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学初识长春

我和任东来是东北师大（长春）1978级校友，他在历史系，我在政治系。好像从一开始，大家都叫他“东来”，把那个“任”给省略了。

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入学两周后因比赛乒乓球相识。那时东来还是个17岁的大男孩，阳光明媚，风华正茂，虽然貌似文弱书生，但球风却相当凶悍，杀得我难以招架，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35年的友谊。彼时情景，恍如昨日。

恕小子不敬，当年母校政治系的师资水准，实属平平。相比之下，历史系则是名师云集，尤其在世界史领域，丁则民（美国史）、林志纯（世界上古史）、朱寰（世界中世纪史）、姜德昌（世界近现代史）、夏景才（苏联史）等教授均为独步一时、闻名遐迩的大腕。我的大学生涯，吊尔浪当，自由散漫，不务正业，自大一之后，将近一半时光用于在历史系旁听。至于本系的课程，基本上靠照抄同学笔记应付。

我去历史系旁听，经常碰到东来，而且两个系的男生寝室在同一层楼，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前几年我们交往不多。77级、78级的学生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经历复杂，相比之下，东来只是个小高中生，年龄在全系120人中倒数第一。论学识和见识，他相形见绌，甘拜下风。我比东来痴长两岁，行伍军旅出身，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应届高中生都应当尊称我“解放军叔叔”才对。

不过，东来也有优势，他出身书香门第，英语很好，经常“偷听敌台”（《美国之音》英文广播）。当年在同学们眼中，东来是个聪明过人、调皮可爱的小兄弟，偶尔会悄悄地“广播”一些在当时听来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域外奇闻。比如，如今美国最流行的是“婚前同居”和“试婚”，把那些古董冬烘的老夫子震惊得目瞪口呆，让那些已届而立之年、从未谈过恋爱的大龄光棍男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1982年大四时，准备考研究生。他学英语，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美国外交，导师杨生茂（南开教授）。我学俄语，报考了社科院苏联东欧所的苏联外交，导师徐葵（苏东所所长）、邢书纲（外交室主任）。由此，我们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我们当年考研的最大困难是几乎没有复习参考书，基本上靠《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国际版准备专业课考试。新华社记者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美国学者撰写的《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成为我们在图书馆反复借阅、经常讨论的书籍。

初试上榜后，我和东来都赴京参加复试。结果，东来金榜题名，我却马失前蹄。主要原因是公共课政治一门没考及格（51分），远远低于历史系出身的东来，奇耻大辱呀，照抄笔记实在要不得。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地处汉口的总参通信兵指挥学院，东来赴京读研。我们开始书信往来，一直持续了30多年。

（2）去章府讨口茶喝

当年美国所考生众多，竞争激烈，东来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得益于名师指导，丁则民先生是当时国内大学美国史专业三位有留美经历的教授之一，再加上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勤奋攻读；另一方面，他得益于当时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大环境。北大历史系高材生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兼驻美大使）与美国所所长李慎之是世交，可是，因一道论述题跑了题，照样名落孙山。第二年，美国所不招生了，章百家转而考上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新研究员的研究生，最终成为知名的中国外交史专家，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1984年初，我再次报考苏东所。5月份，再次赴京复试。考试结束后，我去拜访东来。当时研究生院尚无校舍，81级、82级临时住在海淀区的十一学校（原中央军委子弟学校）。赶到时，已是中午一点，食堂已经收摊，有饭没菜。东来热情周到，当即去农贸市场割来半斤瘦肉，买了一把芹菜，两瓶燕京啤酒，借了个煤油炉，笨手笨脚地给我做了个芹菜炒肉丝。 

大概是真饿了，这顿“免费午餐”，可能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吃得最香的几次饭食之一。当时东来还是个穷学生，节衣缩食，略有闲钱，都花在了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那时，四册一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籍，九成新的旧书要价仅人民币一元二角左右。他做东，请我吃顿便饭，实在是破费了。 

为了感谢东来的款待，我考研成功后，在前门全聚德请客，吃烤鸭。他温文尔雅，边吃边聊，烤鸭吃得不多，而且不胜酒力。我可真没客气，连吃带喝，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就跟几辈子没下过馆子一样，大半个烤鸭尽入吾腹中。饭后，两人遛达到了天安门广场，感觉口渴。东来提议说：“咱们去章百家那儿讨口茶喝吧？”事先没打电话，没有预约，冒冒失失地就去了。 

记忆中，章府好像是在天安门附近的南河沿一带，四合院，大宅门。那天应门的是章文晋夫人、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阿姨，和颜悦色，风度极佳。听说是儿子的同学，她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堂屋，意外碰到章文晋与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等正在打桥牌。看到小辈进屋，他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叫牌。我们也巴不得不跟这些高官大员打招呼，赶紧遛开。 

