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晚清时“侠”的概念已非墨侠—它已被儒家道德规范下的“侠”所取代，墨侠到汉代就渐渐消失了，但就侠这一点而言，谭嗣同与当时各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如他在《仁学·自序》中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在清朝后期，兴起了一股墨学复兴思潮，而人们纷纷把墨子理解为“侠”，谭嗣同也认为：“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

和历史上的墨侠有所不同的是，谭嗣同更主张像东汉党锢清流和南宋永嘉学派那样，以知识分子的正义人格去完成社会改良的重任。但事实上，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腐朽势力，谭嗣同的理想在次年就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无情地摧毁了。这时，谭嗣同的任侠人格，再一次放射绚烂光华，使他勇于牺牲自己，以生命实践了墨侠的殉道精神。

谭嗣同的任侠精神，在少年时就有所表现。谭嗣同11岁时随父亲到京师，住在浏阳会馆，向胡七学双刀。但胡七认为双刀不如单刀好，就向谭嗣同推荐了著名的“义侠”大刀王五，学习单刀和剑术。谭嗣同深受王五的侠义人格影响，在13岁那年除夕，他写过一副对联说：“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18岁时，谭嗣同来到甘肃父亲的任所，作《望海潮》词自题小像：“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他父亲谭继洵历任甘肃巩秦阶道员［即巩昌府(府治今甘肃陇西)、秦州(州治今甘肃天水)、阶州(州治今甘肃武都)一府二州的长官］、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谭嗣同少年盛气，和父亲麾下兵丁一起，远涉深山大漠，足迹至于边塞，颇过了一段清狂豪纵的游侠生活，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谭嗣同在京师，大刀王五曾和他说到可以多多结交燕赵游侠。其后，在《吴铁樵传》中，谭嗣同更进一步述说了对“所谓燕赵之士，任侠重然诺者，益相物色而罗致之”。

不仅改良派要结纳游侠，游侠也希望借改良派而实现抱负。据胡七回忆，当谭嗣同在浏阳会馆时，胡七等人组织了秘密团体“十八兄弟”，他们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不平，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带头大哥。于是，十八兄弟就让胡七和王五出面教谭嗣同武功，希望谭嗣同在学成武功后出来当带头大哥，而其余16人暗中追随。

9月20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谭嗣同和王五密谋救出光绪，希望在23日晚上能够扭转乾坤，再建新政。由守卫瀛台的六名太监为内应，王五带十几位武林高手扑宫。这些武林高手，平时飞檐走壁，十分厉害，但面对皇宫禁苑，却一开始就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进入大前门、正阳门、宣武门时伤亡惨重，到半夜只剩下三五人，而最后只有王五一人进入内苑。王五等到戌时再次开始行动，不消半个时辰就翻过了南苑宫墙，到了南海边上。但在这个时候，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中南海地图弄丢了，只记得瀛台在南海中央，于是开始寻找一个四面环水的楼台。而就在此时，几名内应太监等得心焦，也沉不住气了，半夜起来，悄悄叫醒皇帝，放下吊桥，企图逃出瀛台，结果全部被值宿禁卫拿获。正在寻找瀛台的王五，听到人声喧哗，灯火齐明，知道大事已去，无奈之中抱恨逃出宫来。

变法失败，谭嗣同不仅拒绝了梁启超和日本公使劝他前往日本的建议，也拒绝了王五等江湖游侠保护他去南方以图重整天下的厚意，决意以一死来唤醒天下。后来，大刀王五和胡七等人又准备在临刑之日劫法场，也未能成功。康有为后来作《六哀诗》中感叹：“奇计仗义侠，惜哉皆不成！”

仅就谭嗣同而言，他倡导侠义人格，构成了变法以及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虽然变法失败了，也证明民间游侠和自清初以来遍地皆是的“反清复明”帮会社团一样，无法撼动封建朝廷的统治基础。但也证明，侠义精神对于国民性的改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在谭嗣同之后，侠义精神继续向着主流靠近，而在革命党和改良派那里，则又有了具体行为实践和文化人格培养的区别。(本文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