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南方周末本拟刊发此文，后因故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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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驹（1909—2002），浙江武义人，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中译者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是1949年新政协筹备委员、第一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暮年的他，再次激发理想主义情结，颜色清癯热衷肠，被誉为国内知识界的一位堂·吉诃德。

东山再起

“文革”期间，与那一辈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没有逃出政治运动的折腾。他曾被抄家、揪斗，一度决心了此残生，到北京香山跳崖而不死。他没有放弃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写了不少杂文，但对外保持沉默二十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冬，千家驹暗自写下长诗：“只要中国不在地球上毁灭/会有这么一天/衡量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力的大小/不是“上级领导”怎么说的/“圣经”上怎么写的/而是经过实践而证明了的客观真理。”诗应合了时代潮流，1978年，国内掀起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6年，“四人帮”被抓后，千家驹致信华国锋，提出三条建议：起用邓小平，为他平反；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领袖要经常与党内外朋友谈心，倾听各种意见。去信石沉大海。千家驹自述，1980年民盟开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时，他原本在副主席名单之内，最后被华国锋圈掉。1979年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燃起千家驹的希望，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得以恢复。千家驹致信邓小平：“‘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这可以表达全国人民殷切期望您东山再起的普遍心情。”信中就经济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邓小平阅示并批转了来信。1982年底，千家驹把所写《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一文寄呈陈云，陈云复函并转请胡耀邦、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1984年，千家驹致信薄一波，“建议整顿党风，必须同时整顿文风。而整顿文风最重要的一条是要鼓励人们敢于讲老实话、讲真话。”同年2月，中宣部新闻局向全国新闻界推荐了这封信。

千家驹告别沉默。1980年，他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两篇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章，引起舆论界关注，香港《大公报》为此发了一个专电。八十年代，千家驹始终倡言重视教育，视之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内容。经济研究仍是他的本行。八十年代前期，他先后跑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作了不下一百场学术报告，鼓动各地经济学界不要专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满足，应实事求是探讨客观经济规律，提出合理建议。

结缘深圳

早在抗战期间，千家驹曾在香港与邹韬奋、茅盾、胡绳、夏衍、乔冠华等人编《大众生活》周刊。日军侵占香港后，1942年，经中共地下组织秘密营救，千家驹经深圳附近海域，走湛江港，撤回大后方。

一直到1983年9月，千家驹才以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身份第一次来到深圳。千家驹看到原来一个穷困僻远的小乡镇，在创办经济特区后短短几年，变成高楼大厦林立、市面繁荣的新兴城市，深为感动。9月23日，千家驹在深圳市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特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大有可为，确实前途无量。”“我在这里看的听的与在北京听人家说的情况就不一样，完全不像一[i]些人说的那么糟，因为他们对特区情况也不了解。”深圳市长梁湘有感于千家驹的支持，在他第二年再访时，特地颁发了深圳市人民政府0001号聘书，聘他为深圳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1982至1983年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大量文章，批判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国内外就特区性质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莫衷一是。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深圳，肯定了特区工作。同年4月，深圳市委邀请千家驹、陶大镛、吴大琨等十多位经济理论界专家，集中研究特区性质等问题。千家驹及多数人认为，特区性质可分为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两种，特区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特区的经济性质表述为，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成份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综合体。限于历史条件，这一结论不够彻底，但仍利于特区实际工作。

深圳拟发特区货币，是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件大事。1985年，国务院开了五六次座谈会，请各方面专家研究论证。中央主管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请特区货币“主发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千家驹到香港调研。千家驹了解到，各方面均认为客观条件不成熟或不赞同发行，他向国务院及谷牧如实汇报了情况。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深化，这个一度迫在眉睫的问题，之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八十年代中期，千家驹数次出境考察。1985年，他在访问香港期间说，“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绝非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大胆的发言。”同年，千家驹应邀访问美国，与美国各方人士尤其是台湾教授学者多有接触。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应该把个人恩怨、党派成见撇在一边”。1986、1987年，他访问日本和新加坡，回国后呼吁抓住国际有利时机，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外资。1986、1987年，千家驹多次考察深圳、珠海、汕头特区。他不断呼吁赋予特区最大的自主权，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建设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城市。他还强调，要从政治角度，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考虑深圳的发展前途。

