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江西永丰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十二军第一O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 “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第六八五团政委。1938年10月奉命由山西挺进山东。同年底到达湖西地区，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支队政委。1940年5月奉命率部南援华中，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1946年任辽西军区副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委。 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政委，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 年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任空军政委。1965年任空军司令员。1967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1969年，参加党的九大，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法宪的简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吴法宪的资历是依靠着政工台阶一步一步上来的，即青年干部到团书记，与那些长期战斗在第一线经过血与火经常洗礼的高级将领不同。应该说吴法宪的革命“仕途”是比较顺利的。抗战中他担任了苏鲁豫支队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是这个抗日支队的最高负责人。

著名的湖西肃托“发生以后，苏鲁豫支队惨遭打击，粱兴初等人先后被捕遭到酷刑的审讯，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提出异议，险遭王须仁、王凤鸣的逮捕，事后彭明治告知罗荣桓，请罗出面。后来是罗荣桓亲自出马解决了这件事。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罗荣桓传》中有这么一幕有关吴法宪在”湖西肃托“中的表现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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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他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罗荣桓经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吴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了支队政治委员。

吴法宪既然是苏鲁豫支队的最高负责人，那么，在支队出了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却不见踪影，既没有像彭明治那样加以抵制，也没有见他吴法宪有过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而是拖着不来，即便是罗荣桓出现以后，他还在那里磨磨蹭蹭，而吴法宪的理由是”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好一个”我来也处理不了“，当时，粱兴初还只是苏鲁豫支队下面的四大队的负责人，他就敢于同王凤鸣叫板，可位置远在王凤鸣之上的吴法宪身兼支队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却一句”我来也处理不了“就一推六二五，躲了起来。

《罗荣桓传》里面还是给吴法宪留了一些面子，说”罗荣桓经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吴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其实是罗荣桓当即撤了吴法宪的政委职务，这点在粱兴初的老伴任桂兰写的回忆粱兴初的《统领万岁军》一书的第44、45页中交待的清清楚楚。而李文所著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中的第八章中也做了类似的交待：”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鲁迅看到柔石等人惨遭杀害以后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内中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是文人，无权无勇，只能用控诉来倾泻自己的不满和沉痛，而手握大权的吴法宪在战友们不断遭到诬陷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救护的举动，甚至连报告一下罗荣桓这种手到擒来的事情都没有做，事后连一句像样的自我批评也没有，仅仅说了一句”我来了也处理不了“就准备敷衍了事。可笑的是这么一个软骨头的吴法宪在他的晚年所著的回忆录中竟然喋喋不休的把自己一直以来的软骨病忽而推卸给时代，忽而推卸给毛泽东，再忽而推卸给周恩来等人，真是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羞耻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