的伤势刚有好转，可以站立行走时，就归队心切，提出要走，李镇家再三劝说说挽留，但是伤员奔赴战场与战友并肩杀敌的决心很大，李镇家只得为伤员准备好衣物、路费、干粮让伤员走。被救的两名红军战士，一个叫秦昌贵，湖南龙山县人，是六师十八团的战士；一个姓杨（名字已记不清），贵州省黔西人。两位红军伤员离开李镇家后，时时不忘救命之恩，1950年秦昌贵为落实身份找到李镇家，才知道他因胯部受伤致残，行动不便无法追赶部队，流落在昆明，难忘的岁月，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是一家胜似一家，从此以后他们关系密切，经常走动。秦昌贵在文革中因造反派迫害，旧伤复发，得不到及时治疗去世。1951年，李镇接到一封从东北解放军某部写来的信，村中的识字人杨老九看后，说他已当了营长，等抗美援朝结束后就回来看望他们，后来一直没有消息，可能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肖克领导的六军团在进军滇西的途中，经过富民县赤就乡，一个小红军掉队躺在永富村外的麦田里。4月12日下午，永富村的农民杨德春去看秧田水，路过麦田，发现教麦田里躺着一个人，杨德春走下田一看，是个年约十四、五岁的男孩，帽子上有颗红五星，衣裤沾着不少红泥，身体瘦弱，脸无血色，昏迷不醒，杨德春认出这是掉队的红军战士。昨日路过的红军大队，队伍整齐，不拿贫苦农民的东西，更不伤害百姓，夜里驻在村中的红军多数都睡在屋檐下，不随便进入百姓家，纪律严明，是多好的军队，他望望四周无人，将小红军扶起来背在身上绕小道回家，到家后，杨德春叫老伴煮了几个鸡蛋喂小红军，小红军醒来打量着杨德春夫妇微笑的脸庞，暖流涌入心房，热泪夺眶而出。

　　　　小红军姓田，名怍义，14岁，湖南大庸县人，幼年父母双亡，家中只有唯一的大姐是亲人。七、八岁上就以讨饭为生，后跟着别人走到吃“大户”的行列中，13岁时红军转战到大庸，参加了红军，跟随贺龙长征转战到云南。经过长途跋涉的行军作战，进入云南后每天都跟敌人在高山峻岭中回旋，饥饿、病魔、疲劳极大地消耗了田怍义的体力，他已经身患疟疾，无法支撑身体跟随部队继续前进，掉队躺在麦田里已有一个时辰，美好遇着好心的贫苦农民杨德春救下了他。但是，这个小坝子里村庄周围人多，赤就大村里就有敌乡保长，要收养这个小红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冒风险的，既要使小红军安全生存，不落入敌人的魔爪，又要防着自己全家不受牵连。

　　　　经过杨家十多天的精心照料，小红军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健康。为了田怍义的安全，杨德春将田怍义送到了茶花箐亲戚陈正才家躲避，后因茶花阱离永富村较近，怕走漏风声，杨德春放心不下，十多天后又把田怍义转移到东核北山梁子深山中的亲戚周国泰家。此地人烟稀少，除周家三家人外，方圆七、八里以外才有人家，是比较好的躲避处，此后，杨德春经常以走亲串戚为名，送粮送衣去看望田怍义，田怍义在此地一直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俗话说“罐口封得再好，也会漏气”，天长日久，消息未免也会传出去，杨德春与老伴商量后，决定将田怍义转回家中。为了小红军的安全，杨德春决定将田怍义收为自己的养子，跟自己姓杨，名叫杨红顺（意祝小红军顺利成长），小红军改口喊杨德春夫妇爹和娘，杨红顺也逐渐习惯，老幼亲密无间。

　　　　半年后，保长邵茂德和大地主刘吉三获悉杨德春家收养了小红军，派出爪牙惯匪常太金，经常出入杨德春家威吓敲诈。敌人到杨德春家威逼，施加种种压力，杨德春都没有供认出收养小红军之事，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经常闯入杨家敲杠子，纠缠不休，杨德春被逼得把自己家仅有的两亩好田变卖，把卖提的钱全部送给二霸，说：“这娃娃是亲戚要来给我养的，如老爷不信可问周国泰家”。二霸得到了厚礼，才暂时罢休，但是敌人的怀疑并没有解除，这小孩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恰恰红军过了以后就来？但这么一个小娃娃又能当什么红军，别说打仗，长途行军也要把他拖死，敌人半信半疑。杨家为了使杨红顺安全生活，平时节衣宿食省下的钱物，逢年过节厚礼送到两霸家，此外，两霸还要杨德春写出保证书，要杨红顺服令守法，不准闹事，杨家来人必须向保长报告；为了杨红顺的安全，杨德春只好写了保证书划了押。