千家驹接受深圳市领导人邀请，于1987年举家从北京南迁深圳，成为深圳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住家”名士。他被聘为深圳雅园宾馆名誉董事长。同年3月11日，雅园宾馆开业三周年庆典。千家驹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周培源、赵朴初；政协常委钱伟长、程思远、郑洞国、贾亦斌、马大猷、刘开渠；全国人大常委曹禺；政协委员吴祖光、沈醉、黄苗子、张权、杨宪益、郁风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名演员新凤霞等出席。钱学森也接到邀请，因公事而未能出席。千家驹还事先通知北京被邀请的朋友，到深圳来不必带警卫。大家都十分赞成，有了一次平民般的深圳之行。这批来宾有几位属于二级警卫对象，按规定必须出警保护。深圳市领导事后得知此事，责怪雅园宾馆，千家驹承担了责任。3月12日，深圳市领导宴请北京来客。3月13日，出席雅园胜会一行人游览西丽湖，至石岩湖午餐。众人对湖山清赏不已，赵朴初即兴赋诗，把在座诸人名字嵌入诗中。千家驹为诗作写跋，黄苗子书写。千家驹在跋中写道，“昔书圣王羲之集宴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传为美谈。我们何敢妄冀前贤，但我祖国今日社会主义前程似锦，又岂是晋代封建王朝所可比拟！”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几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央指示，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可以先行一步。1986年12月，千家驹在深圳一次研讨会上说，“创造深圳优良的投资环境的内部条件，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肃清各种不正之风，反对官僚主义，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点我认为比什么都要重要。”他描绘了特区的理想境界，“如果深圳的投资环境不比香港差，同时又没有香港的赌、嫖、烟馆以及黑社会组织，没有香港的黄色报刊，那就可以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我们的精神文明比资本主义要好，这就可以真正做到‘对外开放’的窗口了。”袁庚在1987年7月8日同来访的千家驹谈话中，列举了蛇口工业区各项改革，认为所有这些探索都是使人们免除恐惧，根绝人身依附和特权的产生。千家驹如果回想他1975年冬所写长诗，一定深以为然。1988年11月中旬，千家驹在视察蛇口工业区时感慨说，“现代化要补民主和科学的课。”

政协闻人

千家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屡屡以敢言之举，成为著名的公众人物。他自述，“我要坚持真理、讲真话、办实事，不违心、不唯上，做党的‘诤友’！”“知我罪我，非所计也！”1987年，他为《深圳监察》创刊题词，“俯仰无愧于天地，公道自存乎人心”，是心境写照。

1983年1月，千家驹在全国政协礼堂作《义务教育与智力投资》的报告，赢得热烈掌声。他一反流行的所谓先发展经济后发展教育的论点，提出智力投资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前提，是一种“生产投资”，应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

他近乎成为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在全国政协的鼓吹手、宣传家。1984年5月，在六届政协人大二次会议上，千家驹介绍了特区最新情况，澄清了若干理论误区。他赞同谷牧等人提出的应给深圳以最大自主权，特区市长可以拥有与香港总督一样的全权，不能一边处处束缚手脚，一边又要特区起飞。1985年中期至1986年初，过渡转型中的深圳特区处境艰难，“总督权”一事不了了之。

1986年4月，千家驹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说，“应对那些可行性研究尚未经科学论证，投资庞大，收效迟缓，对子孙后代为祸为福尚未有定论的特大工程，必须立刻停下来。”国务院有关部门随即决定对即将上马的三峡工程作进一步的审慎论证。1986年初前后，因全国宏观经济政策紧缩，深圳正处在海内外各方质疑、极为困难之际。政协大会前，千家驹走访了四个特区，他认为，“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应充分加以肯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前进中所不可避免的，有的则是由于缺乏经验所造成，而且已在逐步克服之中。”他还强调了发展义务教育的意见，认为“实践将对此作出科学的检验。”发言不到半小时，听众鼓掌达十六次之多。

