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山病重期间在上海赶写回忆录

　　□林唯舟 林永生 林进

　　1980年11月13日18点59分，在杭州浙江医院二楼的病床上，我党优秀的儿子、我县杰出的老红军战士、原中共浙江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辉山同志在宁静的氛围中与世长辞。
　　林辉山，家谱上的名字叫林上厅、又名苏岳、飞山，1906年1月23日生于赤溪镇圆潭村的一个挑夫家里。
　　从1930年他开始找红军，到去世的那一天，他为我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坚持不懈地奋斗50个年头。在这50年里，他一生不图索取，乐于奉献，永荷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去世后还留下一部感人肺腑的30余万字的《革命回忆录》手稿。

千辛万苦找红军

　　林辉山10岁那年，母亲生了个小弟弟，穷人家添丁是加重负担，为了帮助父亲养家，第2年他就光着屁股开始给富农、地主放牛。
　　3年过去了，他已经14岁，不再给地主放牛了。他以“童年的欢乐”只换回来12块银元的血汗钱。他回到了家里，依然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江南的特别冷，就是围在火塘边，人也冻得发抖。他成天缠着母亲要穿裤子。母亲含着泪，和全家人拼命从嘴里省下一点钱来，给他做了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意味着他要开始挑起家庭重担。
　　1930年前后，革命的风声终于传到了赤溪小山沟。他听到了工会、农会、红十三军这些新名词。
　　红色风暴扣动着闭塞的浙南山区，唤醒了在迷途上，却有的追求的他。特别是革命志士林珍英勇被捕，光荣就义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他再也按捺不住，觉得受苦人只有投靠红军才会有出头之日。他暗自下了决心，不找到红军誓不罢休。
　　红军在哪里，林辉山和同行的许济菊都不知道，红军什么样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只知道向着消息传过来的南方走，就能找到红军。他们奔福鼎、过兴化、到过福州，一路打工一路修公路、一路交朋友、一路悄悄地找红军。
　　1930年底到1932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在福建沿海山区一带转来转去，总也找不到红军。当年9月，他回到了家乡。
　　不久，传来了国民党阻止十九路军抗日的消息。这消息再次激励了他。林辉山找到了福鼎的一个鞋匠陈昌会。两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分头行动。陈昌会挑着鞋担行动方便，可以一边走街串“乡”地修鞋，一边打听红军的消息；林辉山朋友多，活动能力强，就继续留在家乡宣传红军，联络乡亲。
　　1934年4月8日，是林辉山终身难忘的日子，中共福鼎县委通知他和陈昌会、郑织云等人到日岙村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他们正准备宣誓时，发现了敌情。于是他们跟着县委转移到下岚亭少林庵村。林辉山他们面对大红党旗，对着党庄严地宣誓。仪式结束后上级宣布他们三人不要预备期，并成立以他们三人为支委会的平阳党支部。林辉山任组织委员。他们三人第二天就回到平阳开始工作。
　　平阳支部为了取得武装斗争的经验，派林辉山、董上举和雷汉里去闽东当红军。他分配在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当战士。他参加了几次战斗，在店下一战中，他左臀部负伤。组织上把他安排在黄岐村养伤。由于子弹头还在他的臀部里，伤口化脓，高烧不止。
　　深山石洞，连最普通的阿斯匹灵都没有，更不用说军医、麻药。
　　他只有咬着牙，让同志用水煮过的菜刀挖出了弹头。半个月后伤口还没有完全养好，他也毅然告别了团长和战友踏上了回乡的征途。
　　途经黄梅岭，他来到了把兄弟林法连家，停留了七、八天，当林法连妻子将他的脏衣服放到锅里煮洗时，竟然煮出半盅白虱。

