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是梁启超的革命思想最后一轮激涨。按他自述：“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复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那么，什么是革命，在《释革》一文中，任公这样宣示：“……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焉乎可哉，焉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

　　当时，革命即意味破坏，面对颓败之局，梁氏认为破坏断不可免，“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当然最好是“无血之破坏”，如不可，则势必“有血之破坏”。所有这一切，目标都是满清。该年他在给师长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表示：“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剖析这一时期的梁任公，其复杂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像不倒翁，一会儿立宪，一会儿革命;而是立宪与革命同时交织于胸，成为一种艰难的选择。固然，以后任公这样检讨自己：“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启超亦不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战’，世多以此为诟病。”

　　当时康有为在给任公的信中以四字相责，说他“流质易变”。直到今天，人们提起梁启超，印象还是他的变来变去，好像没有操守。但，如果细读任公，可以发现，与其说他在立宪与革命上忽彼忽此，不如说这两个问题在他那里更多是亦彼亦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两者缠杂，不胜纠结。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1902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该小说刊登在是年创刊的《新小说》上，杂志宗旨即如其言“专欲鼓吹革命”;但，小说的内容又恰恰不是革命排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对话体小说，实际上呈现的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该对话由两个主人公展开。黄克强与李去病从海外学成归国，途经被白俄控制的东北，晚上回到旅店，纵论国是。就革命与非革命即如何建造新中国的问题，黄李互不相让，辩驳直达四十四回合，直到东方之既白。黄主张改良立宪虚君，李主张武力逐满以建共和。这分歧的两人其实都是梁任公，是一体两面的任公借笔下两个人物自我申张，亦自我博弈。

　　小说框架亦即任公的思想框架：即使此时任公革命情绪激涨，依然未脱立宪之轨。应该这样说，是现实的刺激，驱使任公倾向革命，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为鬼雄;但一旦诉诸理性，任公又回到立宪，认为“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换言之，小说中的立宪党人“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

　　君主，还是民主，是清末革党和宪党争论的焦点之一。以革命推翻君主以建民主，是革党的目标，但小说中的黄克强在第十回合中这样和李去病论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只要能够推进立宪，成立议会，并用宪法限制君权，那么，这个被虚化了的君权在谁手里，其实都可以。这是梁启超“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思想的最早表露。

　　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权在君主手里，谓之君主国，在民主手里，即谓民主国，这是国体的两种形态，梁氏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即政权如何组织。

　　如果立宪法、开国会，这个政权即使名义为君主，也是宪政国家，反之，则为专制。任公置政体于国体之前，还是为了回避革命。因为清廷可以接受立宪，但不会接受民主。民主是革君主的命，直接从它手里抢权。

　　另外，梁氏以立宪反专制，表明他对革命反专制的不信任。革命就是暴动，它既有巨大的破坏性，又难能保证革命后没有新的专制。当时排满标举的是法国大革命，该小说第六个回合中，黄克强指出：“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即罗伯斯庇尔)丹顿(丹东)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当18世纪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

　　这是任公对革命反专制的怀疑，这一看法在以后他与革党的论战中不但更有阐发，而且进一步发变为这样一种思想，即革命必然导致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