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1382)，马皇后逝世，明太祖朱元璋命选有道高僧供奉诸王，为诸王诵经荐福。当时任僧录司左善世的宗泐对老朋友道衍的才学极为钦佩，于是，推荐衍侍奉燕王，明太祖第四子朱棣，他于洪武三年(1370)被封为燕王，居燕京(今北京)。道衍至北京，住庆寿寺，燕王朱棣召见道衍，与之交谈，极为相契，相见恨晚。道衍出入于燕王府中，甚为秘密，为燕王心腹谋士，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道衍遂密劝燕王起兵，并为决策“战守机事”。燕王曰：“民心向彼(指惠帝)，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王遂决策起兵，时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燕王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燕王起兵，即以诛刘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作为燕王的主要辅助和谋士，不但以他的谋略佐僵燕王当机立断，决意起兵;而且还出奇谋略劝朱棣要以破釜沉舟，出师决战，远袭京师(指南京)。道衍向燕王说：“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燕王听从之，挥师南方，攻下南京，燕王称帝，为明成祖，年号“永乐”。燕王定策起兵，战守朵事皆决于道衍，但是道衍未烷临战阵，而成祖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实践了他“野田有路到金坛” 预言。

     明成祖即位后，定都北京。道衍在朝廷中的地位显赫，极受宠信，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他既是临济高僧，又是当时全国最高僧字，统领全国佛教。永乐二年(1404)拜资善大夫、太子大蚰。诏复姓姚，赐名广孝。成祖与道衍语，称水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命其蓄发，道衍不肯。赐与他府第及两位官人，道衍都不接受。皇帝所赐的金帛他传赠给宗族乡人。明成祖往来两都(北京、南京)，出塞北征，道衍皆留辅太子于南京。出塞北征，道衍皆留辅太子于南京。他仍然常常居住佛寺，上朝时着冠带，退朝后仍然身着袈裟。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功高巍巍，权倾当朝身披袈裟的和尚，人们称他“缁衣宰相。”

     从道衍的一生中，他积极从事政治、军事活动;亿支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一位政治家、谋略家，但他从14岁穿起袈裟当和尚的决心却坚如石，决不动摇，对当时为弘扬佛法起了积极作用。他不杀生、不娶妻立家室、不营产业、矢志为僧的精神值得人们的钦佩。

     据《二十四史精华》卷四载：“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入觐，道衍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帝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沉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主录僧循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洽事中胡莹涝等物色建文帝，久不可得，溥洽坐牢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萃。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赐(道衍》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

     道衍他不但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人不立家室，不营产业，把他毕业的精力转向文化事业，并作出了建树。他受命监修重修《太祖实寻》，他和解缙等纂修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古代的重要文献，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这本书的纂成，能者多劳国古代文化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道衍和尚在修学上主张禅净双修，著有《净土简要录》一卷、《佛法不可灭论》一卷、《道衍余录》一卷、还鞭有诗文《诸上善上咏》一卷、《逃虚子集一卷及《外集》、《类稿补异》等。

     道衍是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的人物，他是元末明初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元末的佛教寺院，可说是藏龙卧虎之地。朱元璋就是一个显著事例。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自小喜于进取的道衍萌生功名利禄之心。据载，道衍出家的动机，即因“见僧官驺从之盛”，故试图通过学佛而扬名天下，“以显父母”。但年至四十开外而事业无成，乃云游胜迹以舒胸臆。他曾游中州嵩山寺，遇相者袁珙，袁相他是“性必嗜杀”的“异僧”，属“刘秉忠之流”的人物。归途中，他登京口北固山，即景赋诗怀古，抒发政治抱负，云：“肃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姚广孝传》，查继佐《罪惟录》卷一六)至于明代初年，功臣多被打击，士子无所作为，失去政治信心，故反见僧侣积极参与政治。

     道衍的一生，是极其矛盾的一生。他既出家为僧，却又念念于功名;既助朱棣成就帝业，却又常居僧寺。他欲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佛法与现实可以统一，佛学与儒学应当会通。在他晚年所著的《道余录》中，即以这种儒释的一致说为中心，展开对程朱排佛言论的反驳。

     道衍提出，大乘佛学的立足点既是世间与出世间的相通，那么学佛也就不应消极出世，而应积极参与世事。在他看来，消极出世只是二乘、外道之说，大乘佛教从世间与出世间的一致上立论，排除了这种消极性，已经积极面对现实人生。这种理论，虽说有一定的佛学依据，但在道衍那里，则成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借口。

     在世间、出世间一致说的基础上，道衍着重论证了释氏之说与儒家之学的同一性，驳斥了程朱有关佛教“自私”、“独善”等的批评。他说，佛教的“妙真如性”与二程的“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并不矛盾;又说，佛教与儒家都谈性命道德，都是圣人之学，“并行而不悖”。佛教宗旨在“化人为善”，出家是为了众生利益，决非自私独善行为。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道余录》)道衍由此立论，证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

     理学的核心，旨在强调封建伦理规范，提倡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为此，程朱一再批评佛教“绝伦类”、放弃“忠孝仁义”。道衍则辩驳道：“夫佛之学，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为比丘，割爱辞亲，剃发染衣，从佛学道。在家者为居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此等事何尝无之?”他接着说：“佛法来中国已二千余年，山河社稷，国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养之事，何曾断绝!”(《道余录》)这就是说，佛教未曾、也不会妨碍儒家的伦理原则。他以大慧宗杲为例说，宗杲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他同情抗金事业，与主战派人士心心相印，实践忠孝之道，以至受秦桧之流迫害，“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因此，佛教不仅无碍于理学，而且还能促进理学的推行。

     宋以后的佛教界，学问研究衰歇，人才十分匮乏，像道衍这样儒、释、道三教兼通，且对理学有切实认识的僧侣，已属凤毛麟角。朱棣曾赞誉道衍的佛学，说他“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畿辅通志》卷一六七)。实际上，道衍在儒、道方面的修养并不在佛学之下，他曾对程朱语录“逐条据理，一一剖析”。但道衍并不真正批判理学，只是指出佛学无意于背离理学;也“非佞于佛”，只是认为理学不必以佛教为抨击对象。

     道衍的思想和行为，对明清以及近代佛教僧侣有一定影响。虽然此后再也没有重演“靖难之役”的历史，但是积极参与政治、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性格在某些僧侣(尤其是禅僧)身上不同程度地得到表现。同时，由于道衍助成帝业的行为，使明清统治集团更加注意对僧团的控制，使佛教完全丧失了自主性。清初雍正帝兼人王、法王于一身，并直接干预佛教思想和事务之争，多少是因为接受了道衍参政活动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