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
　　
　　　　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致弱的总根源。他针对旧史学曾强调指出，“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传统“君史“，不能使人们对一国的”强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帮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机，“君史之敝极于今日“。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该长文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节，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激烈抨击了封建史学的通弊，阐明了大胆革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在此重要史学论着中，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统在国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题，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1897年，梁启超就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着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他在《新史学》一文开卷明义：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可见他要以史学借鉴功能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