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加入叶挺“铁军”参加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红军时期率红六军团西征，为长征担当开路先锋；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师后并肩作战，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中担任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中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兵围日寇占领下的北平；解放战争中曾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后被林彪邀作四野第一参谋长。建国后曾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等职，为国防现代化建树颇丰。他资历非凡，战功赫赫，虽位居上将之首，但许多人为之鸣不平，认为他至少功至大将。

　　他就是开国上将萧克。

　　【白崇禧不得不承认红六军团的“三大长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多人在萧克、王震率领下，突破了敌人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踏上了西征之途。此行奉中革军委命令，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到湘中创建新的苏区，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建立可靠的联系。

　　萧克抛弃了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的打法，采用运动战，灵活机动地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一路斩关夺隘，突入贵州。为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湘、桂、黔的国民党军在三穗、镇远、石阡一线投入了24个团的兵力，层层设防，企图将红六军团夹击于乌江南岸“聚而歼之”。然而，中革军委误判形势，告知红六军团：“桂敌现向南开动”，“绝不可再向西北转移”。萧克只好依令改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结果在甘溪陷入敌军重围，经血战突围后，仅余3000多人。24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二军团终于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

　　红六军团能胜利突围，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连“小诸葛”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有三大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者。”（转引自李达《寻找贺龙同志》，《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出于固执的保密习惯，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将西征的真实意图告诉萧克，只是定期用电报发来指示。萧克和参谋长李达是从国民党办的报纸上找到谜底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才明白中央红军主力也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

　　说是“乌龟”，因为西征途中，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把一切坛坛罐罐都要带走，医院、兵工厂、石印机、发动机等都带上。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严重影响了红六军团的机动性，也影响了萧克等人寻机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难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红六军团受到很大限制。

　　萧克在回顾这段征程时，痛心地总结道：“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西征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同时为长征起到了战略先锋的作用。萧克没有想到的是，西征还打出了国际影响。

　　此事源于红六军团打下贵州旧州时俘虏的一名瑞士传教士薄沙特。薄沙特被俘后，与红军朝夕共处一年半。在勃沙特眼中，萧克是—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薄沙特赞赏地讲到：“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一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当他看到红军每到一处都刷写标语、帮助穷人，渐渐理解了红军这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支为理想而战的军队。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折服，不仅不怨恨红军抓了他，反而在获释后写下《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大力宣传中国红军的长征。

　　《神灵之手》于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比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译《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成了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改革开放后，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帮萧克将军和勃沙特重新取得联系，将军亲笔写信向勃沙特表示了对他当年宣传红军的感激之情。一段佳话就此长留史册。

　　【“湖南王”何键：“欲除朱毛，先除萧贺”】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离开黔东，挺进湘西北。两军默契配合，在十万坪打了一记漂亮的伏击战，占领永顺，打垮了湘西军阀陈渠珍，围攻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政权，将这片苏区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湖南王”何键向蒋介石发出了“情势紧张，全湘震骇”的急电，提出“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克)贺(龙)”的建议，恳求蒋介石“飞兵救援”。蒋介石为了防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在以重兵围攻中央红军的同时，又调集军阀部队8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尽管重兵压境，红二、六军团在贺龙、萧克指挥下却以少胜多，战果累累，打得干净漂亮。

　　当红一、四方面军进入雪山草地后，蒋介石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红二、六军团这支“江南孤军”上。他调集130多个团另加地方保安团队，总兵力30万之众，妄图让川鄂湘黔根据地“生机绝灭”。贺龙、萧克等人决定战略转移。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萧克曾兴奋地总结道：“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的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

　　红二、六军团长征至黔大毕地区，扩充红军5000多人，队伍已壮大到2万多人，长途行军已达6000多华里，部队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正如萧克后来所说，这是“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

　　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后，避开了大渡河这一险地和敌人的重兵，直趋川康藏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使蒋介石在“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破灭之后，让贺、萧做“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再度破灭。

