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系晚清重臣曾国藩之曾孙女，湖南湘乡人，生于一八九三年。曾文正公与欧阳太夫人生有三子，长子曾纪第，早殇；次子曾纪泽，谥惠敏，曾做过出使英、法、德、俄四国的钦差大臣，并签订过《伊犁条约》；三子曾纪鸿，便是曾宝荪的祖父，也是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三岁。曾纪鸿与郭太夫人生下四子一女，曾宝荪的父亲曾广钧系其长子。曾文正公很喜爱这个长孙。据曾宝荪回忆，她的祖父去世时，父亲“他才十五岁，便能处理各事如成人，且能与老辈吟诗唱和，可见他的文学造诣。至于武功，甲午之战时，曾带五千人，号刚武军，出国援韩，时年二十九岁”。她父亲先后共有五房妻室，她母亲系第三房陈夫人。曾宝荪的家世居湘乡荷叶塘，住宅名富厚堂。现富厚堂作为曾文正公的故居已对外开放，我于二零零八年六月的某一天曾去瞻仰过，那大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大家气象。特别是那书楼，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曾宝荪对此也有颇为详尽的描写：“南北两边，都有三层楼的藏书室，乃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因为怕白蚁，所以柱子都是麻石做的。南楼分公记、朴记两楼。公记收藏文正的书，省县志书最多，大部头的经史子集也不少；朴记则是惠敏公的书楼，经史子集及有关西洋文化的书较多，中西文的都有，西文的是惠敏公由外国带回的。北楼名芳记书楼，其中是我祖父母所藏的书；二楼的杂书中，星相医卜都有，小说也不少；三楼是经史子集等大部头的书。我们小时候，最爱上芳记二楼。管书的贺老头最严，重门深锁，怕我们进去。我曾经由后院子内的大茶花树爬上楼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户挤入楼中。因为窗户是格子式的，没有玻璃，以流通空气，中间有一方格，正可挤入。”

　　民国七年，曾宝荪与五叔之子曾约农一道在长沙创办了艺芳女子中学。校址先是在西园龙翰林家，那是一座旧式的老房子，有两进七开间，还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民国八年五月，校址又迁入到了浩园，即曾文正公祠内，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市实验中学的所在地。曾宝荪姐弟为艺芳女校所作的贡献，在湖南的教育界有口皆碑。他们姐弟俩都终身未婚，有人说是为了献身教育事业的缘故，我以为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因为这二者并非水火。

　　还是言归正传，让我们来听听曾宝荪说说她记忆中家乡过年的故事吧：“年三十夜，就处处花灯红烛，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圆茶。炉内焚起好香，神堂前摆上酒菜祭祖。后来大家吃团年饭，长辈分给小孩们压岁钱，贴春联，家中老管家们把大门关上，贴上‘衡门衍庆’四个字的红纸条子。过一会儿，在外面的家人，便也贴上‘开门大吉’四个字的红纸条子，然后大放炮仗，随即门户大开，炮仗灯笼一拥而入，大家大唤恭喜、升官发财等吉利话。在老家富厚堂时，还用松油枝扎成高柱——即是古时庭燎——一齐燃起。这夜大人们多半打通宵牌，我们小孩辈也闹着要守岁。其实这都是因为除夕太热闹，防火防盗的原故。次日大清早，又祭祖拜年，各户送莲子茶‘攒盒’，送到祖母房间里，那日来拜年的，都要吃莲子茶攒盒，坐久一点的还要吃细面和鸡蛋。小孩子们看见攒盒就来吃，以为过年真是好玩极了。大人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侍奉祖母，从年内就忙起，忙着送亲友的年礼。过年后又要招待来拜年的客人，赠送来客的小孩，每人少则五角，多则一元，一律是银元红纸封套。我们家中，虽有很多的太太们和男女工人，但非我母亲经手，祖母是不放心的。赌博玩耍，一过正月十五，便都要停止。小孩子在年初，虽然可以玩半个月的灯，但正月十八我们家中的规矩，家塾就要开学。开学一日请先生吃酒席，由男主人及男学生陪，我是女学生，不陪先生吃饭。第二日清晨，大家拜毕孔夫子，就正式读书，家中大人们也高兴说‘野马上笼头了’！”

　　曾宝荪回忆，他们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大年初四，请佃农们欢宴。“前清时几十桌，每家佃农可来代表两位，在湘乡或附近的佃农都请。民国后只有十二三桌了。每桌六人，坐三面，桌子前面的开口面，留着上菜。每位前面放荷叶或油纸一张，以便客人如要带菜回家，可以包裹。另外每位面前放粑粑四对——这是用粳米糯米粉和水调匀，用粑粑模子印出来的。每个粑粑如饭碗大，厚约半寸，上面用洋红点些花纹。这种粑粑在十二月廿四日就要办好。开酒席上第一碗菜时，就大放炮仗，由少年的主人，出去到每席上敬酒。在桌子开口前面，作一个揖，表示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劳，为我们服务。”曾宝荪还绘声绘色地描绘她所佩服的那两个打条盘上菜的人，说他们“一双手托住条盘，那条盘过肩齐耳，盘内有十几碗菜，或十几碗汤。他身体略弯，两脚平稳地跑步，不但菜不倾斜，连汤也不溅溢”。她说有如此特技的人，在他们家乡，恐怕也只有两三个。

　　曾文正公有家训，不尚奢侈。但他们家沿袭下来的在过年时宴请佃农，感觉上是颇为大方的。我似乎也闻到了那从遥远的富厚堂传来的粑粑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