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太福比吴英冤多了。请百度。朱的书里亲口说这是一个安插罪名以整诉金融 。
给我一个支点足以撑起整个地球?杠杆?经营杠杆,财务杠杆?固定成本,财务费用?筹资规模的风险定性化?负利率时代,民间融资,从沈太福到吴英?都是非法二字?晩安?
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地上的各项改革和技术创业如火如荼。北京长城机电公司和他的掌门人沈太福无疑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结局也是最惨的。我和沈太福有过长时间打交道的经历,也是他达到鼎盛时期的见证人。
和其他创业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沈太福没有显赫的学术背景,虽然自幼聪慧,却未能考取大学,最终只是在长春水利电力学校里混了几年,毕业后进入长春市水利局。
在机关工作的沈太福是个不安于现状,热衷于技术发明的人,这个一米六的小个子体态健壮的男人,凭借自己发明的吸塑包装机、双色水位计以及一种特别的读卡机,创办了一家公司。
随后,还是段永基带领四通奔向巅峰的“前92时代”,沈太福就从东北来到了北京,并且在中关村开始二次创业的宏图。时代造就一代人,也带给沈太福迅速崛起的机会,也给他带来笃定后悔的几年时光。
沈太福胆子是极大的,也注定他有创新精神的,但他的公司在产权、发展规划和整体把握上却模糊不清,只求发展不求稳妥,是他当时的心态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他的狂妄和任意,以及他的许多顾问们的误导,这为他最终败落和丧命埋下伏笔。
1992年前后,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电机,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但理论上正确,不一定实际上可行。据我所知,沈太福的电机产品最终也没有达到理论和设计目标。和他合作的一些厂家都没有得到好处,甚至是亏损,比如四季青乡。此时正是各种商业奇迹大爆发的时机,人们对各种新鲜事物热情高涨。缺乏生产资金的沈太福想到了民间融资。
沈太福有些技术才能,特别具有冒险精神,又有东北人能说会道的本领,能忽悠,敢忽悠,不计后果的忽悠,是事后沈太福给人的几乎全部深刻印象。凡事喜欢讲排场,擅长装腔作势。花钱不计后果。
沈太福这种人,如果在现如今的北京城,应该是商业运作的一把好手,可惜他早生了那么几十年,着急上火地炒作,很快达到巅峰,旋即触犯天条,命丧黄泉。
随着又一项新技术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这个新概念被他炒得火烫,集资游戏也在持续升温中,以致最终无法掌控,越集资越有窟窿,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集资模式没什么新鲜,投资者与公司直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集资金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投资者可随时提取所投资金,按季支付“补偿费”,年“补偿率”达24%每年。集资回报高和可以随时推出的承诺让老百姓趋之若鹜,形成当时京城的一大奇观。第一轮集资活动6月在海南展开,广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门庭若市,一个月,2000万元。此后,他在全国17个城市拉开战线,他的公司很快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
1993年初,沈太福先后设立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用职员3000多人,主要的业务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沈太福已经忘了公司的主营业务,沉浸在巨大的金钱宝库中,忘乎所以。不到半年,长城公司集资10亿多元人民币,投资者达10万人。资金越来越多,沈太福刹不住车,他编撰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对外宣扬,长城公司有300多项专利技术(其实都只是专利申请,还都没有时间被批准),并且拿下了数十亿的订单,实际情况是只售出电机50多台,价值仅600多万元。
漫无边际的广告和耸人听闻的奇效,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见怪不怪。吹嘘自己的产品、夸大业绩基本上已是中国企业通病。但放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会对这种故事付之一笑,而是深信不疑。巨大的骗局气味日益浓烈。铺天盖地的广告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高层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这种集资活动与银行、政府争夺资金,政府岂能容忍。这场集资风暴演变成金融灾难只有一步之遥。于是,国务院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某天夜里,长城公司刚刚募集到一笔资金,沈太福正在公司举办庆祝酒会。歌舞升平中,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及时”赶到,责令其“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沈太福岂肯低头。他强悍地宣布,要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簿公堂,索赔1亿元。此举弄巧成拙,形势瞬间失控。政府的审查犹如疾风骤雨,众多投资者纷纷要求退款,沈太福苦心搭建起来的政商网络一时失灵,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公司,逃亡海外。月底,他带着大捆现金准备逃亡。其实公安部门早已对沈太福实施了秘密监控。警察在北京首都机场实施抓捕。之后,国务院派出特别小组对长城公司的募集款项进行清查,整整半年时间,长城集资案的外地投资者领回了70%的本金。北京的投资者们领回95%的本金。北京人能够领回95%的本金,应该归功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德高望众的高宗泽大律师。当时政府摄于北京集资群众人数众多,且有政府的问题在内,怕闹出什么事情来,毕竟是天子脚下。于是采纳了高律师的意见,即鉴于这场风潮中有政府的影响和进入,应当由政府买单。最后,北京集资群众拿到了95%的集资款。但高律师却为此受到了冷落和埋怨。此后,北京又发生的多个集资案件,均再未有政府埋单的情形了。