　　长征结束，三军大会师，毛泽东在陕北羡慕地称赞道：“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喔。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l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四渡赤水之役是史书公认的成功战例，但四渡赤水前中央红军在遵义时尚有3.7万余人（包括在遵义等地招的新兵），打完“四渡赤水”到达会理时，人员减至不足两万人，以至林彪、刘少奇等都不禁先后向中央质疑指挥员的方法，这才有会理会议毛泽东大批林彪“要前线指挥员易帅”之说。两相比较，难怪毛泽东会称二、六军团是个“奇迹”。

　　【与毛泽东合演“现代空城计”】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即成为华北进行革命战争的兵站基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共中央也搬到距石家庄西北70公里的西柏坡。

　　1948年4月，华北军区得到情报，国民党军傅作义部4个师的机械化部队正秘密地从北平向保定一带集结，准备乘华北解放军主力出击察南、绥东之机，向石家庄发起偷袭。山西的阎锡山也派出1个师约1万多人，策应傅作义的正面进攻。

　　石家庄当时几乎是座空城，除了一点警备兵力和正在组建的一个新兵补充旅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可供调遣。距石家庄最近的冀中军区也只有一个步兵旅三四千人，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赶到……

　　萧克临危受命，负责指挥石家庄保卫战。他当即发出命令：“立即令冀中军区一个旅和在山西的第6纵队，昼夜兼程，赶往石家庄，下令沿途地方武装和民兵阻滞敌人。”

　　到石家庄上任前，萧克前往毛泽东住地辞行。毛泽东关切地问他：“附近没有主力部队了，有顾虑吗？”他坦言：“是的。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军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大城市，若丢在我的手里，不好向党交代。”毛泽东宽慰他说：“不能这么想。石家庄是我们从敌人手里拿过来的，如果丢了，再从敌人手里拿回来就是了。”毛泽东的看法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萧克听后如释重负地说：“主席，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力保住石家庄。”

　　到石家庄赴任后，萧克摆起了一出“现代空城计”。他让大家先作最坏的打算，动员军民将重要物资分为5等，每天搬一等，限5天之内搬完。市民见状不免有些惊慌，于是谣言四起：“共产党要撤了”，“傅作义到了滹沱河了”，“国军就要进城了”。

　　为稳定人心，萧克和市长柯庆施特意在晚饭后缓步石家庄街头。许多市民见了高兴地议论：“看来没啥问题，首长们还在呢！”

　　5月9日，驰援石家庄的第6纵队发现阎锡山军正向孟县推进。萧克立即电令：“敌人送来的运动战，立即迎击。”6纵得令后，迅速将敌人分割包围，一举全歼阎部第49师，活捉敌中将师长张翼，解除了来自石家庄西侧的威胁。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判断石家庄已有准备，难以达成奇袭之效，无奈收兵。萧克导演的这出“空城计”获得全胜。

　　1948年10月下旬，为配合东北辽沈战役作战，我方欲抑留傅作义部于华北，以便继续在察绥地区打击敌人。傅作义为配合东北蒋军行动，缓和北线压力，企图偷袭石家庄，迫使解放军抽兵回援。面对严峻的敌情，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一面派冀中第7纵队和地方武装抗击，并动员20多万民兵埋雷破路，节节阻滞敌军；一面调第2兵团火速南下，预定在定县以北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同时鉴于辽沈战役已结束，令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迅速入关。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将保卫石家庄的重任再次交给了萧克。

　　萧克就任后，又迅速摆起了“空城计”。这时，坐镇西柏坡的毛泽东利用广播电台与敌人打起了新闻战。新华社播发的消息称：“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还指出“此次因蒋介石在北平坐镇，傅作义不敢不动。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怕敌人的偷袭”。毛泽东亲自撰写了题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述评稿，31日由新华社播发消息：“……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这篇稿子将敌军的部署和死穴点得清清楚楚，令傅作义不能不心惊。

　　傅作义遂放弃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匆忙收兵。毛泽东出色的新闻战加上萧克的坐镇调度指挥，再次成就了出色的“现代空城计”。