章百家见到东来，没感到意外，也没什么客套，两人前几天还在学校见过面，年龄也相差了13岁，但仍然聊得热情似火，难分难舍，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东来确实有这种本事，几乎能与任何年龄、背景、身份、专业的人，一见如故，聊得热火朝天。约一小时后，东来和我告辞出门，突然想起来，忘记讨口茶喝了。 

（3）“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我们84级研究生入学后，暂住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距十一学校，骑车约10分钟。有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就往东来那边溜达一趟。他当时与苏东所82级苏联经济专业杜海燕、林中仁等学兄同在一个寝室。去得次数多了，偶尔会碰上杨生茂先生从天津前来看望和指导徒弟的场面。

杨生茂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但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外貌和穿着与乡下老农并无二致，土得掉渣儿。他们师徒两人的会面，时常演变为东来的“一言堂”。这个孙子辈的徒弟，口才极佳，从国际形势到外交政策，从读书心得到治学体会，从最近淘到的旧书到国内外学术界最新动态，乖乖，侃了个天花乱坠，天翻地覆，日月无光。杨先生和颜悦色，和蔼可亲，洗耳恭听，除了偶尔点点头，基本上一言不发。记得他们寝室当年流传过一个笑话：“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当然，此乃天下第一大忽悠。当年东来每学期只能与杨先生见一两次面，或是他去南开，或是利用杨先生来京开会的间歇。他平常主要靠书信往返，以函授形式向导师问学。杨先生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极其负责的导师，每函必复，并且制定必读书目，要求研究生写出高水准的读书报告。杨先生的言传身教、函授指导、严格的史学训练，对东来帮助很大，受益终生，懂得了怎样读书做学问，查找考证史料，选择学术题目，还有对学术的认真和专注，对功利的超脱和淡泊。

（4）慷慨陈词 大闹课堂

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年是基础课和选修课，授课老师的阵容非常强大，有国际关系学院周纪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经济所卫林（世界政治）、西欧所陈乐民（战后西欧对外政策）、美国所张也白（美国外交）、张静怡（美国军事战略），等等。东来当时是高年级，正忙于写论文，但抽空旁听了世界政治。

东来曾特别推荐资中筠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但她当时好像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此课由霍世亮先生代讲。众多基础课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陈乐民显示，中式灰色对襟衣，西式深色毛料裤，不知为何，裤腿短了一大截，有点儿像如今的“八分裤”。第一堂课，陈先生基本上跑题了，讲了一大通《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有康德《论永久和平》，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还有领导时尚新潮流的名士风度，令人难忘。

熟悉东来的人皆知，他是个谦谦君子，尊师重道；对学术界的前辈学者，尊重礼遇，推崇有加，感情深厚，没有丝毫狂傲自恋、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是，他偶尔也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叛逆一面 ，慷慨陈词，仗义直言，敢于“放炮”，而且炮火相当猛烈，丝毫不留情面。

大概是1984年秋季，世界政治与经济所的王书中研究员临时客串，主讲世界政治课程中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外交理论。毛泽东认为，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互相争夺，相互勾结，妄图称霸世界。中国以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想当年，虽然号称思想解放，但外交领域的禁区仍然很多。外交部出身的王先生未能免俗，讲课时照本宣科，认为“三个世界”战略理论高瞻远瞩，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及其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

没想到，在课堂讨论时，东来突然“放炮”，语惊四座。他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某一战略或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战略极不成熟，它把中共在国内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外交事务。事实上，战后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成熟而稳定，基本上不存在被中国“争取或联合”战略空间；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特点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给钱就是爷，中国出头团结联合第三世界乌合之众对抗苏美两霸，纯属天方夜谭。

东来发表高见后，我和苏东所师弟姜毅、西欧所学弟钦鸣荣等同学，跟着起哄架秧子，纷纷表态，声援支持，一时把王先生惹得非常生气，大动肝火，厉声质问东来是哪个所的研究生？导师是谁？场面相当尴尬。好在王先生还算开明，课后没有上纲上线扣帽子，追究东来领头“大闹课堂”之事。我们在钦佩东来之余，多少也感觉他少年得志，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在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圆滑。

（5）采访郑洞国将军

东来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皆以美援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主题，深掘广拓，密针细线，大作文章，而且注意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让学术研究带有鲜活特色。。

