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演员格里高利·派克
子非鱼
格里高利·派克打定主意要把他那些甜蜜的往事留在自己的记忆中。而那记忆在几天前已经交与了上帝。
这个曾与最美丽的女人英格丽·褒曼及最清纯的女人奥黛丽·赫本搭演银幕情侣的英俊小生,从来也没有打算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青春年少应有的故事。他87年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世上有完人。
对于这样一个完人,喜好传奇的媒体看起来有点黔驴技穷,连日来,人们不断地努力想向这位电影史上的伟人致敬,结果只是把一句“他是一个好人”换着花样说了上千遍。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个澳洲女星声称与派克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罗马假日”外,国内外的报章杂志再也找不出任何引人入胜的谈资,而那一段绯闻也干净得有些“乏味”。《纽约时报》的讣告向来惜字如金,对着这位完人,也花了几千字唠叨出一个中心思想:派克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与他所饰演的正直角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的名字将永久地铭刻在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目标的好莱坞名录中。
“表里如一”不能算对优秀演员的合理评价,可见美国人并未把派克当作演艺界的人来悼念,他们是在悼念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主义公民。
上流社会的绅士英雄
不熟悉美国历史的人会被美国人对于派克过于严肃的纪念活动弄得莫名其妙。相比较一个电影明星的政治倾向,大洋此岸的中国群众或许更愿意津津乐道作为他们青春偶像的派克,比如说《罗马假日》、《爱德华大夫》中的派克或《百万英镑》中的派克。并且,派克的英勇事迹在经过历次运动的中国人看起来也属平常,归纳起来不外乎接拍了两部反对种族歧视的电影———《君子协定》和《杀死一只知更鸟》,以及在1987年竭力反对里根任命罗伯特·伯克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上述两部反种族歧视电影中,派克饰演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开明绅士,前者是作家,后者是律师,他们为了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人权问题而甘冒风险努力抗争。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事迹虽然值得敬佩,但是似乎也并不足以令派克超凡入圣。然而美国人给予派克非常的荣誉。美国电影协会在派克逝世前一周评选出“100名银幕英雄与恶人”,派克名列英雄第一位。有趣的是,派克并不是因为他最著名的西部片《太阳浴血记》中的硬汉角色而入选,而是靠《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文质彬彬的律师芬奇一角。芬奇是谁?恐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要大皱眉头。几年前我曾经草草看过这部片子,约略记得那个有点僵硬的替黑人打抱不平的白人律师。影片不能算出色,表演也不见得有什么突出之处,反而是美国小镇的日常生活图景令人难忘。但是这只“知更鸟”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显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40年前,派克即因它获得奥斯卡影帝称号。
这个以制造电影英雄著名的国度究竟为何如此看重派克所扮演的绅士英雄?它为全世界特制的各种比芬奇英勇百倍的超人,如特工007,硬汉施瓦辛格、史泰龙,或是太空战士威尔·史密斯,孤胆总统哈里森·福特……为何都及不上这个被人唾口水而不还手的芬奇?
要理解这些,必须了解美国的1960年代以及好莱坞的1960年代。
1960年代的知更鸟
一位年迈的香港学者曾经送给我一张1968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纪录片DVD,那是在他跟我讨论了一下午的“1960年代”之后,他看着我的眼神有些遗憾,我至今记得他留给我的一句话,“你没有办法理解1960年代。在你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一段名为1960年代的空白地带。真正的1960年代不是你和你的长辈记忆中的。1960年代在你们这里缺失了”。
1960年代是什么样的?我和同辈们不得不在成年后带着考古的心思去费力寻找。我有时会听到一些同龄人谈论鲍勃·迪伦,谈论他富有魔力的歌曲,但是那歌曲对他们而言也并不具有1960年代神谕般的影响力。我们有时会说“不忙于生命的人必忙于老死”,但是那只是迪伦一句朗朗上口的歌词而已。
我知道缺失的远不止1960年代。对于世界,我因为闭塞而有很多偏见。
而消除偏见,正是1960年代的世界在狂飙中所要完成的一项使命。在这项使命中,反对种族歧视,是主旋律之一。
在1962年《杀死一只知更鸟》问世前,美国已经随着肯尼迪总统的上台步入一个奇特的年代。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必然得到水到渠成的改善。首先,由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间谍案”被推翻指控,肯尼迪更将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美国国内横行于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因此终结,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麦卡锡主义的反动,人们开始更强烈地要求公民权利的平等;在国际上,非洲的独立运动使得黑人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美国人对他们的傲慢显得极为愚蠢;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国会推动的人权法案最终得以施行。
