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乃武 (2008.2.2)

    我与钟契夫教授相识与共事已有半个世纪了，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去世，使我深感悲痛。去年夏天，我得知他生病住院，当即赶往北医三院去看望他。他告诉我说：“我没有多大毛病”。半个月前，他的博士生告诉我说：“钟老师的血色素太低，又住院了，经过几天的治疗，他精神很好，很快就会出院。”1月28日上午，当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时，我感到很突然，万万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我与他暑假在医院的那次见面竟成永别。

    我与钟契夫教授相识是在1958年秋。那时，计划系的全体师生都下放到丰台区看丹乡进行劳动锻炼。当年11月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人大北大组建了170多人的人民公社调查组，分赴河南的信阳与鲁山，以及河北的蒿城进行调查。时任计划系主任的李震中同志为信阳调查组组长，我与钟契夫老师被抽调出来参加河南信阳的人民公社调查。那时我是计划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到了信阳后，我与钟契夫老师被分配在信阳县计划委员会工作，不久，就下到明港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前后历时半年。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钟契夫老师朝夕相处，钟老师严谨治学的作风，深深地教育了我。

    1959年8月，我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免试继续攻读研究生。我任研究生班学习班长，钟老师主讲研究生的国民经济计划课。在这一时期，我们彼此的交往就更多了。为了把课讲好，钟老师常常备课到深夜，讲稿写得工工整整。同学们一致反映，他讲课有理论深度，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效果很好。

    20世纪60年代初，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育部的毕业分配名单还未正式下达到学校，但已给我分配了教学任务，即与钟老师一起为全国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进修班(两个班，80多人)讲授专业课。钟老师是主讲教师，我也分讲几章，但主要是做钟老师的助教，进行辅导。应该说，这个学期，我们的教学任务是比较繁重的，工作量很大，一个学期下来，是够累的。我记得六月中旬课程刚一结束、考试完毕，教研室就安排我俩首批去北戴河人大休养所休养。在那里，我俩天天下海游泳，还留下了一张我俩穿着泳装站在海中的合影，我一直把它珍藏至今。

    1969年11月，人民大学在江西余江成立了“五七干校”。我又与钟老师一起作为首批“五七战士”去到人大“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那时，我任四连一排的副排长，带领着三个班负责养猪、种菜和果树维修的劳动。由于“干校”刚刚创办，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相当艰苦。我和钟老师每天挑着100多斤的大粪桶为菜地施肥，烈日炎炎，汗流浃背，我们从早到晚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但我们一直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展现了知识分子战天斗地的英姿，没有一点书卷气。特别是钟老师作为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家庭中的独生子，1963年他已经是被评为副教授的高级知识分子，能经受住这样艰苦环境的考验，真是难能可贵，我对他的尊敬之情油然而生。林彪反革命集团把这样的知识分子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叫嚣要把知识分子压成“豆腐干”，可谓反动之极。

    1970年6月，我们第一批下放人大“五七干校”的教师，开始安排回京探亲，我与钟老师又被确定为首批回京探亲者。于是，我俩结伴而行，我们穿着草鞋，挑着一付竹扁担，浑身墨黑，乘火车回到北京。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北京市民个个白得面无血色，像病人一样难看。渡完假期后，我与钟老师又结伴踏上了返干校的旅程，中途我俩上了庐山一游，在那里观看了“望长江天际流”，“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1971年1月，人民大学宣布停办，我被首批调回北京，分配到清华大学任教。回京后不久，我特意去钟老师鼓楼街家中看望他的夫人张颖同志。1973年钟老师也回京了，分配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我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八年里，虽然与钟老师不在一起工作，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定期去他家里看望他，他也来清华看我。我去到他家，他特意请我去附近有名的“马凯餐馆”吃其特色菜狗肉;而他来我家时，我只以粗茶淡饭招待他，因为那时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教师，工资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重，对此，钟老师并不在意，也很体谅我，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我与钟老师都回到了母校，并同在计划教研室任教。当时，钟老师任计划教研室副主任，并很快就被提升为教授，我也于1983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全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只有三、四人)。1984年，钟老师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第二批博士生导师，他立即让我做他的博士生副导师，与他一起指导博士生。钟老师指导的首批博士生宁吉喆、王海平、杨小苏以及第二批博士生赵彦云等，都是我们俩合带的。我与钟老师曾带领宁吉喆、王海平去四川进行调查研究，并一起为四川大学讲学。时隔两年，1986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第三批博士生导师。这样，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全国只有钟老师、厉以宁和我三人。那时，全校的博士生导师也只有45人。我与钟老师在学科建设方面，同心协力，发奋图强。1988年，我校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就被评为重点学科，并全国排名第一。

    1986年5月，我被调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从此离开了计划系。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虽然我人不在计划系，但我们的专业却是共同建设的。钟老师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总是让我做主席;而我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也总是请钟老师当主席，如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杨瑞龙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由钟老师做主席主持下进行的。不仅如此，甚至我们俩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进行交换，实际上也是俩人合带的。例如，吴晓求原先是钟老师招收的硕士生，1983年我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后，钟老师为了让我早点带硕士生，就把吴晓求转给了我，成了我的硕士生。20世纪80年代，博士生生源少，往往是报考人数少于招收人数。1987年，我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有杨瑞龙、吴晓求、周振华三人，而钟老师那年没有合适的博士生可招，于是，我就把吴晓求转给了钟老师去指导。吴晓求硕士毕业后，我把他留在经济学所工作，所以，尽管我把吴晓求转给了钟老师做他的博士生，实际上，也是我们俩人合带的。

    上述情况表明，我与钟老师在这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在我从教的生涯里，钟老师兢兢业业、严谨治学，满腔热情、提携后学，给我以莫大的教育，使我终生受益，终生难忘。

    钟老师，您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努力完成好您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