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
发布时间：2014-03-26 14:06:07
发布人：
jackson
他是一个聪慧过人、学贯文理、思想深邃、奋世嫉俗、心地善良、无拘无束、对日常琐事满不在乎、充满浪漫气息的人，但在面对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系统时，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思想单纯、思考问题过于简单的倾向．在夏天，他常常独自1人行走在昌平的街道上，嘴里嚼着西红柿或大葱，双眼透过镜片茫然地观察着市井万象，头脑中却在冷静地思考着人类乃至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些，就是海子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
（2）我第一次知道查海生的名字，是在1984年．从1981年底开始，我与几位大学同学不满传统法学的沉闷，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开展了钱学森同志提创的法治系统工程探索，并有幸得到了钱学森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1983年，我们创办了文理交叉探索刊物《探讨》．
1984年，《探讨》收到了胡希平从北京寄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第1届法治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一篇署名“查海生”的论文，运用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数学模型分析人类社会系统，富于创造性地探讨所有制、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们曾有几次书信往来，我给他寄过《探讨》编辑部整理的几本系统科学方面(也包括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等)的文献索引资料，并讨论过突变理论在人类社会系统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中的应用．
1985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法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才第一次见到了查海生其人．大家告诉我说：他已是著名诗人，“诗名”海子．
1985年7月，我来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后，住在昌平西环里15号楼5单元6楼601号，而海子则住在同一单元的3楼302号．因我们都较早地参与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在法治领域的应用研究，加之住同一单元，以及对宗教（他对东西方多种宗教都有深刻认识，但非常推崇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自然会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经常互借书刊，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他还给过我一本1985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上边登载了钱学森同志、吴世宦教授与我在一起交谈的照片，这使我在心理上感到与他很贴近．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建成后，我们仍然住在同一栋楼——家属区4号楼(我住2单元102号；他住3单元301号)，但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除了有几次他请我帮他到我院电脑机房打印一些他的诗作，及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兰屋”喝过几次饮料外（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孙理波基本上都在场），我与他的交流形式几乎都是在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3)这次，大家告诉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踪，并留下奇怪的“《遗书》”，说我用什么“特异功能”给他造成种种幻象来暗害他．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这些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从未与他闹过任何别扭，没吵过一次嘴，关系一直很好．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理波、姚新华、陈之恺、胡希平、熊继宁、冯章等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韩荣贵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也是海子的好友．而海子，却突然间视友为敌了！真令人无法相信！
(4)我最后一次遇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后不久．他神采飞扬地对我说：他又去了1次西藏，“偷”回来了一尊练功用的本尊佛像，还有其它一些“好东西”，并在西藏的山上“闭关”修炼了密宗静坐，到回来时已经把钱花了个净光，现在“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我记不得是要买什么了)．我当时还顺手掏出身上仅有的5元或10元钱“赞助”给了他．
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家属区食堂附近遇到他．当时我还骑自行车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谈论起藏传佛教和气功．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既有优美诗歌语言又有“非想非非想”神秘奇境的哲理-科幻型电影剧本，探索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他说以自己当前的水平恐怕一时还写不了，况且影视科技还有待进一步发达到足以表现这些东西的程度……
(5)我盼望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否则，必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
(6)以前，在钱学森同志指导下从事人体科学有关工作期间，我曾遇到与出在海子身上的这件怪事类似的两件事：
一是贵州的一位科研人员一直在说他受到台湾特务用特异功能武器的攻击，给他造成种种幻觉，还对他发出指令，令他无法忍受和生存．此案的材料，几年前曾转到我手里，我整理后交给了国家×部×局主管有关事务的×局长或×处长了．
二是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的吕铁钢先生(精通藏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一直说自己在练藏传佛教气功时有“魔”在折磨他，使他无法活下去，让我为他“驱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教授(他是藏传佛教密宗“噶举派”即“白教”贡噶活佛体系的正宗传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师(罗振洲夫人)知道．
在此，顺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常远
1989年3月26日晚
（2）我第一次知道查海生的名字，是在1984年．从1981年底开始，我与几位大学同学不满传统法学的沉闷，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开展了钱学森同志提创的法治系统工程探索，并有幸得到了钱学森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1983年，我们创办了文理交叉探索刊物《探讨》．
1984年，《探讨》收到了胡希平从北京寄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第1届法治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一篇署名“查海生”的论文，运用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数学模型分析人类社会系统，富于创造性地探讨所有制、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们曾有几次书信往来，我给他寄过《探讨》编辑部整理的几本系统科学方面(也包括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等)的文献索引资料，并讨论过突变理论在人类社会系统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中的应用．
1985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法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才第一次见到了查海生其人．大家告诉我说：他已是著名诗人，“诗名”海子．
1985年7月，我来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后，住在昌平西环里15号楼5单元6楼601号，而海子则住在同一单元的3楼302号．因我们都较早地参与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在法治领域的应用研究，加之住同一单元，以及对宗教（他对东西方多种宗教都有深刻认识，但非常推崇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自然会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经常互借书刊，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他还给过我一本1985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上边登载了钱学森同志、吴世宦教授与我在一起交谈的照片，这使我在心理上感到与他很贴近．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建成后，我们仍然住在同一栋楼——家属区4号楼(我住2单元102号；他住3单元301号)，但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除了有几次他请我帮他到我院电脑机房打印一些他的诗作，及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兰屋”喝过几次饮料外（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孙理波基本上都在场），我与他的交流形式几乎都是在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3)这次，大家告诉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踪，并留下奇怪的“《遗书》”，说我用什么“特异功能”给他造成种种幻象来暗害他．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这些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从未与他闹过任何别扭，没吵过一次嘴，关系一直很好．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理波、姚新华、陈之恺、胡希平、熊继宁、冯章等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韩荣贵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也是海子的好友．而海子，却突然间视友为敌了！真令人无法相信！
(4)我最后一次遇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后不久．他神采飞扬地对我说：他又去了1次西藏，“偷”回来了一尊练功用的本尊佛像，还有其它一些“好东西”，并在西藏的山上“闭关”修炼了密宗静坐，到回来时已经把钱花了个净光，现在“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我记不得是要买什么了)．我当时还顺手掏出身上仅有的5元或10元钱“赞助”给了他．
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家属区食堂附近遇到他．当时我还骑自行车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谈论起藏传佛教和气功．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既有优美诗歌语言又有“非想非非想”神秘奇境的哲理-科幻型电影剧本，探索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他说以自己当前的水平恐怕一时还写不了，况且影视科技还有待进一步发达到足以表现这些东西的程度……
(5)我盼望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否则，必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
(6)以前，在钱学森同志指导下从事人体科学有关工作期间，我曾遇到与出在海子身上的这件怪事类似的两件事：
一是贵州的一位科研人员一直在说他受到台湾特务用特异功能武器的攻击，给他造成种种幻觉，还对他发出指令，令他无法忍受和生存．此案的材料，几年前曾转到我手里，我整理后交给了国家×部×局主管有关事务的×局长或×处长了．
二是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的吕铁钢先生(精通藏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一直说自己在练藏传佛教气功时有“魔”在折磨他，使他无法活下去，让我为他“驱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教授(他是藏传佛教密宗“噶举派”即“白教”贡噶活佛体系的正宗传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师(罗振洲夫人)知道．
在此，顺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常远
1989年3月26日晚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