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的诗风是他的秉赋、心态和学养在创作方面的延展。他赋性疏狂似魏晋间人，且萦系国事，其诗有时清远萧闲，有时险涩恢诡，有时寒苦味长，有时劲健苍茫;其学博极群书，其情率真执着，这造成其诗风格多样，取径宽广的特点。

     袁昶在诗学观上认为“唐人以诗为学，宋人以学为诗，根抵华实不同，音节和严亦异。唐诗近风，风多短言，里巷谣谚男女赠答之所为也。宋诗近雅，雅多长言，士大夫伤时述事，短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非老于国故世变者不能。” 对唐宋两大诗型，袁昶区分其特点，但他并非要使两者对立，他诗作中推许黄庭坚、陆游以及梅曾亮等宋诗风，也赞扬樊增祥等宗唐诗人，他还“颇宗尚阮籍、孙绰、帛道猷、高允、颜黄门” ，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总的来说，他的诗学观点和沈曾植“三关说”大致相符，在诗学实践上他也朝着这一目标探求。

     袁昶诗歌风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其一，一方面袁昶受道家思想影响，为诗试图以“寓言”、“卮言”的方式抒写其浓愁深忧，以怡情散怀、的形式来讽托寓寄。老庄美学重视审美创造主体性情之真，袁昶作诗秉此笔随意使，喷礴而出。另一方面袁昶为腹笥博宏之士，在琢章炼句的过程中，诗人的学术修养往往在不经意中会自然流露出来。这使得袁昶诗歌中同时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有的诗情意真挚，天骨开张，气势纵横。一则是晦涩奇险，百怪聱牙。

     前者比较典型的作品如《哀山人》云：“公生公死骑尾箕，剑也短衣日边哭。公去金精动桂林，为虺毋摧何毒淫。武昌鱼烂石头踞，九婴窫窳戈铤森。剑也共伏大海阴，何不与彼木石同喑瘖。犹为周舍日谔谔，泪尽继血沾衣襟。康砖蝉翼俗方宝，何为矐目爱汝双南金。剑也瘴疠攻人心。连连蚩尤斩中冀。月氏好头颅，何时作饮器。剑也张目未快意，一蛇四蛇异位置。海风吹堕幽州云，光气夜烛云间文。只鸡斗酒欲酹汝，剑也地下何当闻。” 全诗从多个侧面勾勒了为封建法统所不容的“怪虫”式人物蒋敦复的精神，虽然挟杂着一些典故，但通体上气势排比畅放，如汪洋大海。又《阶下海棠盛开偶成一首遣兴》一诗，直抒胸中对列强侵略的愤慨，比起龚自珍《西郊落花诗》、陈宝琛《感春四首》、文廷式《落花》等同一题材名篇来，袁作显得用意径直，毫无隐约深晦之词。

     后者最为突出的如名篇《地震诗》，诗歌排奡拗折，想象怪异恢险。钱仲联先生指出此诗用意是影射李鸿章、文祥、奕訢、沈桂芬等人非栋梁之材 。地震这类题材，后世创作者多沿袭韩愈、卢仝等人的诗路，靠驱遣奇诡宏肆的想象来结构成篇。袁昶要求诗歌不作“闲言语”，他由地震自然地联想到时政的衰败，又自然地将矛头指向中枢大臣。虽然他在诗中直言“欲先去中国之蠹”，但通篇还是隐约其辞，诗人宏富的学问使他采摭了大量的神话人物和典故来布局谋篇。客观地说袁昶采用的谋略虽能生成光怪陆离的陌生化效果，但过多的神怪事物与典故并不符合审美形象的鲜明性、生动性要求，读之并不能激起读者进行审美创造。

     其二袁昶集中有“行春花乐，言寓思于衰骀，举目山河，独抚膺于逝者” ，也有追求“老庄靡谢，山水未滋，勃窣廻穴，浤静萧瑟之际，致其角思理，发其性趣” 的作品。如《清晨偶书》云：“沧江号秋虫，轻阴笼淡日。秋花虽烂漫，气象亦萧瑟。蕉林匝地暗，翠扇展横逸。曾无修竹弹，任障层轩密。欲唤临池缯，揅穷草书律。汝岂任刻琱，中坚无一实。会看霜风至，真态萎黄出。吏舍乏佳兴，周旋窟一室。即鲜度世姿，惭无理人术。深斋抱微明，隙景难究诘。今固未心是，昨亦岂全失。得丧付混同，外物不可必。惟当假至言，斋心养衰疾。” 诗歌的前数句写景，江沧烟轻，秋花秋虫秋叶，让人感到萧瑟黯淡。与此清虚景致相融和的是诗人闲散心境，最后十句诗人顺势由景入理，将其对现实的忧患意识淡化，表现出冲淡和平的情调。试读袁昶所推崇的东晋诗人孙绰的《秋日》一诗，可见两者的神似之处。袁昶山水诗有清丽的写景之作，有清峭的寓恨之作，也有清远的释怀之作。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诗人主体精神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关注现实，袁氏个人虽然刻意于山水诗，社会的巨大阴影无声无息的投射在诗人的情感中，使他不能真正地怡山乐山，这样要想单纯靠刻摹山水而生新意已是难题。

     其三，考察袁昶诗歌风格，论者基本上是从诗风转化的轨迹和师承家数两方面来探求的。近人周寿昌说袁氏“壬申以前之作，遣词闳丽，而犹濕入。丁丑、戊寅后诗，则脱去模拟之迹，动与古会，渐入简淡。” 现代也有论者认为袁诗早期清远，中年以后趋于生新僻涩，两者差距较大。 事实上袁诗早岁诗作存留甚少，只是《渐西村人初集》中存留数卷。早期诗作摹拟之迹确实十分明显，如颇为诗论家所重的《晓发》、《春行湖堤上》、《地震诗》，风格酷似于中晚唐韦柳、韩孟诗，但不见得闳丽，也不偏于清远一格。《渐西村人初集》卷一开卷五言《咏蚶》即十分僻涩，同卷四言《火轮船行》也如此。袁昶僻涩尖新诗风早期就已见端倪。而其后期所作《于湖小集》六卷，徐世昌《晚清簃诗汇》认为“在东坡、临川之间”，不以生涩的山谷诗歌相类比。《于湖小集》中如《清晨偶书》、《和友人夜至湖堤小桥上望月》、《江上》等清峭之作，不见得僻涩。概言之，袁诗体貌前后期并无很明显的差别，只是随着诗歌实践的不断深入，袁诗日趋洗炼精清。

     前叙已经言及袁昶诗学博综广取，论家一致以为袁诗“根柢鲍谢，而用事遣词力求僻涩，则纯乎祧唐抱宋者” ，这正是对浙派“三关说”的实践。袁昶诗能够树骨魏晋，有其超远萧闲之旨趣又不乏风云慷慨之蕴意;在面目上刻意尖新，不如东晋诗那样执着于字句雕饰刻镂，音律流转铿锵，而是极力发挥中唐、北宋诗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特点，追求奥衍峭涩。但物极必反，过分的陌生化带来的往往是审美障碍。袁昶喜读道释典籍，诗中也爱用道佛典故，他并不喜诗中说理，运用典故大体也只为造成新奇斑驳的效果，并不能达到沈曾植“意、色、笔”相统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