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在外地出差凌晨6点，突然传来钟老师逝世的消息。我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上上周去看望住进北三医院的钟老师时，还在与主治医生盘算着病好出院的事情。但消息是真实的，于是过去与钟老师交往的一切一切就像过电影似地一幕幕在脑海中呈现出来。

    钟老师做为一代名师，是我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同时是这个学科从创建、发展、转型、再创建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其学术成就和对新中国的经济学科贡献已经写在了各种教科书、文章、专著中。这里想提及是我与钟老师个人交往中的一些私人性质的感受，以此来纪念他老人家对晚辈的教诲之恩。

    我与钟老师认识和交往经历了两次关系循环：先是在1978年上人大后听他的课而成师生关系，后是我1982年本科毕业留在与钟老师一个教研室而成同事关系；以后于1992年考上他的博士生开始第二次师生关系，最后1996年博士毕业又与钟老师在一个教研室而再成第二次同事关系，直至钟老师去世。或许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被世人贬为“近亲繁殖”，但是我却十分幸运地有机会接触到一位老前辈的真实情感世界，学习到了一位老一辈学者在治学和为人上的高风亮节。

    钟老师给我突出的印象是三个：第一，话语不多，但是一旦发表，必定语惊四座。钟老师自认自己是“长于行，拙于言”，这是过谦之词。钟老师经常在思考重大问题时，并不急于提前发表意见，而是待思考成熟之后，才一语道破天机。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面临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冲击。我们作为学生猜测，钟老师是人大首批接受苏联专家正规计划经济理论训练的教员，必定会毫无保留地继续坚持这套东西。不曾想，一次在课堂上讨论时，钟老师一句话让学生茅塞顿开：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一次当我们与钟老师谈及许多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和弃学做官的社会现象时，钟老师一句话又让学生铭记不忘：有些知识分子当官比别的人当官还坏！

    第二，学术要求一丝不苟，要求学生严厉。钟老师的这种风格是一贯持之的，在同行中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旦他发现学生不好好读书，对某个问题不懂装懂，训斥是必然的。曾经在报考博士的时候，有些学生就因为了解到钟老师的这种风格而特意回避。我心想：要求严有利于学生进步，何况我与钟老师在一个教研室，还能严到哪里去呢？但是事后证明，钟老师对我的要求一点没有减少。我在以前学习和工作时候，已经读过两遍《资本论》，但是钟老师还是要求我一个暑假不离校，认真阅读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手稿素材《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个阅读量差不多就是《资本论》原书的阅读量！何况还要写出读书心得！看看我有点为难的样子，钟老师说了一段让我后来也常常说给我的学生听的话：你们现在总算有点时间读读书，毕业后就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候了！钟老师指导博士生20多年，亲自辞退过三个弟子。理由总是只有一条：不好好读书尽在外面忙其他的，这样浪费国家的钱！

    第三，组织观念强。我与钟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钟老师先是普通教员，后来逐步成为教研室负责人、系负责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与钟老师的关系并没有发生难以相处的变化，相反觉得钟老师对我越来越客气起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我们的学科及其教学单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专业更名，学科内容调整，教研室机构调整，系级单位先入公共管理学院后调入经济学院。一系列变化给系里师生带来种种不适应的冲击。这个时候，老一辈学者的态度和意见就显得非常有份量了。每每与钟老师谈及烦人的工作和学科调整问题时，钟老师总是站在大局角度给晚辈以开导，让晚辈感受到了信任与期待。以前系里召开教授会议，钟老师总会出席并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后来腿脚不好了，仍然坚持扶着拐棍出席。到后来，在我们的劝说下，钟老师不再出席教授会议。但是涉及到重大问题或与钟老师相关的问题，我们总是要通过电话向钟老师汇报，然后倾听他的意见。钟老师的回答也越来越言简意赅。上学期招收博士生，报考钟老师的学生不少且成绩不错，我打电话给钟老师征求他的选择意见，电话那头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按规定办！”

    钟老师已经走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为学为人之道，却永远留了下来······

    (作者：刘瑞 系经济学院国管系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