1988年4月2日下午，千家驹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发表振聋发聩的演说。短短半小时，暴风雨般的掌声三十一次在万人大礼堂响起，创政协大会记录。千家驹提出，增加公务员工资，使足以养廉；严肃法纪，从整顿党风，整顿官风做起；为了中国的法制化，民主化，彻底抛弃“刑不上大夫”或“重刑不上大夫”；加强舆论监督。他最后说：“我已年近八旬，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发言，悠哉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但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当前改革形势逼人，全国人民望治心切，党和国家领导开明大度，所以不自觉地又说了这些逆耳之言。”会后，千家驹收到一千多件表达敬意的来信。同为全国政协常委的诗人臧克家激动不已，于1988年4月21日致信千家驹，“你的发言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引起了共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群众闷在心中的闷气，借你的口倾泄了出来，……这些问题，是敏感问题，别人想谈而不愿谈，或不敢谈，而你谈了，凭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谈了，热心而有点痛心地谈了。”

千家驹承受了不少压力。1989年的七届二次政协大会，他托病留在深圳没有参会。不过，获读《政府工作报告》后，他按捺不住发表了“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的”长篇评论。文章认为，1988年物价改革之所以闯关失败并引起社会动荡，罪不在改革本身，而在于“官倒”猖獗，流通领域混乱，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基建规模过大，经济过热，以致出现通货膨胀问题。文章认为，不能把用行政命令管理物价的办法作为稳定物价、发展经济的根本手段。千家驹对报告基调是悲观的，预言“中国的改革步伐要暂时停止下来，甚至要走一段弯路却是有可能的，而中国经济的滞涨现象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文章反响强烈。

去国还乡

1989年7月，应美国一学术团体邀请讲学，千家驹经香港赴美，从此离开国内媒体视野。千家驹自述在美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客居洛杉矶期间，千家驹常去西来寺听星云大师讲经，并于1989年11月皈依佛门。星云大师提倡的佛教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千家驹写了许多篇评论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迎来又一个写作高峰。1990年和1991年全国政协召开大会，都有电报邀请千家驹回国参加，千家驹托病请假不归。

1991年10月，千家驹从美国致信中央领导人。信中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含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一定意味著资本主义，而计划经济也不一定意味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绝对对立的。”“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清夜扪心自问”，当年所追求的新中国，不能是一个贪污腐化官倒横行的中国，不能是腐朽官僚资本充斥的国度，要对得起为革命而流血牺牲的先烈，对得起子孙后代。

千家驹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断，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精神相合。1993年5月，千家驹深受国内改革开放形势感召，致函中央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瑞环，请求返回深圳居住，安度晚年。江泽民批示，千家驹可以来去自由。在深圳和香港穿梭居住的千家驹笔耕不缀，继续在香港报刊发表大量时评并结集出版。

暮年千家驹有一次重要的出境访问。1994年11月，应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邀请，千家驹访问台湾。这次访台，事先经北京有关部门批准，但没有给任何指示。按照邀请方安排，他以私人学术访问身份，会晤了郝柏村、黄昆辉、蒋纬国、陈立夫、辜振甫等人。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长篇演讲。千家驹向台湾新老朋友介绍了大陆情况，增进了两岸了解。

在深圳寓居的最后岁月，千家驹自撰年谱。1997年春，他在序言中写道，“予以当今不少所谓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在香港印成后，仅赠亲朋友好留为纪念，印版随即销毁。2000年11月，千家驹引太史公语，为访客题赠最后一张条幅，“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表达了暮年的他些微心境。

千家驹是浙江省金华地区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1999年春，故乡武义政府派人到深圳邀请返梓。千家驹说，“只要让我回家，即使死在路上，我也甘心！”同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托人拜访千家驹，带来问候“回家看看，安全去，安全回”。深圳市领导特别宴请千家驹，为其送行。距上次1985年回乡，已十四年了。他看到沿途和家乡巨变，赞叹有加。2000年9月，阔别十二年之后千家驹再访北京，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他祝寿，并转达江泽民的问候。

2001年9月1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千家驹在民主人士学习“三个代表”时的好评。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岁。同年9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理论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