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国

    八月十九日深夜，接到伍柏麟教授的电话，告知蒋学模老师已于十八日凌晨仙逝，不禁悲从中来，久久不能平静。这几年蒋老师身体不好，曾因肠道癌动过手术，我一直为老师的健康担心。今年春节想去给他拜年，得知他在医院住院，师母告诉我是因感冒引起肺炎，并婉言劝我不必去探望。后来打过几次电话，也去上海开过几次会，每次都想去看望，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当时以为感冒问题不大，总会好的。没想到而今却阴阳两隔，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亲切的声音，想来黯然神伤，同时为今年未去看他而后悔莫及。

    今年是蒋老师九十周岁。但按照江浙一带“做九不做十”的风俗，前年就为蒋老师举行了九十华诞庆典。我在同年出版的论文集《劳动力产权与劳动力市场》的前言最后部分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过去的研究、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中，得到了本校同仁、复旦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省内外、国内外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关心、帮助，虽然不能在此一一列举，但内心一直铭记着。最为感激的是恩师蒋学模老师，是他引领我走上经济研究之路，并长期关注我的成长进步，不断给我鼓励和支持。他对党和国家的真挚感情，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执着，他‘不断悔改’、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谦和慈祥的长者风范，他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文笔，都是我要永远学习的。今年恰逢先生九十大寿，我不久前有幸参加他老人家的寿诞庆典，再次深深感受到他的同事、朋友和弟子们对他真诚的热爱和由衷的敬佩，同时也为他年届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开朗豁达而感到高兴和庆幸!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权当是我对恩师的汇报和对他九十华诞的献礼。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这是我对导师的真情表达。对蒋老师，我从来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一份热爱同时又是敬畏之情。当年还在复旦念书时，我带着新婚妻子去拜访蒋老师。回来的路上，妻子奇怪地问：“我看你这人谁都不怕，怎么这么怕蒋老师?他这么和气可亲，有什么可怕的?”其实，这不是怕，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敬重，是一种不敢亵渎的由衷的敬畏。因为在老师身上，有太多值得学习、应该学习而又学习不到的东西。

    能成为蒋老师的学生，是我一生中的莫大荣幸，但获得这种荣幸，于我却是一种偶然和意外，是“无知者无畏”的结果。

    我是工农兵学生，原来学的是英语，后在老家县里的宣传部工作。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时，我在原中学老师的动员下报考了北大经济系，后因县政府招生办忘记盖公章，没能进考场。第二年我就改报复旦，当时蒋学模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我就报了蒋老师。因为没学过经济，也没有到过复旦，不知道蒋老师的名头，就这样懵懵懂懂考进来了。我们是蒋老师文革后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另两位师兄周人伟和张广生都是本系毕业的。入学后有的同学对我说：“你胆子真大，敢考蒋学模!”我那时才知道蒋老师是复旦的两面红旗之一，是有名的才子，号称“南方政治经济第一人”。我很庆幸自己事先不知道，要知道了可能就不敢考了。

    那时候招的研究生少，培养的方式是“师傅带徒弟”。蒋老师开列很长一个书单让我们读，每两周召见我们一次，让我们提出读书中遇到的问题或自己思考的问题，他给我们解答或一起讨论。指定的课程不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课，也不一定要参加考试。我不是学经济出身，就多去听了一些课。写论文的阶段，蒋老师主要与我们讨论选题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参加过一些实际调研，如国家农委在嘉定县的农业调查、国家经贸委关于上海工业调整的调查等。写的调查报告有些还在《复旦学报》发表了。

    总的看来，蒋老师指导我们的方式是比较宽松、自由的。他着重启发，引导我们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他1978、1980年都没有招研究生，那几年就带我们3个，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向他请教，与他交流。能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接受教诲，受到熏陶，确实是我们的福气，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我们更能领略老师的大师风采，从而更加钦佩他的学识和为人。前几年我在接受浙江财经学院宗道一教授组织的访谈中就由衷地表达了对蒋老师的这种钦敬。

