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作家登门采访了她。描述了她对法拉奇的印象：激烈和戏剧性。随时可能为说明一点而跳起来或大声叫嚷。她易于愤怒，她告诉记者，“你知道，如果我感到愤怒，我是我自己的危险敌人。如果他们判我入狱三年，我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让他们给我九年。如果我愤怒，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一直这么直言不讳地表现出这种暴躁的脾气。大胆的无所顾忌的言辞，以及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使她成为很多人心目中60年代的偶像：从不宣称是女权主义者却过着一种不受束缚的生活。看不起婚姻，因为穿裤子而从餐馆里给轰出来。

    再比如，她在1981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抱怨同性恋“趾高气扬，架子十足，摇尾巴”;抱怨那些不喜欢她的“肥胖”的女记者们。

    在很大程度上，法拉奇反抗权力的斗争精神来自于她的家族传统。她家族中几代人都参加过抵抗运动。法拉奇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手艺人，二战期间成为抵抗墨索里尼的地下战士。少年的法拉奇随父亲一起参加抵抗运动。为游击队偷运炸药，二战近结束时护送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英军士兵过境，等等。

    晚年的法拉奇遗憾自己没有孩子，也遗憾自己长年的疾病。她给来访者讲,连她的医生都惊讶地问她“你怎么还活着?”性格强硬的她用她意大利口音回答说，“医生，别对我这样。小心哪一天我折断你的脖子。”

    晚年后几乎遁世隐居的法拉奇近两年却出人意料地再次置身世界政治旋涡中。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再次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自那时起，法拉奇致力于一场她自己称之为反对“自冷战以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的斗争。

    法拉奇先后出版了两本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愤怒与骄傲》和《理性的力量》。《愤怒与骄傲》一书出版后，在意大利就售出100万册，在欧洲也拥有大量读者。但同时，这本书也为她招致了种族歧视的罪名。

    她形容“9·11”像雷鸣，把她从安静的小说写作的状态里惊醒，彻底改变了她。

    2002年，设在瑞士的几个伊斯兰宗教组织联合起诉法拉奇，控告她《愤怒与骄傲》一书有种族歧视。同年11月，一个瑞士法官判决法拉奇违反了瑞士犯罪条款的第261条，发出逮捕法拉奇的法令，并请求意大利政府引渡法拉奇。意大利政府司法部长以意大利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为由，拒绝了引渡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