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一直被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但是，两人境遇颇不相同。虽然两人曾一梁羽生起在香港《大公报》做副刊编辑，并因为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而一举成名，但是，金庸创立《明报》，在事业上成就斐然;其十几部武侠小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被改编电视剧次数之多，梁羽生都难以与其比肩，尽管根据梁羽生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萍踪侠影》、电影《七剑下天山》影响巨大。数年前，两人先后封笔。

    所不同的是，封笔之后的金庸并不寂寞，修改原作、赴英国读博士等事件屡屡成为媒体的关注点，而梁羽生先生则更像是淡泊名利之后的归隐。

    曾几何时，梁羽生和金庸的关系，一度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前曾有报道称，梁羽生对於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人黄蓉唱元曲的写法不以为然。

    而梁羽生1994年在雪梨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表示，“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时隔10年之後，梁羽生在香港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静的采访。在那次采访中，他回忆说，1966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自己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後来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这篇文章谈到了两人的不同：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其时，“文革”刚刚爆发，香港的左右翼对立，让他承受了莫大的压力。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左翼的高层，他们认为梁羽生对金庸评价过高。

    梁羽生也再次评点了两人的写作，“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麽样写，都不够金庸那麽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在《笔花六照》中，梁羽生先生多次谈到了自己写武侠小说缘起，新旧武侠小说的差异等等。但是对於“侠”并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梁羽生表示，“我与金庸先生都同意‘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至於怎麽定义‘侠’这个概念，并不是三言二语能解释清楚的。你们可以从我的作品中去理解我的想法。”对於两人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的区别，梁羽生说，“关於这个问题，内地武侠文学研究家陈墨先生的专论中有过阐述，我建议您去找出陈先生这篇文章读读，当有启发。”

    有人问到，在他和金庸之後的古龙、卧龙生、温瑞安、黄易等武侠小说家中，他最喜欢谁的作品时，梁羽生说，“我自从在武侠文学写作上‘封笔’之後，就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譬如撰写聊话，最近刚刚推出的《名联观止》修订版就是我写作的文集，近年来因身体的原因，注重休息，静养，没有心情与精神去读您说的这些作品，所以未敢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