　　　　由于狠心的敌人伺机谋害杨红顺的心不死，杨红顺依然处在危险之中，杨德春时时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他不准出门乱跑，要听话。岁月流逝，杨红顺在杨家已渡过了4个春秋，1940年，他已经长到十七、八岁了。冬天，杨红顺与伙伴们一起上山拾柴禾，敌人派出常太金暗中跟随上山，妄想在深山中除掉杨红顺，杨红顺与伙伴们行影相随，敌人无法当众下手，当拾柴就绪时，常太金向恶狼似地扑向杨红顺，一把抓住领口，把杨红顺按翻在地并捏住他的脖子，伙伴们闻呼救声，急忙到杨红顺呼叫的地方，敌人看到人多，不好下手，杨红顺才免遭杀害，但敌人并不甘心，借故生非，把杨红顺的柴刀、皮条、扁担抢走，还不停地骂“当心你的小狗命，老子以后再找你算账”。

　　　　杨红顺看出了敌人的险恶用心，迟早难逃敌人的毒手，满腹的仇恨怎能忍受，为了不再连累父母和自己不遭敌手，毅然决定去找自己的部队，杀尽这些欺压民众的恶狼，

　　　　杨红顺虽然离开了亲人，但时刻铭记父母救命之恩，杨德春夫妇也不忘在虎口长大的儿子，多年来，一封封书信紧紧地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红军长征两次过富民，历时4天，行程280多公里，经过7乡2镇、45个村委会、105个自然村。其中，红一方面军过富民，历时2天，经过多宜、徐谷、马街、青平、热水、和平、宜格、新庄、杜郎、翟家村、散旦、汉营、沙营、平地、阿纳宰等15个村委会所辖的北冲、翟家村、散旦街、十里坡、平地、阿纳宰、黄家庄、双龙村、角家村、沈家村、马街、西山、山岭岗、兰家村、阳关山、熊家村、白泥塘、撒枝依、平滩、上大田、宜格、高家村、徐谷地、多宜甲、李资树、热水塘、香山龙、水利、下鹤飞、杜郎、模枝等31个自然村，行程100多公里；红二方面军二军团经过祖库、束刻、东元、旧县、西山、大营、奎南、麦垄、西邑、北邑、瓦窑、永一、永二、清河、拖担等到15个村委会及其所辖的祖库、汉排、束刻上村、中村、下村、赵家村、张家村、陈家村、沙锅村、何官营、梨花村、旧县、东元、大营、奎南、肖家营、东邑村、西邑村、丁家营、黄家营、廖家营、旧城、北邑村、山头、上文明、瓦窑、西庄、伍家营、永一、永二、大西山、石坝、车完、小风口、田冲、庄子、中村、石坎田、李家村、清河、石窝铺、栎树湾、拖担坪子等43个自然村，行程60多公里，二方面军六军团经过中民、石桥、祖库、翟家村、散旦、汉营、沙营、平地、咀咪哩、玉屏、永富、赤就、者北、罗免、西核等到15个村委会所辖的中元村、三家村、大木板、小木板、小松园、大平地、大石桥、还记得、祖库、北冲、翟家村、散旦街、十里坡、平地、干海子、咀咪哩、大龙潭、永富、大村、石灰窑、上七卓、下七卓、下河里、中河里、小者北、大者北、大罗免、小罗免、西核、马场、小松棵等31个自然村，行程120多公里。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宣传红军北上抗日，拯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将革命的火种播散在人民心中；红军打富济贫、为民除害、鼓舞民众，深得民心，从红军的具体行动中，人民认清了红军是爱人民、为人民的人民军队，很快从不认识以至回避红军，转为接近、关心、拥护和热爱红军。主动给红军当向导，使红军在陌生的地区也能走上正确近便的捷径，加快发进军的速度，或者绕开了敌人的堵截包围；群众帮助挑运随军辎重，使红军行动轻捷方便，进军神速，战略转移灵活机动；群众向红军反映土豪劣绅的实情，是准确打击他们的保证；群众给红军送来追敌的情报，帮助红军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取战斗的胜利；红军行军、作战和渡江都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群众还积极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在行军紧张，没有时间进行扩 军的情况下，富民人民约有20多人参加红军，跟随部队走了。他们是款庄马街的彭生枝；大营何官营村的李树华、李银、何文奇、王树清，沙锅村的李金安、何宽、六枝（小名，李昌龙的哥哥）；永定的张文祯、张文灿、杨耀章（去了又回来）、张天禄，西邑的夏之钱、卢美、麻陆旺，拖担的陈有清，车完的马天汉；勤劳元山的袁家莫；者北的郑年贵、保国礼，马拉村的余秀东；罗免的李兴、孙芳，西核的蔺文理，麦家营的李发源，撒马山的汪望富。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它以伟在的功勋载入党的史册；富民县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红军的足迹留在了富民的大地上，烈士的鲜血也洒在了这片土地上；红军以实际行动教育和鼓舞富民的各族人民，红军的的革命精神给富民的各族人民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天，70年过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已变成现实，红军长征已成为历史，但红军长征的精神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永远鼓舞着富民的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