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出生，1938年来到延安，免试进入马列学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艾思奇领导的哲学研究室工作。1942年5月2日，时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的林默涵，和周扬、丁玲、艾青等100多位延安文艺界人士，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4年10月11日，身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负责人之一的林默涵，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研究延安追悼邹韬奋的事宜。林默涵过去虽曾多次聆听周恩来有关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报告，但从来没有和周恩来实际接触过。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使林默涵对先自己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产生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感受。

    林默涵主持制订“文艺条例”获得周恩来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任副主任。1952年春，林默涵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在工作中，林默涵与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多起来。

    1959年8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

    1961年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其主要内容是：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

    6月10日至28日，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讨论《文艺十条》初稿。

    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听取了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汇报，并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倾听意见。会上，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全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这种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

    周恩来对《文艺十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反“左”倾的文件基本肯定。会后，周扬、林默涵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对《文艺十条》又作了几次修改。

    周恩来对江青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

    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后就将沪剧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左右的文艺处长，以后生病了，长期没做事。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到中宣部动辄发号施令，还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同江青打交道，本应是周扬的事，但周扬却怕和这位“尊神”多接触，要林默涵同她联系。

    林默涵细读之后，觉得是一部佳作，于是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

    林默涵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中国京剧院领导讨论研究，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强大，李少春、刘长瑜、高玉倩、袁世海都是响当当的名角。

    1964年5月，京剧院对先排出的前五场戏进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演出一炮打响，这使剧组很受鼓舞，一鼓作气拿下了后几场的排演。全戏排演完后，周恩来前来观看，大加赞誉。

    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突然把阿甲、李少春(李玉和扮演者)、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一反常态地指责他们把戏改坏了。接着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如“李奶奶衣服上的补丁补得不是地方”，“李玉和回家，不能将密电码藏在炭盆里”等。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地跑到周恩来那里，大发脾气，无中生有地说：文化部领导不尊重我，京剧院也不听我的意见，把一出好戏改坏了!周恩来劝江青先去休息，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随后，周恩来的文教秘书许明给林默涵打来电话，要求调《红灯记》的有关材料。说明原委后，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只好亲自抓!

    林默涵表态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历经“文革”，林默涵对周恩来更有不尽的思念

    1966年2月，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一场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砸烂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不少”、“劳民伤财”、“不是方向”。

    在这个座谈会上，江青大肆诬陷周恩来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负责人，谩骂周扬、林默涵、夏衍不听主席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

    4月，这个由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写成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出之时，林默涵正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作家创作座谈会上作报告。会后，有人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林默涵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不久，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把矛头对准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张春桥对林默涵的仇视是有来由的。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左”的论调曾遭林默涵当众批驳。还有，张春桥秉承江青之意让《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一片颂扬声中，林默涵肯定中也讲了一些不足。事后，江青生气地让林默涵和中宣部去向张春桥作出解释，却遭林默涵拒绝，让张春桥扫兴而回，称林默涵为破坏“样板戏”的“罪魁祸首”。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将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但江青置之不理，和戚本禹策动一伙造反派，于12月4日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周恩来得悉，当即严肃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北京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默涵等人被护送到了安全的住地。

    对林默涵恨之入骨的江青、张春桥之流是不会轻易罢休的。1967年，林默涵作为所谓的“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权威’”惨遭批斗，被剥夺工作，开始了9年的囚禁生活。他主持制定的《文艺十条》被定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粉碎“四人帮”后，林默涵和文艺界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回望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林默涵深感周恩来讲话中所提倡的遵循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重要性。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在北京辞世。

    2008年10月04日01:17 扬子晚报 钟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