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工作照（1939年）

（四）柏崖惨案

　　1943年9月至12月，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持续3个月的“毁灭性扫荡”。《晋察冀画报》社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之一。12月8日，军区除奸部与先期到达的画报社在河北阜平柏崖村汇集，被敌跟踪尾随。拂晓时分，日寇突袭了村庄。当时与除奸部一起行动的三支队仅有一个警卫连的作战部队，直接护卫画报社的仅有一个工兵班。

　　枪声响起，除奸部（兼公安局职能）长余光文即率部突围。余光文的爱人，机要科长张立带着不满三个月的小儿子行动不便，被鬼子抓住，押到村口麦场，麦场上已经有一些老百姓，张立虽然穿便服，但带着手枪，身份暴露。日军逼她交出部队的行踪，张立不从，日寇夺出她怀中的婴儿，和另一村民不到一岁的男孩一起投入画报社的做早饭的大铁锅中活活煮死！张立本人被日寇用刺刀杀死。日军还将三名患病不能行动的八路军战士扔进火中烧死。（左图为张立与小儿子，沙飞摄，自王雁博客）

　　时任画报社主任的沙飞率报社人员随部队冲出村外，在突围行动中虽然保住了画报社近万张照片底片，但人员损失惨重，包括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牺牲。专职负责掩护画报社的工兵班除班长受重伤外，其余全部战死。沙飞在突围过程中，双脚被冻坏，险被截肢。

　　那一天，小小的柏崖村有一百多人被杀害，史称柏崖惨案。

　　沙飞被战友运回村子后，亲眼目睹了大铁锅中被煮死的小孩。他后来非常感慨地说：关于孩子，在抗日战场上有两件类似而又截然相反的事情，一件是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照顾并送还了被我军救出的日本小孩子；另一件就是在柏崖惨案中，日本兵把两个中国小孩扔进开水锅里煮死。这就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鲜明对照。（右图柏崖事件受难者纪念碑，自王雁博客）

　　在此，还要特别提及一年前牺牲的冀中军区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在前年井陉煤矿战斗中八路军救出那两个日本小女孩时，袁心纯还是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是他特别嘱咐下属给小女孩找来了奶粉与罐头，还亲自用西瓜沾白糠喂小孩。当分区派人将小孩送往军区聂司令员处时，细心的袁心纯还用枝条编了个苍蝇拍放在美穗子坐的箩筐里用于赶苍蝇。在1942年日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袁心纯随分区十八团连日坚持内线作战，被敌跟踪追击至定县马阜才村，部队损失过半，袁心纯负重伤被俘。身负重伤的袁心纯被日军绑到敌据点后，大骂敌人五天五夜，绝食而死。死后，日军用马刀砍下了袁心纯的头示众，是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偷出他的头颅与尸体合葬。

　　沙飞在那几年的战争摄影中，日寇的各种罪恶——特别是柏崖惨案中的罪恶给他留下深该印象，为他后来枪击华北军区和平医院的日本籍医生埋下伏笔。

（五）枪声

　　1949年12月15日，隶属于解放军华北军区的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干部病房响起三声枪声，时任医院内科主任（团职）的日本籍大夫津泽胜的头部、臂部中弹，倒在血泊中。开枪的是津泽胜的病人，即将出院的沙飞。

　　沙飞是上一年5月份因肺结核病住进医院的，住院已经一年多。住院时的职务是解放军华北军区《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正师职。枪击发生时，沙飞的病情已基本痊愈，将于一二天内出院。

　　这些年来，沙飞渐渐出现一些行为上的怪异，比如，有时一人在屋子里独自对着墙壁大叫大嚷；有时候他高高举起一只手，自言自语地像是在讲演，有时他两手一起一落，像个乐队指挥；性格十分固执，认定的事谁说也不改变主意，“有理也坚持，没理更坚持”；并且疑神疑鬼，写信给毛主席、聂荣臻，说日籍主治医生要谋害他。对这些怪异的行为，周围的人并没有多想，只当做笑话，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出院前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说“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直到枪击事件发生，人们才懂得那句话的含义。