斗争中学习成长

　　1935年春天，平阳党支部改为中心区委。林辉山任区委组织委员并兼任中心区委游击队指导员。他带领着游击队打蒲门、盐关；发展党员，建立新支部。他还奉命给叶飞领导的独立师当过向导。
　　那时，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烈火越烧越旺。可是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他差一点被自己人杀掉。
　　他带着同志们对左倾路线的意见，于1936年2月找到了刘英同志(临时省委负责人)，向刘英同志作了汇报。刘英同志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形势，使他大开眼界，增长了许多知识。刘英委派他任泰顺县委组织部长。
　　在这期间，他带着三支队，指挥过陈家檑战斗，参加过打赤溪、矾山等战斗。以后又调往桐（福鼎）霞（霞浦），开辟了新区。在刘英、粟裕同志的领导下，他英勇参战，热情工作，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在敌人围剿浙南地区时，由于他身体不好，刘英决定他边养病边配合郑丹甫同志到鼎泰区恢复老区。他与郑丹甫同志从此成为终身好友和同志。在那里，他们不只是在山门底建立了敌人鼻子下面的小后方，还出奇不意地袭击敌人的据点水北街和透埕。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鼓舞了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激起了群众抗敌的情绪。
　　和平谈判成功后，他接到刘英的信，要他去临时省委所在地大屯，在那里他参加了临时省委办的大屯党训班。通过学习，他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党全军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知道了在平型关战役中我军获得的胜利。在刘英同志的教导下，他才开始有了学文化的思想。学习班结束后，他回到鼎平工作。
1937年10月他被选为闽浙边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并兼任鼎平县委书记，参加了省委和浙南特委很多重要会议。

 一人被捕众人救

　　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浙南特委根据省委决定布置各县委召开代表会。由林辉山负责去福鼎、鼎平布置任务。
　　1939年5月7日，青山岭向阳山坡的小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在前面的是林辉山，后面的是郑开凑。他们从特委机关北港凤林出发去福鼎，已经赶了100多里路。他们想到山门底找县委机关过夜。这时林辉山的关节炎又犯了，行军的速度慢了下来。正在他心如火燎时，忽然听到后面有叫喊声：“站住! 站住!!”
　　他们回头一看敌人，1个、2个、3个......大约有6、7个敌人追来，枪都上了刺刀。
　　林辉山想，我们俩不能都让敌人抓去，他在转弯处放慢脚步，一面把手枪和有关召开党代会的文件和候选人名单交给郑开凑，一面喘着粗气说：“你快走，我手脚都肿了，跑不动了，这手枪和文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郑开凑知道他是条硬汉，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样做的，便一咬牙向山上跑去。
　　敌人抓住了林辉山，关进拘留所。由于问不出半点破绽，只好暂时把他关起来。
　　第二天，敌人把他押送到福鼎县镇边的敌区公所。伪区长陈宗亚亲自审问他。由于林辉山同志事先已经有充分的准备，无论敌人怎样盘问都对答如流。伪区长只好抛出最后的线索说：“有人说你当过红军。”
　　林辉山灵机一动说：“我三七年前是当过红军，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开到江南前线抗日，我因为母亲生病就没有去。现在做茶叶生意。”
　　伪区长听他说得很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写了条子，盖了图章，把他送到伪县政府，关进了拘留所。
　　大约在林辉山被关到王爷府监狱第7天时，他的同志以陈恒源茶行出面担保并准保了。
　　下午三点左右，牢门响了，陈辉山与同牢的难友一一握手告别。
　　他看见了陈辉、林永中，战友重逢，感慨万分，千万句话汇聚成一股热流，流向双手。第二天回到浙南特委。林辉山参加了特委会，被选为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在省党代会上，他当选为浙江省委委员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和同志们于1939年10月1日从浙江平阳步行出发，跨越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8个省，在新四军军部他们聆听过陈毅同志的教诲。在新四军部队的掩护下，渡过长江、冲过鬼子的封锁线。前后一年零46天，历经千难万险，在1940年12月16日他和同志们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陈云同志和他多次谈话，给他无穷的力量。陈云要求他认真学习文化，为了能更好地干革命。他第一次拿笔写字时已34岁，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刚正不阿保本色

