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

    钱三强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两弹一星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