　　由于历史原因，那时首长住院身边可跟随通讯警卫人员，配带枪枝。沙飞是正师职高干，身边跟了两名警卫。在事发前一天，沙飞藉口帮助警卫员擦枪，对着水井开了一枪。出事当天，沙飞又要为警卫员“擦枪”，警卫员将子弹退出后将空枪递上，沙飞见状发脾气，通讯员遂将7发子弹也给了沙飞，并叮嘱“千万别再开枪了”。

　　沙飞让通讯员叫主治医生津泽胜过来，津泽胜与助手张富云（刚刚从重庆西南医科大学毕业，后任该副院长）一起到沙飞的病房，做了出院前最后的医嘱。医生走了以后，沙飞又让警卫员出去将医生叫回。医生再次走进病房。沙飞即掏出手枪连发两枪，击中医生臂部与头部，医生倒地，沙飞坐在床上吃吃冷笑，旁边的警卫员欲进行阻拦，被沙飞用枪喝令制止，随后又上前朝医生头部补射一枪。

　　和平医院院长张之及与政委曹中南（1961年少将）闻讯后即率医院保卫人员赶到现场将沙飞扣押，随行沙飞的两名警卫也一并扣留接受调查，后送至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

　　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沙飞表现的很冷静，从前一天的试枪，到出事当天的擦枪、要子弹，前后两次派人叫医生，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开枪后对前来的人坦言“打死一个日本鬼子”“人是我杀的”，坦承杀津泽胜是有准备的，咬定日籍主治医生一直对他进行谋害。在此之前沙飞就曾说过“打死他，反正（我）也死不了”。

　　在北京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闻讯后，亲自联系委托自己四川津江中学的同学，时任北京医院院长的中国脑外科权威周泽昭乘车赶赴石家庄抢救伤员，可惜津泽胜伤势太重，二天后死亡，终年42岁。

（六）沙飞枪击的是自己人

　　沙飞一直痛恨医院里的日籍医生，经常恶语相对，不给好脸，疑神疑鬼日籍医务人员在谋害自己。沙飞加入八路军，做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见到了太多太多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恶行，这些成为他（也是所有中国人）心中抹不掉的阴霾，“报仇”的理念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

　　日本岛国自明治维新开始“崛起”之时就奉行对外扩张侵略的国策，使得这个岛国从侵略扩张中得到了数不清的好处，二战中达到狂癫的顶峰，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他们全民犯下的罪恶当然要全民承担。做为二战的终结者——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二颗原子弹，直接造成23万人员伤亡，就是这个民族为自己的战争狂热所付出的代价。战争不相信眼泪，它实行的是丛林法则。

　　但是这个法则却不适合于沙飞枪口对准的津则胜。津泽胜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是同盟的知名人士，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津泽胜经反战同盟介绍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在医院担任内科主任，享受解放军团职待遇，并且在医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沙飞枪口对准的并不是他所称之为的“日本法西斯”，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本老百姓，而是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是自己的战友。这种行为的性质及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为军法所不容。

　　抗战胜利后，东北野战军为解决技术人匮乏的问题，从地方招收日籍技术人员充实部队，征招的日籍医生护士达8000余人，充实到野战医院，成为野战医院技术骨干。华北军区也参照这种作法。津则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人民解放军，进入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和平医院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日籍医务人员有近200人，大部分科室主任都由日籍医务人员担任。这些医务人员也逐渐溶入人民解放军集体，他们中发生过的一件小事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和平医院进城后，口腔科主任井上一满给六十三军副军长看好了牙病。病人送给他两瓶葡萄酒以表谢意。但是井上一满谢绝了解放军首长的好意，他说：“我不收礼，我是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不收礼。我是白求恩医院的大夫，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是我的职责，喝了病人的酒，会给白求恩医院的脸上抹黑。”（右上图为早期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字体是不是象舒同体？）

　　原医院政委曹中南将军回忆，津本人医术及工作态度都很好，在医务人员与病员中威信很高。津泽的妻子喜代子也同期加入了解放军，在和平医院任儿科主任，三个小孩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