    在治学方面，我觉得感受最深、受益最大的有四点。第一是蒋老师那种“不怕守‘旧’，不能守旧”的治学态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蒋老师的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学术思想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毫不动摇，这就是他所谓的“不怕守‘旧’”。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年青人思想活跃，善于接受新事物这是好事，但就怕屁股坐歪。”早在30年代，蒋老师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了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书，1938年，由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在重庆出版了，他如饥似渴地读，“拼命的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是由衷地热爱和笃信。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坚持，决不动摇。”但他又绝非抱残守缺，他同时强调“不能守旧”，即对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传统观点，要大胆抛弃，代之以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他自称是“不断悔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不断悔改其实就是不断创新。在我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蒋老师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善于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不断提出创新的观点。1988年我曾受山西社科院陈典模 教授之托，为蒋老师写过一篇学术传记。当时通读了蒋老师已出版的所有著作，了解到蒋老师很多的新颖观点，包括有人讥讽他“资本主义无贫困、社会主义有危机”的说法，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当时都是独树一帜的，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论文就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也因此引起很多争议。正是这样的治学态度，使蒋老师的基本观点始终如一，学术风格特色鲜明，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第二是蒋老师的文风与文采。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他的文学功底深厚，读过很多小说和文艺作品，也翻译过大量的小说和政论著作。他告诉我，在复旦《文摘》社期间翻译出版的就有四百多万字。《基督山伯爵》是最著名的，其他还有《保卫察里津》、《人与地》等。我来复旦上学途中经过岳阳，一个朋友正在看《基督山伯爵》，他听说我的导师是蒋学模，就问我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到校后问蒋老师，才知就是他译的，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他文笔优美，文风朴实，写的经济学论著也就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广受读者喜爱。他写的书销量都很大，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政治经济学常识》等都是数百万册，大家熟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更是高达1800多万册，堪称出版界奇迹。经济学界的同仁对蒋老师的文笔都赞赏有加。我就听研究生同学许强讲，他的导师宋承先教授就对他们说过：“只有蒋学模能把经济学文章写得像散文一样。”

    第三是严谨而大气的学风。蒋老师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是烂熟于胸，我们向他请教问题，他都是不假思索，娓娓道来，让我们由衷折服。同时他又是“抓大放小”，大处着眼思考问题。他告诉我们读书不要止于寻章摘句，而是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学问的精髓。写文章要突出主线，不要枝蔓太多，散得太开，从而冲淡主题。我读书时写过几篇习作给他看，他都给我强调这一点。讨论问题时，他一般不在细节纠缠，而是高屋建瓴，抓住关键问题，一语中的。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治学风格对我影响很大。在我后来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中，我也力图仿效老师的这种特点，尽管不及其万一。

    第四是他极高的工作效率。蒋老师一生坎坷很多，早年躲避战乱，颠沛流离，文革中被打倒，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一生成就辉煌，著作等身，给后人留下上千万字的著述，令人叹为观止。而且他早已成名，也有许多社会活动，他是如何兼顾的呢?据我的观察，除了他聪明过人，又刻苦勤奋之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做事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有始有终，因而效率极高。我的硕士论文初稿交给他，5天后他就还给我，中间还在政协开了几天会，论文里面夹了20多张纸条，从内容到文字，该改的地方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快就定稿。我是同届同学里第一个答辩的，同学们向我祝贺，我说不是我写得快，而是蒋老师改得快。88年后蒋老师已退休，但实际退而不休。2003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退休这十五年，“发挥余热”，先后带了26个博士生，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参与《辞海》编写，两年一度修订《政治经济学教材》，主编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经济卷》、《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编辑了《蒋学模文集》。这么多成果即使在职的年青教授也难以企及。他在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时，我有一次去看他，问他进展如何，他诙谐地说，“我的早写好了，他们都太忙，到现在还没交。兔子跑得快，就是没时间跑，我这个老乌龟爬得慢，还是我先到。”

