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金生命的最后三十六年
与李丽华情愫萌生
1950年5月底,陶金在香港的“大光明”影业公司,执导一部根据内地四川某县发生的一起以叔父迫害亲侄女的新闻报道为素材,改编而成的故事片《诗礼传家》。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陶金与该片的女主角李丽华,从以往只闻其名,并没有过多的直接接触,到通过整个创作中的合作,由陌生到熟悉,再加上一导一演经常在一起对戏分进行必要的切磋,天长日久,两个人在情感上便自然产生出一种男女之间非常微妙的感情。虽然当时并没有点明,但彼此间志趣相投,心照不宣,并把这种戏里戏外的愉快合作,自然融入到这种令人怦然心动的艺术交往之中。影片拍摄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他们两情相悦的因素。
当时,陶金在与李丽华相处的那段日子里,除了在心头泛起一种甜蜜的爱恋惊喜之外,却还隐藏着另外一种难以言喻的内疚之情,因为他早已和话剧明星章曼苹结婚多年,并且已经有了漂亮的大女儿陶白莉和英俊的小儿子陶令昌,所以,早出了名的“电影圈里标准老实人”的陶金,围绕着这次非同寻常的“热恋”,内心深处陷入了一种更加痛苦的矛盾之中。他太重感情,太讲情义,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头脑里也就更加谴责自己的“红杏出墙”。虽然,早在多年前在重庆演出的时候,陶金夫妇就因为家庭琐事不断争吵,一度在情感上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李丽华也对陶金的矛盾心理有所察觉,暗地里对他的为人和人品更加敬重了几分。
当年的下半年,陶金与妻子在广州约见。当陶金见到十四岁的女儿陶白莉的时候,那种从心底里所自然泛起的慈父情怀,使得他难以取舍,进退两难,实不忍心抛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当时,陶金突然作出决定,要马上带着一家人共同到香港去好好干一番事业。然而,赌气的章曼苹对陶金的一番表白并没有领情,断然予以拒绝。望着渐渐消失了的妻女身影,陶金突然觉得有一种作为男人从来未有过的孤苦无依之感,猛烈而无情地向自己的周身袭来。
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和结果,反而带来了更加烦闷的情绪。陶金回到香港之后,只有先将这种内心的煎熬隐藏起来,换一种活法,迅速投入到《山河泪》、《火葬》、《海誓》等众多影片的拍摄之中。
理智与情感的斗争
1951年2月,春节刚刚过去,随着“大光明”影业公司连人带厂集体重返上海,陶金毅然中断了自己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回到了内地,他们受到了党和政府热情欢迎,陶金庆幸自己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放弃香港是对的!而在他个人婚姻的问题上,陶金在离开香港的时候,也颇有戏剧性地同李丽华有过一次共同商定,那就是在陶金与妻子解除婚姻后,两人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再续前缘。
可是,当陶金向章曼苹郑重表白自己的态度时,妻子却一百个不同意,虽然两个人对此问题不知争吵过多少次,但在情感的天平上,只有加重一方破裂的倾斜,而丝毫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同时,夫妻俩的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也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和幼小的儿子心头,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此时的陶金,眼看着自己的家庭竟处于如此难堪的局面,并且都是因为自己的极端自私所造成的!而那么可爱的孩子,为了自己还要承受着家庭即将破裂的痛苦,他日日夜夜处在情感与理智的激烈搏斗之中。一天深夜,他似乎突然梦醒,再也强忍不住,急忙翻身爬起,趁着黎明前天际已经泛起的晨曦,用手、用笔、更用心地向远在香港的李丽华抒发、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他爱她,但也爱家庭,特别是那么聪颖、漂亮、懂事却又为自己的言行举动而每天感到恐惧的孩子!他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自私、痛恨自己的多情……数日后,李丽华手捧着陶金的万言书信,一切都尽在默默不言中。她非常深明大义、十分通情达理,善良而宽容地谅解了陶金。不过,本该按计划的下一步行动却由此黯然中断。
就在此时,当章曼苹感觉到与陶金的情分已尽,无可挽回,同意在离婚书上签名时。已经从情感的漩涡中奋力挣脱出来的陶金,接过离婚书马上撕个粉碎,接着以满怀负疚和歉意的神情,流露出很久以来都没有出现的温和神态,紧紧地把自己的妻子抱在怀中。
被折断的翅膀
