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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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孝行天下 ]创建于2010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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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

姓名：王淦昌
生辰：1907年
忌辰：1998年12月10日
天堂纪念馆号：TT000003082
已经离开我们：9713天
建馆者：孝行天下
建馆时间：2010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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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相关轶事

发布时间：2010-12-09 16:05:00 发布人：孝行天下

他质问巡捕：“凭什么抓我？”

　　那是1925年6月

　　年仅17岁的王淦昌来到上海不久，便与同学们一道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暴行。队伍走到英租界，王淦昌被一位印度巡捕抓住。

　　王淦昌理直气壮地问：“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

　　巡捕被问住了，过了好半天才回过味来，用英语进行诡辩：“你自己的国土？可这是英租界！”

　　王淦昌严词用英语批驳他：“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拼搏，你却为侵略者效劳。若此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住自己兄弟同胞吗？”

　　王淦昌一阵言谈，说得巡捕哑口无言，只好将他带到僻静处，悄悄地放了。临走，这位印度巡捕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小兄弟，你说得对，我理解你！”

“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

　　那是1926年3月12日

　　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却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的天安门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恒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对德籍教授说：“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

王淦昌的爱情

　　1999年9月18日，在纪念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党和国家隆重表彰为建国强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弹一星”功臣们，当23名“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共和国金质奖章时，人们悄然发现，他们中少了几位，其中一位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之为“两弹先驱”的中科院院士王淦昌。1998年10月12日，这颗升起在二十世纪科学星空光芒四射的彗星陨落了，时年91岁。

　　王淦昌无疑是个成功者，他的成就辉煌，他的名声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

　　结婚时他们不懂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淦昌不敢有违

　　王淦昌的家乡在富庶的江苏常熟，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成为远近闻名的郎中。

　　童年，并没有给王淦昌留下美好的记忆，4岁那年，父亲阖然辞世。13岁那年，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母双双去世后，外婆早早地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姑娘叫吴月琴，是邻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长淦昌3岁，上过私塾，知书达理，门当户对。王淦昌不敢有违，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一切从“礼”，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的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慢慢地融合了。

　　王淦昌在家乡念完小学，到上海念中学。“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作响。王淦昌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起向他袭来。

　　4年苦读，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放寒假了，王淦昌回家过年，刚进家门，妻子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孩子取个名吧！”“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荷，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在深深地自责，又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开学了，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学毕业了，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国官费留学的研究生。家里人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上大学4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谁来抚养？他对得起妻儿吗？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孩子和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犹豫了，动摇了。吴月琴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淦昌，出国留学机会难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选择，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后腿，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以后千万不要忘了孩子……”“不，还包括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王淦昌留给妻子的承诺。

　　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王淦昌成为知名的科学家。但何为人夫？何为人父？面对妻子儿女，他感到内疚

　　1930年秋天，王淦昌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王淦昌的导师迈特内是一位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

　　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4年。这4年，他心无旁骛，刻苦钻研，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那个令人仰慕的头衔回到了灾难沉重的祖国。从193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其间爆发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如今当了教授，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

　　1937年，伴着战争的阵痛，他的第四个孩子出世，回忆那段往事，他感慨地说：“前三个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家，连孩子的名字都不是我起的，这次我一直守在妻子身边，看着她分娩，才知道生孩子是那么艰难和痛苦。”孩子出世后，他给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颂扬妻子的伟大———“德如磐基”。

　　1940年，浙大迁址贵州遵义。王淦昌的小女儿王遵明在这里诞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当时，学校住在一个山凹里。王淦昌买来一只小羊，每天牵着那只小羊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当时，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作了伟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赴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王淦昌出国不久，妻子和儿女的突然到来给他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妻子以问作答。王淦昌的确没想到，这是周总理的安排。“到苏联工作的中国专家，是我们强国的骨干和精英，一定要让他们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给他们安排好，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这是总理的指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没有忘记关心几个在国外工作的专家的生活问题，为此，王淦昌深受感动。正是这份特殊的关爱激发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不久，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人一起完成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淦昌的神秘“消失”，不止外国人感到奇怪，就连家人也感到奇怪。直到十多年后，妻子才知道了丈夫的“秘密”

　　正当杜布纳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成果时，王淦昌却悄然离开杜布纳回到祖国。

　　“王先生，这次让你回国，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做，让你参加并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刘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部长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他感谢部长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毛主席给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它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绝对保密，从现在起你必须长期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来往和关系，这些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能做到！”王淦昌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

　　“你是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为了工作需要，你必须有个化名，叫什么名合适呢，你自己想想看？”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好，王京同志，就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吧！”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淦昌从中感受到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她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

　　从苏联回来后，妻子的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变得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连家里人也感到陌生起来，经常到外地出差，回家后很少说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你为什么要改名？”妻子问道。“工作需要。”王淦昌回答。“什么工作这么保密？”“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就连家里人也不许知道。”妻子知道丈夫做的是大事，以后从不再问及。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一人去了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妻子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可孩子们不知道。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像木头人似的很少说话。孩子们的工作没时间考虑，孩子在想什么他无暇过问，3个女儿相继结婚他没参加一个婚礼，孩子们对他有怨气。好在孩子们争气，5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