有一次，他听说原国民党驻印度远征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之孙郑建邦系我大学同窗，便提出要采访郑洞国。建邦兄当时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执教，待人诚恳，非常热情，当即安排了采访，时间好像是1984年国庆节前后，地点在复兴门木樨地附近的“部长楼”。东来细心如丝，提前寄去了15个问题，以便郑将军有所准备。 

可惜，年代久远，当年东来都问了哪15个问题？郑将军又是如何答复的？我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郑将军对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评价不高，批评史氏尖酸刻薄，飞扬跋扈，“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完全控制中国驻印军，把营以上军官全部换成美国人。

采访之初，东来和我一口一个“蒋介石”，郑将军则言必称“蒋先生”，弄得我们挺不好意思，只好也改口称“蒋先生”。郑将军回忆说，“蒋先生”与美方关系相当冷淡，而且对住房起居不讲究。开罗会议后，蒋与宋美龄赴印度兰姆迦训练营地视察，美方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起居设施完善的总指挥部，但蒋氏坚持要住在郑将军夫妇在新一军军部的临时性简陋卧室。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90年代中期后，因《万历十五年》等大作而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家黄仁宇，居然曾是跟随郑洞国将军鞍前马后的上尉副官。 

（6）李慎之和资中筠

东来虽然能侃善聊，但若碰见了美国所所长李慎之，立刻就成了哑巴。据他说，李慎之极渊博，广视野，擅言辞，大嗓门，一言堂，像训孙子一样教训，从头到尾垄断谈话，让人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东来硕士毕业后，其实很想留在美国所，成为在职博士生。可是，当时李慎之好像并没把他看作什么少年才俊，几句话就给打发到南开去了。那时美国所人才济济，兵强马壮，瞩目一时的是张毅、温洋等公费留学归国的青年俊杰，还轮不到东来出风头。

多年后，东来在悼念文章中（《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了当年他与李慎之的交往，及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抱负理想，道德文章，叙述栩栩如生，刻画非常传神。我曾恭维东来说：“你悼念慎公的文章，绝对是悼亡之作中难得的佳品。”

东来是个读书人，但不是书呆子，他热爱生活，喜欢游玩，访古探幽，而且还是个“音乐爱好者”。有一次，我们去西城区绒线胡同“内部书店”购书，凭借社科院办公厅的介绍信，可以买到仅限副省级以上高干的禁书。从书店出来，路过刚开张不久的北京音乐厅。东来提议去听小提琴音乐会，郑小瑛前夫盛中国小提琴独奏，庄则栋前妻鲍蕙荞钢琴伴奏，把我听得昏昏欲睡，呵欠连声。东来不甘心，后来还向我隆重推荐过黄飞立的《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不过，东来这个“音乐爱好者”是要打引号的。他五音不全，五线谱一个不识，钢琴不会弹，小提琴不会拉。由此，他特别钦佩前辈学者、美国问题和国际政治研究权威资中筠先生，称赞她国学根基深厚，英语法语俱佳，学术出类拔萃，在中美关系史领域造诣精深，而且钢琴水平极高，退休后，仍然笔耕不缀，文笔优雅，思想深刻，抨击时弊，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东来把丁则民、杨生茂、李慎之、资中筠列为影响自已学术与人生的“四大精神导师”。

（7）遭遇同窗非议

想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高手林立，群英荟萃。年轻人心高气盛，有些同窗对东来不太服气，一方面觉得他确实聪颖过人，在美国外交史领域学有所成，但也有些弱点。比如，学问有时流于夸夸其谈，国学根基比较肤浅，英文口语差强人意，缺乏理论兴趣，思想深度不够，他只是能侃善聊，口才甚佳，把八分学识吹成了十二分，人送绰号“任大摆忽”。 

这些非议，有些是苛求。在“文革”动乱、斯文扫地环境中成长的那一代年轻人，在国学根基、英文水平、学问学识、理论素养、思想深度等方面，很难同时达到“超一流”水准，可能只有杨小凯是个例外。 不过，对于当时青年学子最为热捧的书籍，比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萨谬尔逊《经济学》、萨特《存在与虚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贝克特《等待戈多》、钱钟书《管锥编》等，东来确实兴趣不大，涉猎不广。每逢同窗学友聊天讨论时，他往往插不上嘴。所以，遭遇非议，实属正常。

上述非议，当年我跟东来谈过，他未做正面回应，似乎并不在意。读书与治学与个人兴趣有关，看过几本深奥的名著，似懂非懂，云里雾中，未必真正代表理论兴趣或思想深度。哲学家可以凭借抽象推理，上下古今，深入探索；文学家可以凭借荒谬想象，横空出世，震聋发聩。东来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史家之推理，史家之探索，必须有所根据，没有史料，寸步难行。史学大师傅斯年有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