由于好莱坞在麦卡锡时代受害严重,1960年代的好莱坞自由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好莱坞196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先声。格里高利·派克在1962年出演这个角色并不容易,其时正值美国国内黑人与白人矛盾冲突激化之际,黑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正在兴起,而种族隔离政策仍未取消,各地种族歧视的状况远未改善,白人警察随意棒打黑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杀死一只知更鸟》虽然说的是大萧条时的事情,其实正是影射当时国内的现状。而格里高利·派克当时出演这个角色也正类似于片中芬奇律师接下为黑人辩护的任务,要面临同样的指责。在影片中,有一场芬奇律师长达9分钟的法庭辩护演说,派克在拍片时一气呵成,如同亲临现场。
“知更鸟”对于美国民权运动来说,确实是一只报时之鸟。在派克靠芬奇一角夺下奥斯卡影帝的第二年,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影帝诞生了,他就是西德尼·波蒂埃,靠《原野百合花》中的演出获胜。派克和波蒂埃,一黑一白,彰显着好莱坞当时激进的自由主义政治意图。
当其时,美国电影业也正处在重大调整期。在美国社会多种矛盾激化和电视业异军突起的打击下,擅长造梦的好莱坞商业片开始衰退,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和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也在影响和冲击着好莱坞,美国第一代科班出身的电影导演走出了学校大门,从1967年开始,在他们的推动下,新好莱坞电影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独特追求改造了好莱坞电影的内在品质,促进了美国主流电影的现代化进程。
1967年,派克出任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
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派克为此延迟该年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1968年在好莱坞历史上是很有意思的一年,这一年,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问世,并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等奖。这届奥斯卡堪称黑色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反种族歧视的名片《炎热的夜晚》,该片的男主角罗德·斯特格成为当届奥斯卡影帝,并且,另一部反种族歧视名片《猜猜谁来赴晚宴》也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它的得主是凯瑟琳·赫本。而奥斯卡这一年也向派克颁发了赫尔肖特人道主义奖,表彰其对电影娱乐事业的卓越贡献。
派克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任职的数年,正是新好莱坞电影风起云涌的数年,亚瑟·佩恩、迈克·尼科尔斯、丹尼斯·霍佩尔、马丁·斯科塞斯、米勒斯·富尔曼、弗朗西斯·科波拉、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正在成长为新好莱坞电影的主将。
活在那个年代的回忆区间
好莱坞在1960年代这样一段与民权运动息息相关的历史,正是派克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令美国民众念念不忘的关键。直到现在,虽然像更多揭露民权状况的电影已经拍得远比《杀死一只知更鸟》更加惊心动魄,但是由于远离了那样有着切肤之痛的时代,这些电影与《杀死一只知更鸟》比起来,都更像是虚拟的闯关游戏,而那些电影中的英雄虽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实无异于虚拟的图形。在英雄这个向来带有民族情绪特征的问题上,美国人并不想照顾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情绪,他们有他们特定的回忆区间。
派克的美国头号英雄的称号正是这样得来的。派克曾经声称《罗马假日》是他最喜欢的片子,但是他又说,只有《杀死一只知更鸟》才“最接近我的内心,是我演艺生涯中的高峰”。一部伟大的影片刚好与一个伟大的时代同生,那确实是一个演员的大幸。
正如纽约时报在派克的讣告中称,“《杀死一只知更鸟》……真诚地反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那时,公民权利运动正开始引起全民族的关注”,“派克和芬奇是一个完美的混合体”。
在这之后,派克继续深入到社会慈善事务中来。他是核裁军的坚定鼓吹者。他说,“我可以放弃我已经拥有和正在做的一切,只要能令核裁军出现重大转机”。派克有时言辞激烈,在他感到有必要发言时,他从来不过多考虑个人得失。1989年,当美国电影学院颁发终身成就奖给派克时,他警告“‘所有的电视和电影’都由两三个同时经营杂志报纸电报局的庞然大物来生产是危险的”。不过,派克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行为还是他1987年从隐居中现身著名电视节目“60分钟”现场发表言论,反对里根总统任命司法保守派罗伯特·伯克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此任命最终被驳回。
派克访问中国时,曾留下一句名言:我并非明星,我是一个演员。这句话若是改为“我并非演员,我是一个公民”更加恰当。在派克的原则里,演戏远不如做人重要。早在1947年,他出道之初,接演《君子协定》时,这原则即已立定。这部打定主意替犹太人说话的影片引来了不少敌意,诚如其经纪人所言,派克“只知道树立自己的形象,不顾招人怨恨”。1947年,麦卡锡主义已经开始露出苗头,众议院极端反共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在行动,“好莱坞十君子”已被判入狱,此时替左倾色彩浓厚的犹太人群说话,不免遭人猜忌。好在怨恨总会随时代过去,派克的做人原则最终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人们甚至纵容他为了维护角色的正义感与自由主义形象牺牲一点表演性格。
也许是内心的法则太过严苛,派克在与美女配戏时总是很难发挥到极致,不管是与英格丽·褒曼合演的《爱德华大夫》,还是与奥黛丽·赫本合演的《罗马假日》,派克更像是美女们恰如其分的陪衬。或者,派克的最佳位置就是做一只孤独的知更鸟,为自由的钟声欢叫。
(此文部分资料引自《20世纪的电影》、《西方电影导读》)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