　　【“挑刺挑到国防部”】

　　1950年6月，经朱德总司令点将，萧克奉命组建军委军训部并任部长。1957年底，萧克出任训练总监督部部长、党委书记。他倾尽心力，大抓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颇有远见地要求部队大搞联合作战训练。（美军也是上世纪90年代才提出联合作战理论的）

　　然而，萧克这套以苏联军队为蓝本搞起来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路子，与一些军队领导的建军思路发生了激烈冲撞。学苏联军队搞建设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时移世易，因历史复杂多变的原因，却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有人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1958年2月，彭德怀讲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萧克对这一说法不赞同，于是写信给彭德怀，力陈正规化现代化与革命化并不对立。不料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萧克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他“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林彪发言的推波助澜下，军队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此被推向高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当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时，毛主席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会议继续升温，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被迫带病来京作检讨。

　　斗争愈演愈烈，萧克和李达等不仅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被诬为“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萧、李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萧克身心交瘁，大口大口地吐血，最后被迫违心地作检讨，才算过了关。此后他被转业下放到农垦部王震手下当副部长。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反“教条主义”运动才告结束。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正如萧克上书彭德怀被说成是“反党”一样，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而遭批判。彭德怀于罢官后认识到对萧克批判的错误，托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克道歉：“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而萧克则在回忆录中说：“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7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了关于萧克的错误结论。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身体力行，倡导真史、信史】

　　萧克嗜书如命，尤爱历史。他的治史箴言是：“史是传信之书”，“一字之出，必须慎重”，“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萧克还身体力行，亲自写下了《铁军纵横谈》、《朱毛红军侧记》、《红六军团西征》等作品，主编了《南昌起义》等史学经典。他以他的威望鼎力支持写真史、信史，给中国当代史学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典例之一，实事求是谈林彪的身份问题。“文革”时期，林彪红极一时，上面有人将井冈山的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萧克毫不客气地说，井冈山朱、毛会师时，林彪才是一个连长，那时像林彪这样的人多的是。然而林彪折戟沉沙后，全国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大批判。1973年在中央下发的一份批林材料中，称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时任军政大学校长的萧克，刚因林彪集团倒台而恢复军职，但他没有乘机落井下石。他认为此事不实，应予以纠正。为慎重起见，萧克特地向北伐时曾与林彪共事的覃士冕打电话，后者证实了萧克的观点：1927年5月中旬，在二次北伐时，林彪从见习排长提为连长。此后，萧克要求军事学院的教员按事实讲课。萧克曾严肃地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典例之二，还第四次反“围剿”以本来面目。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因宁都会议被错误地撤掉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但过去党史受“左”的影响，将中央苏区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原因，全部归于毛泽东名下，不讲第四次反“围剿”是谁指挥的，只讲“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提法，萧克明确地指出“要如实讲”。此后，军政大学的教材和课堂上，第四次反“围剿”恢复了本来面目。

　　典例之三，为“百团大战”正名。因为总指挥是曾在庐山会议受批判的彭德怀，“百团大战”在1978年前的党史上受到冷遇。1978年，当《近代史研究》为配合《彭德怀自述》的发表，准备配发一篇介绍“百团大战”的文章时，萧克表示坚决支持。他鼓励军事学院的蒋杰将这篇文章写好。完稿后，萧克亲自作了修改，并在结束语中写上中肯的评语：“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态势，军事上是早产的，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是流产，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也不能否认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威的重大意义……”对“百团大战”的“平反”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事关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更能有力地驳斥“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典例之四，呼吁为“富田事变”平反。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肆意肃反，造成一宗弥天冤案。解放初，中央曾对8427名被错杀者予以平反，但这些人不享有烈士待遇，其后代继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开始调查富田事件，经调查，发现当年大肃AB团与“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当时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党史学会顾问萧克作了汇报。1981年至1982年间，萧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回顾了中央苏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经过，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他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同期还刊出了萧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受到了胡耀邦、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并责成中央有关机构多方组织人员反复进行调查核实。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实际上为长期在“富田事件”中蒙冤的红军将士平了反。

　　萧克对历史研究的感言堪称箴言：“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哲人其萎，后世继之。萧克将军的这些话至今仍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