在史学领域，东来的研究相当扎实，挖掘中美两国史料文献和外交档案，两相比较，恢复历史真相。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1943年“中美新约”的谈判记录，馆员却稀里糊涂地拿来了一大摞1946年“中美商约”的档案。他拿起来一看，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金银宝藏，双手发抖，原来这是中美整个十几次谈判过程的全套记录，因当年谈判的工作语言是英文，记录全是英文档案，有关人员没注意到重要性，让它一直安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东来惊喜不已，即使在档案收录相当完整的英文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这个谈判，只有存目，没有内容。这样，依靠扎实的原始文献，东来撰写了大作《试论1946年中美商约》，通过研究具体的谈判过程和双方的讨价还价，突破了以前把中美商约视为国民党政府“卖国条约”的政治性论断。

因脚踏实地、功夫扎实，东来尽管一度被视为“缺乏理论兴趣，思想深度不够”，但后来终于异军突起，在缺乏师承和科班训练的情况下，凭借个人兴趣，依靠史学根基，治学打通内外，跨越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在美国宪政史、美国最高法院史以及司法审查制度、“反多数难题”、法官何以比民选官员更有权威、斯通大法官“脚注四”等理论性、思辩性较强的领域或课题中，大显身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注释繁复，论旨精当，卓有建树，影响很大，令人刮目相看。

（8）关注莫干山会议

东来视野开阔，博学多才，广交天下豪杰，学贯外交内政，这一特色在在硕士生时代就已初露端倪。

1984年9月我来北京读研后发现，东来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居然是9月3日到10日在莫干山（浙江省德清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我记得，当年东来最推崇的青年经济学者是“改革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最钦佩的研究生院学兄是财贸经济所的华生。他拉我参加过华生主持的莫干山会议吹风会、物价双轨制改革研讨会。他钦佩华生勤奋刻苦，知识渊博，目光敏捷，思路独特，志向远大，而且乒乓球水平出类拔萃。

莫干山会议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一群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汇聚于莫干山，挑灯夜辩之间，舌剑唇枪之际，关于物价双轨制、沿海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方案应运而生，雏形初备，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不过，当年在同学之中，对莫干山会议的非议也很多，认为是“学术实用化，学问对策化，学者幕僚化”，有失“自由之精神，独立之立场”，而且并未真正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全面探索，完全忽视了政治改革问题，是中青年政治、法律学者的一次“集体失语”。当年与我同寝室的日本所日本经济专业学兄刘大洪（刘宾 雁之子）一再强调：“这帮奏折经济学家真是太天真了，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物价双轨制、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最终必然会造成难以预料、极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多年以后，东来与我一再谈起刘大洪的真知灼见，称赞其观察问题的眼力和角度。但是，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路径依赖”，80年代中期有条件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吗？很难说。

东来是个正人君子，数十年来，谈话聊天，从来都是围绕读书治学，极少涉及家长里短。不过，偶尔也会有点儿八卦佐料。2007年某日，在一次电话中，东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华生这哥们儿本事高强，不减当年，把中国作协的美女主席铁凝娶回家当了媳妇。

（9）调研报告彻底“砸锅”

在外交政策领域，80年代初期，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社科院副院长宦乡远见卓识，上书中央高层，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已经趋向缓和，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新的世界大战难以避免”等提法已不妥当，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反苏划线的对外政策极需调整。他们还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立论缺乏根据，不成其为“理论”。此后，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已经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从未正式向下传达过，故学术界仍然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宦乡后来出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临时办公地点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招待所。世界历史所学兄吴恩远毕业后在中心任职，成为宦乡的助手和智囊。1985年春，他冷不丁把东来和我召去，说是要不拘一格，启用新人，让我们参加“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国际战略形势”调研报告的写作，东来负责中美关系，我负责中苏关系。我们两个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满口答应了。

为了让我们开阔眼界，启发灵感，恩远兄还拿来了一摞我驻苏驻美使馆外交官、武官发回国内电报的复本，把最新情报和外事动态做了一番介绍和通报。

说出来不怕笑话，我们辜负了恩远兄的信赖，调研报告彻底写“砸锅”了。我们的“战略预测”谨小慎微，寥有创意，预料在“可以预料的将来”，1945年雅尔塔会议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将基本维持。可是，做梦都没想到，80年代末期风云变幻，地覆天翻，戈尔巴乔夫访华轰动全球，“六 四”事件震惊中外，中美关系急剧逆转，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阵营烟消灰散，苏联帝国土崩瓦解。转瞬之间，雅尔塔格局竟然沦为历史的残垣断壁。这些天崩地裂般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调研报告之中，竟然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丢人可真是丢到家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世事人心，错综复杂，波诡云谲，难以预料。仰望星空，纵观历史，人类对自身局限、人性弱点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及其复杂程度与相互关系的认识，其实相当有限。

