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代经济学家的旗帜

    1927年初薛暮桥加人沪杭雨铁路总工会，投身工人运动，同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开始学习苏联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并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多的牢狱生活，竟成了薛暮桥的经济学学术生涯的开端。

    出狱后，薛暮桥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孙冶方等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由此形成了他严谨的学风。其间，薛裕龄在家乡调研后，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于《新创造》杂志创刊号，并被当时的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刊载。这篇文章一直被薛暮桥视为处女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薛暮桥和夫人罗琼毅然投笔从戎。在三个月反扫荡战争的行军途中，编写出一部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1943年开始，他担负起财经部门的领导工作。

    二、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的方案。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它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0年9月初，正式成立了以薛暮桥为总干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同国务院体改办合署办公。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他在改革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80年代初起，薛暮桥就系统地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

    三、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

    薛暮桥以自身实际行动让人们相信，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他既因此获罪入狱，也因此声名日隆。对此他女儿的回忆颇有意味：上世纪30年代薛暮桥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说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效率可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薛暮桥则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对理念信念的执着，薛暮桥完全堪称后来者的典范，而他勇于反思的精神则更令人感叹。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样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怎样以公有制为基础并让多种所有制共存、怎样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同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以及怎样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等，任何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