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庆历新政”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