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洛峰

　　　　黄洛峰(中)、徐伯昕（右）、沈静芷（左）主持成立三联书店。（１９４８年香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云南同志聚于北京。前排左三楚图南、后排左一曾泽生、左三周保中、左五黄洛峰。

　　去年年底，为了探寻了解已经逝世２４周年的著名出版家黄洛峰的非凡事迹，记者来到了北京西直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叩开了黄洛峰的大女儿黄燕生的家门。

　　文静端庄的黄女士谈起父亲黄洛峰，眼里充满了深情。她说，“在我的心中，父亲平易近人、朴实宽厚、大公无私、忠诚于党的出版事业，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云南、爱亲朋好友的好父亲。”她向我娓娓而谈，叙说着往事———

　　黄洛峰于１９０９年２月６日出生在云南省鹤庆县城的一个商业家庭，原名黄垲，又名黄肇元，曾用名黄伯庸。他７岁入私塾，１３岁独自一人由鹤庆徒步到昆明，考入私立成德中学，１７岁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１９２７年，黄洛峰参加了省立一中的学生会工作，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毅然于同年５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１２月，党组织派他前往易门办寒假义务学校，次年被任命为中共易门、安宁、禄丰三县特委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农运工作和发展党员。１９２８年秋，黄洛峰被任命为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１９２９年，与艾思奇一道筹办“云南书报社”。

　　１９３０年，２１岁的黄洛峰经组织批准，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亚预备学校、私立第一外国语学校学习日语、英语。当得知好友李鑫、杜涛等同志已于１９２９年惨遭杀害时，泪流满面。他感慨地说：“身处异国他乡，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的志向丝毫未减！”在东京，黄洛峰遇到了早几年到日本留学的同乡挚友刘惠之，在交谈中，刘惠之透露：他们刚从日本监牢里出狱的几个人想联络在日本的共产党员留学生，建立一个中共留日特别支部，发展进步青年。黄洛峰听了喜出望外，他把自己入党以后的经历和来到日本后的苦闷，向挚友倾诉着，并郑重表示，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正是他渴望已久的心愿。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三省，激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反对。１０月，黄洛峰等几十位共产党员和数十名留学生愤然弃学回国。算起来，黄洛峰在日本留学只有两年时间，可就是在这两年里，他在异国饱受痛苦和磨难的同时，也扎扎实实地学到了不少知识，首先是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著作，同时学习了日文和英文，这为他所从事的新闻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洛峰对于他离开日本前的一段记忆是深刻的，１２年后在重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昨天是九一八！很快地便是１２个年头了，记得１２年前的昨天，叫卖号外的铃声是那样的刺耳；记得，当我刚刚醒来，展开《朝日新闻》阅看的时候，我是如何的愤怒，又是如何的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和惨痛！……长崎丸把我们送到上海，在上海码头上，我开始嗅到祖国大地的气息；再见到别后快两年的千万同胞，内心的欢欣，简直要使我跳起来。我几乎要去抓住在码头上的劳苦同胞拥抱……当轮船由彼岸向此岸破浪而行的时候，我胸中涌起无尽的思潮。也就如眼前长江的洪流一样汹涌、澎湃……九一八！你已经度过了１２个年头了。我们要把你的一切耻辱洗净，让你巨人般的站在民族解放行列的前头！”

　　１９３６年１月，黄洛峰到上海找到了艾思奇，参加了以沈钧儒、邹韬奋为首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及艾思奇主持的哲学座谈会，并常以“黄洛峰”的笔名给《通俗文化》等刊物写稿。

　　１９３７年１月，很有影响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因李公朴被捕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中，自行改组，由艾思奇出任总编辑，郑易里任董事长，他俩告急黄洛峰，请他务必放弃现有职业即赴上海担任出版社经理，共渡危机。从此，黄洛峰成为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主要负责人，长期献身于革命出版事业。１９３７年４月，《读书生活》杂志遭到查禁。为了让《读书生活》继续出版，黄洛峰同艾思奇等商量将其更名为《读书》半月刊，并计划出版《马恩全集》，首先出版《资本论》。不久，《读书》半月刊也被查禁，但仅隔一个月，又以《生活学校》继续出刊，其办刊方针和基本内容没变。黄洛峰笑言：这就是反对“文化围剿”的灵活战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生活学校》立即改为《战线》五日刊。编委为艾思奇、黄洛峰、章汉夫、夏征农、章乃器、王达夫、刘惠之、吴敏、陈楚云、夏衍、羊枣等。

　　１９３８年，黄洛峰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罗炳辉同志。从此，在叶剑英、罗炳辉的领导下，他以云南同乡的身份做滇军统战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做统战工作的同时，黄洛峰抓紧组织《资本论》的翻译印刷及出版发行工作，到昆明建立读书出版社昆明分社，在上海相继出版了《资本论》等。

　　１９４５年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联合组建了“三联书店联合出版部”，还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毛泽东印象记》等一批新书。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三联书店的重心由上海移到香港，不久，党中央将黄洛峰调离香港北上北平。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３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这是我党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黄洛峰被任命为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黄洛峰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出版总署党组成员。此期间，尽管工作繁忙，黄洛峰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总是抓得很紧。此后，无论是在出任文化部出版管理局局长、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还是在受到错误处理时，他都从未放松过学习。

　　直到今天，黄燕生还记得父亲无论是对自己的儿女，还是对云南老家的亲朋好友，总是鼓励他们要抓紧学习。“记得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每天傍晚父亲都要带我在南河沿、天安门附近散步，他总是教我背唐诗宋词、毛泽东诗词。我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当知青时，父亲每次来信都勉励我要学好马列、学好文化知识，并要求我在给他的每一封回信中，都要十分认真具体地汇报近期的学习工作情况。‘读了什么书？看了哪些报？写了多少字的读书笔记？’……”黄燕生回忆起这些往事，心中依然充满了无限感慨。

　　在黄燕生的记忆中，父亲正直的为人和高尚的品格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做人做事平和低调,半个世纪以来，他为中国的出版事业、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贡献，却从来不向子女家属和周围的亲朋好友讲起，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事情，却‘守口如瓶’从不提起，以至于一些云南老乡说起父亲的名字，却不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解放初期就被黄洛峰抚养的一位叔伯堂弟黄健，至今仍然记得黄洛峰的话：“一个人活得是否有价值，就是要看他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情、贡献有多大。”

　　黄洛峰对家乡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离家多年，却乡音未改，乡情不变。１９７９年，黄洛峰回滇西北考查文物古迹时，特别关心家乡建设发展，对大理三塔、宾川鸡足山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然，云南家乡也忘不了这位著名的出版家，在鹤庆县他的故居，在昆明丁字坡的小巷深处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将永远留存着云南人民对黄洛峰的深情与怀念！

（责编：叶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