（10）南开法语“最出色”和“最差劲”的成了俩口子

1985年秋，东来赴津读博，我去送行。谈起读书，他推荐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我说，此书大学时代看过，印象平平，此公专门跟钱复先生唱对台戏。接着，东来又推荐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我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当时从未听说过此书。

东来说，此书绝对是经典，极负盛名，在史学界小圈子引起很大轰动，属于必读书，但已经脱销，你恐怕很难买到。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已经收拾好的行箧，翻检出一本如今很罕见、很珍贵的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万历十五年》，随手送给了我，然后挥手告别。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

东来1988年在南开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美国史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1995年，他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水平有多高？我是个外行，说话不算数。美国史专家杨玉圣教授认为，该书“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自成一家之言，迄今仍是代表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的一部优秀之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求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的美国史专题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东来拿到博士后，决定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执教。不久，他来京开会，顺便探望我。他那时新婚燕尔，满面幸福，夫人吴耘是南开旅游管理系的美女研究生，本科念英文专业，英语、法语俱佳，两人相识于南开的法语课堂。想当年，东来面对美女，闹暗恋，单相思，上课难以集中精力，法语学得一塌糊涂，成绩一度一落千丈。他想表达爱意却羞于开口，最后好像是请出同窗好友“做媒”，俩人终成眷属。

东来得了媳妇还卖乖，愣装傻，他告诉我：“真奇怪了，南开法语班最出色和最差劲的学生居然成了俩口子”。

（11）初次合作没有成果

2000年前，东来的治学兴趣主要在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但对冷战史、中苏关系和中共党史也非常感兴趣。他最钦佩的当代史学家是沈志华、杨奎松、高华等人，还有旅美学者陈兼教授等人。

1990年春，东来给我寄来英文版《中国季刊》刊登的旅美学者郝雨凡、翟志海《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历史再考察》一文。我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不约而同，突然对中国参加韩战的决策过程产生了兴趣，打算携手合作，从各种中、英、俄文资料文献中，试图弄清楚周恩来1950年10月赴苏联与斯大林讨论苏联空军出动和中国参战的关系，弄清楚周恩来此行究竟是否带着参战的决定等高层决策内幕。

因东来建议，我两次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俄语翻译、原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原苏东所顾问师哲，他恰好跟郑洞国将军住在同一栋楼。经师哲引荐，我还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机要秘书、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将军。可是，由于缺少完整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我们除了弄清楚周恩来的行程外，其他问题全是一锅粥。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研究，除了留下一堆认真讨论的信件外，并没有任何学术成果发表。

这一困扰东西方冷战史学者的“世界性难题”，直到1996年俄罗斯方面公开秘密档案，直到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学兄沈志华一系列基于解密档案的非凡大作问世，才最终水落石出。

（12）“南京市古楼区的奥巴马”

在日常生活中，东来是宪政法治与民主理念的实践者。自2007年夏季，他一改以前对行政管理缺乏兴趣的态度，积极投身南京市鼓楼区曲水文华苑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小区自治实践，拥有了生平第一个“民选”的“行政职务”——业主委员会主任。他发挥善于交流沟通的特长，以出色的协调能力，费心劳神，热心公益，卓有成效地维护了小区业主的经济权益。

有一次，东来颇为自豪地告诉我：“兄弟我现在是社区领袖（community leader），相当于南京市古楼区的奥巴马。”我回答说：“呸，你小子就瞎吹吧，人家奥巴马从政前在芝加哥黑人贫民区当社区领袖，如今你任东来是在南京城里的富人住宅小区当社区领袖，这两者之间，八竿子都打不着，任大摆忽的本事，真是不减当年呀。”这番玩笑话，说得有点儿过于刻薄挖苦。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圆滑之人，正是我自己。 

“南京市古楼区的奥巴马”，虽系自我调侃之语，但在某些意义上却正是东来脚踏实地、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宪政理念”。托克维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定一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公序良俗、社会民情。美国民主得以长久而稳固，原因之一在于立宪建国之前各乡镇处于自治状态，基层和地方分权先于政府集权，人人平等，各尽其责，自我管理，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社区管理，注重公共品德，维护个人利益。为了公共福祉，民众以契约形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政府，并予以严格监督和精妙制衡，而非权威无边的官府老爷恩赐和施舍民众权利。

（感谢吴耘教授推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3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