　　王淦昌90岁寿辰，他的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李政道博士问他，你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回答说，他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

　　1997年8月的一天，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路边散步，被一个莽撞青年骑车撞倒，他股骨颈骨折被送进医院。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妻子吴月琴又住了医院。王淦昌拖着未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半年后，老伴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又是一个半年后的1998年10月12日，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和他相伴了78年的妻子而去，为世人留下一部伟大的世纪爱情经典。

启发思考循循善诱

　　王淦昌先生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4月回国，同年7月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知名教授，又因为他长得一副娃娃脸，有些老教授都戏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一直活跃在物理发展前沿，造诣很高，备受大家敬重。王淦昌先生来校后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由于王淦昌先生讲课活，深受学生喜爱，因而除本系学生外，还吸引了大批外系学生找王教师请教问题。

　　一次，一位学生向王教师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难以解释的光学现象，请他指点。王先生先是一言不发，弯下腰用手提起他的蓝色长衫的一个襟角，往长衫上甩了一些水，然后双手提高长衫的两个襟角，对着窗外的天空，让那位提问的学生在后面往外看，接着问那位学生：“明白了吗？回去想想再来讨论。”

　　学生问的这个问题，说不上是个难题——衣服湿了为啥颜色会变深呢？看着王淦昌先生的神情，当时旁观的学生进入了深深思考，最后终于明白过来。有的学生还在脑子里闪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在山大两年多的教学中，王教师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渐渐使学生明白过来，教书不只是传授知识，更要启发思维，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淦昌老师传授知识的方法是巧妙的。受王淦昌老师的影响和带动，一些教师学会了一套教学艺术，巧妙地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迂回诱发，多做教学演示，也故意保留一点结论，让学生自己去琢磨。

　　50多年以后王淦昌先生回忆这段教学生活时说，30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每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会上，向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王淦昌先生在山大两年半的时间中就作了8次学术报告。当时，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出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物理学考试和征文两项竞赛，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学生参加，山东大学物理系选送5人全部入选，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

自制教具“一箭双雕”

　　1933年，山东大学在青岛较为稳定的环境里，有大批的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但是，当时国难当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非常匮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亲自带领学生克服困难，自制各种教学仪器。光学和电子学，分别由何增禄、李珩、任之恭和王淦昌等负责开设。近代物理实验设备除了大部分从德国订购外，有不少简单的部件，例如光电管、计数管等都是由王淦昌先生带领技术员、助教和高年级学生一起动手制造的。王淦昌先生除了教学工作之外，就到实验室指导大家并亲自动手制作一些教具，干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这是他倡导的很重要的工作，把它当作教学的一部分。他非常幽默地对同事说：“这样做‘一箭双雕’，不但保证了教学的急需，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在王淦昌先生的亲自带领和努力下，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并充实了近代物理实验室。回想这段历史，使王淦昌先生长期萦系于怀的是，那时学校善于管理，处处注意勤俭节约，把行政人员减到了最低标准，把行政经费压到最低限度，从原来不足的经费预算中，通过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每年坚持，积少成多，用集腋成裘的办法建设学校。到1936年，王淦昌先生离开山大去浙大时，山大已建成科学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等一大批设施，并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教学设备。50年后，王淦昌先生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优良传统，应该是山东大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往深情无限希望

　　1981年9月，74岁的王淦昌先生来济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住在南郊宾馆。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到山大，住在山大简陋的招待所里。他不顾开会后的疲劳，要求“在山大走走”。他在王祖农副校长的陪同下，视察了山大晶体所、微生物实验室、物理系和校园，仔细观看了山大的实验设备，尤其对离子束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和微生物所自制的仪器特感兴趣，还向刘清前和王鲁聪副教授询问了制作的具体情况。也许是由于这些，再次使他感受到山大几十年来惊人的变化吧，他不无感慨地说：“1934年秋季，我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受聘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岁月不居，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沧海桑田，社会主义屹立在世界东方，而我对山东大学两年多的执教生活，却记忆犹新，回忆往事，历历在目。”王淦昌先生看了山大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引发了他对往事的很多回忆。他对周围的人说，看了这些，听了介绍，既引起了五十多年前在山东大学的回想，又从中得到了无限的安慰。我看到了今天山东大学的进步与发展，使我格外高兴。他希望山大有更大的发展，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王淦昌先生来山东时因车祸腿上受了伤，他仍然坚持步行，兴致不减地要多看看山大的教学设施和仪器设备，当陪同人员劝告他休息时，他不愿停下来。他一面参观一面向王祖农、陈继述、周北屏先生询问。看到生动活泼、蒸蒸日上的山大校园，不住地说好。他说，现在山大与50年前山大不一样了。条件好了，要有更大的进步，更快的发展。回到寓所，他接受了山大报记者的采访并同陪同他参观的人合影留念。当山大报记者问他对山大和山大的师生还有什么要求时，王淦昌先生主动索要了笔墨纸张，题写了“教学相长，科教并重，发挥特长，精益求精，列于世界先进大学前列，并为祖国和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笑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这题词里面倾注了王淦昌先生对山大及山大师生的一往深情和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