家庭重放光明,也给陶金的事业追求以极大的促进。在1951年的4月间,陶金参加了重回上海后的第一部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在这部由自己的老友徐昌霖执导,特邀北京曲艺界许多名人参加演出的描写戏曲演员生活的故事片中,陶金扮演的是一位京剧艺人“破风筝”,这对于陶金过去曾在京城石驸马胡同听杨小楼、郝寿臣等一些京剧名伶学唱京剧、学拉二胡的一些生活,倒是十分对路的。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陶金燃烧着冲天的爱国激情,他凭着艺术家的才气和灵感,诚恳地邀请剧作家刘任涛,将他编写的在上海公演时引起过较大反响的话剧《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改编成电影剧本《和平鸽》,并亲自导演投入拍摄。此时,香港的“永华影业公司”也正好来信邀请陶金回香港高薪拍片,被他坚决给予回绝,全情投入到新片的拍摄构想中。在这部影片中,陶金除了导演之外还当仁不让地出演男主角,而女主角的扮演者也是从香港回国不久的著名影星周璇。
1952年,上海的七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后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又重新再合并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加入“上影”的陶金,所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由陈白尘编剧、郑君里导演,崔嵬主演的历史片《宋景诗》。
1958年的岁末年尾,“大跃进”运动冲昏了人们的头脑,全国各省都纷纷成立起了电影厂,上海文化界也要动员和选派一批艺术创作人员去支援新厂建设,陶金和妻子都在分配名单上,指定去中南新建的“武汉电影制片厂”。
在“武影”的那段日子里,陶金发奋图强,故事片《人定胜天》因新厂的各项条件无法达到拍片要求而下马后,便改为难度较小的戏曲片拍摄。于是,散发着浓重地方剧种气息的《二度梅》和《留住汉宫春》,便在陶金的手中完成。当时流行的“艺术性纪录片”《革命风暴战胜龙卷风》也是由陶金牵头执导,应时推出。
三年之后的早春二月,“武影”与华南的广州厂合并,定名为珠江电影制片厂。陶金像当年抗战时期一样,又辗转来到了木棉盛开的珠江堤畔。其实广州的“珠影厂”是早在1951年就开始筹备了。
初到广州的陶金想早日投入自己喜爱和擅长的故事片拍摄,可是厂里却还是让他去拍摄戏曲片种。尽管陶金心里非常不乐意,但还是个人服从组织去拍摄了戏曲片《齐王求将》。就这样,《齐王求将》完成后,陶金又接着拍出了另外一部戏曲片———由河南豫剧小戏组合而成的《山村新曲》。
春寒难褪尽
1965年的又一个深秋,陶金随厂内人员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同化公社江北村生产队,去参加“四清”运动。没待上两个月,就被通知去湖南参加剧本《野马河》的编导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地体验和前期准备工作,这部反映韶山灌渠故事的影片即将开拍,可是,“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厂里赶紧勒令陶金“回原单位闹革命”。
陶金气喘吁吁地回到厂里,脚跟还没沾地,就被“造反派”抓走。与此同时,妻子、儿女也跟着陶金遭罪,章曼苹因给被关押着的陶金送饭,而同监管的“战斗队员”发生争执,当即被剪成了“鸳鸯头”,并被打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女儿陶白莉也从福建省话剧团下放到当地偏远山区的寿宁县城关镇麻袋厂;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电视台工作的儿子陶令昌,被单位除名。
1969年,陶金夫妇被赶到了英德的“五七”干校,被强制参加重体力的劳动改造。当时已经是五十二岁的陶金,每天扛石头、拉犁耙,这样的苦难日子,熬过了整整三年。
直到1978年,陶金才再次复出重执导筒。当年,珠影厂的一部黑白反特故事片《斗鲨》,分外引人注目,陶金又让久违了的广大观众知晓他劫后余生,还活在人间。
面对流逝了的大好年华,陶金要奋起直追,快马加鞭。他要多奉献给广大观众一些满意的作品。所以,戏曲片《西园记》也成为了他投入的兴奋点;反映山东地下党锄奸铲恶的《姐妹俩》,更是注入了他的一腔深情。期间,陶金还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地举办的国际电影节,回国之时,他再次踏上了离别已经整整三十二年的香港……
陶金重振雄风的计划中包括拍摄《陈香梅》、《三元里》、《廖仲恺》、《棠棣之花》、《寒夜》、《子夜》、《风雪夜归人》,还打算与美国同行联合导演反映国际友人斯诺的故事片;他还欣然地接受去美国与华裔女演员赵韫如女士合作演出话剧《洋麻将》……
陶金有着太多太多的想法,太多太多要做的事情,他将要把自己多年来太多太多的遗憾和太多太多失去的光阴,赶紧在有生之年尽早的弥补过来!他深知自己不可能延续人生的长度。但要尽力地加强人生的密度。
1986年9月28日下午5时40分,当时针停留在这里的时候,陶金带着自己未完成的拍片计划的永久遗憾,随风而逝。
他从《黄浦江边》的从影伊始,紧随烟波浩渺的春水一江,不尽翻卷的东流而去……
(刘澍/文,摘自《大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