沈太福被公诉机关以贪污罪起诉,判处死刑。苦叹不已的沈太福对律师说:“怎么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为‘贪污’自己家里的钱而被枪毙,我不服。”他将长城公司的前世今生一股脑告诉了律师——北京长城公司是戴着集体帽子的民营企业,1988年前,北京市工商部门不接受私人申请创办“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也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因而不构成贪污罪,应当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重新确认。当时的情形岂容沈太福分辨,但放在今天,民营企业戴红帽子的现象不复存在,而且以能够将戴红帽子的民营企业正确划分为民营企业和相关财产所有权。但在那个时期,法院没有采纳意见,迅速驳回了上诉请求。愚人节过后一周,沈太福被执行枪决。
此前,沈太福经人介绍以每年150万元的租金从紫竹院搬入了位于三元桥附近的北京地质仪器厂一座四层楼的办公楼。当时,各个办公室挂着北京市和中央各部门办公室的招牌,让人叹为观止。长城机电公司有数十位高级执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副总裁,这些职务可以今天就任,明天下台。任职和下台标准以是否听从沈太福的命令为准。沈太福租了十辆奔驰250加长轿车,每天风驰电掣般的来来去去,令人侧目。他的下属已经使用了当时最为高档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他宴请北京地质仪器厂的中层以上干部到中关村明珠海鲜大酒楼吃火锅,一桌一千元标准。当时每天的投资群众从三元桥的地质仪器厂排队到了三元东桥桥下。一层办公楼几乎全是投资办手续的场所,两间办公室领取投资合同,两间办公室供写合同用,两间办公室摆满了点钞机数款和交款,两间办公室盖章。集资群众排成并排几队挤满整个一层大楼的空间,流水作业式的交易场面真是难以用一个“火”字形容得了的。
费孝通副委员长曾在人民日报的整整四版撰写了介绍和表扬沈太福的长篇报道文章,认为这是利用民间资金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模式,应当提倡。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后因为接受沈太福贿赂十万元被判刑)亲自作为沈太福的直接后台。据说,支持沈太福的还有国务院某领导的夫人、科委其他领导等。沈太福聘用退下来的数名刑警队长和警官等作为其保安,还有各地的厂长和总工们,他们来到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公司后的每月工资都在千元以上。当时国家的处级干部一月的收入也就百十元,而沈太福聘用的科技人员为每月300元。记得当时,沈太福拿着他申请的300项专利申请文件拍打着桌子,对我大声说:“钱算什么!钱算什么!到我这来,前(钱)途有的是。”沈太福聘用侨务律师事务所主任和一名大律师担任其法律顾问。在央行行长李贵鲜明确表示长城机电公司集资行为的反对的意见后,沈太福竟开会公然说:“中央银行算什么,他就是一堵橡皮墙,我也要化做子弹穿透他。”他的法律顾问也天真的可以,竟然认为可以向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结果是起诉状递到中级法院,就被早已知道内幕的法官们劝退回去了。律师也退回给了沈太福支付的诉讼代理律师费20万元。
沈太福为了拉动集资规模和速度,曾在海南海口等地,放大气球、挂大标语,到高档娱乐场所动员歌女舞女们,以高薪许诺动员她们拉大款们集资。此举还惊动了当地黑社会,发生了黑社会枪手在沈太福住宿的宾馆客房窗外开枪袭击沈太福的事件。此事件被当时的国内多家报纸刊登。
在检察机关审讯沈太福时,沈太福竟然许以高额贿赂,动员检察官们放自己一码。这成了沈太福留给检察官和社会的笑料之一。
当时北京地质仪器厂作为长城机电公司的生产基地,厂里的领导们对沈太福的所作所为深信不疑,赞叹、信服之言语不绝于耳。工厂的工会主席辞职,在工厂里到处游说科技人员投身到长城电机公司,使得工厂千余职工人心大乱,无心工作。以为找到了使工厂、个人大发展的能人和机会。在一次生产准备会上,沈太福当场命令增加电机投产数量10台,十几天后就要生产出来。其手下稍微表示异议,沈太福立即宣布解除手下高级副总裁的职务,任命盲目赞同的另一人员立即担任高级副总裁。会后,科技人员们纷纷议论,生产需要订立生产计划、采购和准备原料和材料、准备各种设计图纸、准备各种生产加工图纸、准备工艺文件和加工装备、模具,还有工时定额等。怎么沈太福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违背规律做不可能的事呢?另外,当时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只有10%,24%的集资回报怎么可能长久的。从那以后,极少数有先见之明的人们就对沈太福小心谨慎了,暗地里与沈太福疏远了距离。
长城机电公司银行账户被查封后的一段时间内,沈太福还没有被抓。那时每天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涌到三元桥进行抗议,要求沈太福与他们谈判和返还集资款。公安局长苏仲祥亲自带领数百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后来北京地质仪器厂的大礼堂就成了警察们歇脚待命的场所。沈太福迫于无奈,曾接见过群众一次,谁知他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就是这点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就又回避了。
沈太福的失败在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束缚,在于他的冲昏头脑的心态,在于他的见识不高和不识时务,在于他的法律顾问们的误导。但直至今天,社会大环境就好了吗?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资金资源和政府资源,加上法律保障的不确定性,私人创业的风险说有多大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