    如果说治学方面蒋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受益无穷，他在做人方面更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蒋老师一生忧国忧民，始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挚爱。小时候面对国家危难，就始终思考着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儿?这是他一生探索、创新并作出辉煌成绩的根本动力。他的信仰坚定，人格高尚，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处之泰然，从容淡定，这些已有公认，不须多言。

    作为学生，感受至深的是他做人的真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是一，二是二，不讲假话、大话，不图虚名。他的论文著作都是自己写的，也不做挂名的虚职。有次我请他来浙大讲学，给听众作介绍时误称他是“复旦大学终身教授”，他马上纠正，并委婉地批评说：“学生总想把老师说得厉害点，但要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蒋老师对师生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确实体现了爱与严的完美统一。他对所有学生在生活上关爱有加，在学习上精心指导，而在学术研究上却是平等以待，鼓励学生探索，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我算不上老师的得意弟子，但自认是一个很孝敬的弟子，毕业后一直与老师保持联系。杭州离上海近，有机会就请蒋老师和师母来走走。他喜欢喝茶，我就每年送点或寄点新茶给他。他对我也十分关心，时常给以鼓励。我每次去上海看他，他都要留我在家里吃饭。1987年我从德国回来去看他，还留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晚。尽管关系亲密，感情深厚，但我们却公开打过“笔墨官司”。1984年蒋老师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国家课题时，其中两章关于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流通叫我来写。他当时是复旦大学学报的主编，我执笔与周人伟联名写了篇关于人民币的价值基础的文章，我们认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不是黄金，而是交换价值的直接代表。蒋老师认为这是新观点，但他不同意。就组织了一组文章，发在复旦学报上，我们的文章放在第一篇。第二篇是他自己的，第三篇是他另外一个学生，我的师弟王志华写的。他们两个把我们当成“靶子”批判。他们坚持人民币是黄金的代表。当时蒋老师说我把马克思本来搞清楚的问题又搞糊涂了，说我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得还很重。1987年，我出国回来后，蒋老师寄给我一本论文集，里面有批我们的文章。后来我又写了一篇长文章来反驳他，登在浙大学报上。我把文章寄给蒋老师，他回信说他的观点没变，也不想再跟我争了。师生感情归感情，学术归学术。学术争论不影响感情，“君子和而不同”，蒋老师确实给我们作出了典范。不久前看到媒体报道有的教授与学生关系紧张，甚至公开动粗，斯文扫地。我就马上想到，要是教授都像蒋老师这样该有多好!

    蒋老师这一生有许多学生，而我却只有蒋老师这一位导师。我很庆幸成为蒋老师的弟子，同时感到最遗憾的是没有读蒋老师的博士。蒋老师是全国首批三位经济学博导之一。我们毕业时他还没有招到博士生，我本来有可能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曾跟他谈过，得到他的支持。但因妻子要生孩子了，预产期与博士生考试正好同一天，想来想去，只好作罢。1995年史晋川约我一道回复旦读博士，很快复旦就给我寄来了录取通知。当时我在德国访学，我妻子去代办手续，结果校长不同意，学校不肯盖章，又没有去成。前几年听说蒋老师快要停止招博士生了，我对蒋老师说，“我开门弟子没做成，做个关门弟子吧。”，想做论文博士。后来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去年参加复旦校庆，看到经济学院院志中的博士生名单中还有我的名字，不禁感慨万千!现在先生已驾鹤而去，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

    “东吴问学，西蜀寻道，淞水泛舟，仰先生崇真修已行马列;文心植模，师格立范，涵养润禾，昭后学足近思远事家园。”蒋老师遗体告别会上的这幅挽联，概括了蒋老师光辉的一生。对学生而言，蒋老师在治学、为人、为师各方面都是永远的楷模，完美的典范。我作为改革开放后蒋老师的首批研究生，而且是目前仍在教学岗位的学生，更应该继承先生的遗志，学习他的高尚风范，发扬光大他的思想，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优秀人才培养贡献绵薄，无愧于“蒋学模的学生”这一称号。

    (本文系 2008年8月30日在复旦大学“蒋学模先生追思会暨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2008研讨会”上的发言稿，9月25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