　　1945年5月4日，他怀着对党对人民一片赤诚的心与林一心同志一起，作为浙江省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自从七大之后，他先后到东北、南下回到温州。在浙江工作一段时间，后由陈毅同志点将，于1952年1月8日来到上海，加入到收复上海，建设上海的工作中。
　　解放后，他本着原则为重乌纱为轻理念，保持革命本色，忘我的工作、紧密联系群众。
　　从1950年到1980年，他健在的30年里，一共买过三双皮鞋，其中一双皮凉鞋、一双单皮鞋、一双棉皮鞋和两套毛料中山装。这是他为三种情况准备的“行头”。一重大节日；二首长接见；三外事活动。平时他只穿布鞋、棉鞋，还尽量穿家里人做的。在上海主持十县农业工作时，他总是提着鞋，赤着脚走下汽车。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赤脚部长。
　　1953年前后，星期日他常常会提篮子去菜场买菜。不过每逢这种时候他经常会去工厂看看，与工友聊聊，直到中午才回家。
　　他本着原则为重乌纱为轻的理念，孜孜不倦地工作。1963年他在农工部工作时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天，嘉定县委书记牟墩高同志到市区来找他，劈头就说：“我们碰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什么事？”
　　“长征公社红星大队41个干部全都给搞掉了。”
　　林辉山同志知道这事是张春桥和高原干的。那时张春桥在市委写作班子工作，管的是意识形态。高原是农工部的副部长。他们俩带的四清工作队在长征公社红星大队蹲点。
　　他二话没有说，就安排时间带了几个得力的助手到达嘉定县，把有关材料做了分析，认定张春桥和高原是错误的。
　　回到市里他立刻去找柯庆施同志。由于柯庆施同志生病不在市委，他就立刻找到张春桥。开门见山地对张春桥说：“你们在红星大队搞试点，把那个大队所有的干部都否定了，这是错误的。
　　就这样嘉定县委在林辉山同志大力支持下，为41位干部做出正确结论，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正是他的这种刚直不阿的脾气，才与柯庆施之问有了矛盾，成了有其名无其实的农工部副部长。
　　1965年，在江华、陈丕显、曹狄秋同志的安排下，他回了浙江。
　　在浙江，他得到了省委的重视，当上了浙江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年满花甲的他正打算在浙江发挥自己一切潜力，为社会主义祖国再干一番事业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

重病不忘著遗章

　　四人帮下台他兴奋的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觉。他终于可以从新上岗，堂堂正正地工作了。
　　省委派他在去温州地区解决问题。省委知道那里的人民群众相信他。
　　他下到最底层，日以继夜地听一般老百姓反应情况，全面调查、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他无论到哪个地区、哪个县、哪个公社......在他的接待室门前总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从天明到深夜，他不停地接待想说话的群众，开座谈会。每天的睡觉的时间只有3、4个小时。
　　他累了，太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有一天，他终于在工作时昏了过去。醒了之后，他没有立刻回杭州做系统的体检，还是坚持把这段工作做完才回到杭州。
　　他病了，得的是肠癌，到上海开刀已发现是晚期，没有人愿意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他只知道手术成功。养好就能再回到工作岗位。
　　1979年盛夏，他从老伴嘴里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肠癌时，他沉思了三天，之后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林辉山同志开始努力写革命回忆录。
　　清晨，天蒙蒙亮，他就伏案撰写，当亲人劝他休息一会儿时。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只希望给你们留下这回忆录，我恨不得把一天变成两天用。”
　　休息时，他便随手拿起小孙子玩的木鱼诙谐地念着自己编的三字经：“四人帮，害人精，既祸国，又殃民。党中央，发号令，除四害，为人民......
　　整整三个月，他拖着病入膏肓的身子，每天孜孜不倦地伏案10多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写......
　　最后他拿出的是《遗嘱》。
　　“我没有别的高贵的东西留给你们，在1973年“十大”后，在“四人帮”横行的困难情况下，我秘密地写下了三、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因为患了重病，1979年停止了修改。这些历史的素材给你们留念。”
　　病重期间，他常常与陪同的子女说：“人就是一个臭皮囊。死了，一点用也没有，如果可以把死掉的人做成肥料应当是件十分好的事。这样死人还有点用。”
　　他又说：“人死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
　　他的子女脱口而出，说：“可以用于医学解剖。”于是他在遗嘱上加入了将自己内脏献给浙江医院的条目。
　　（照片由林勇同志提供）

公章

代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