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1909～1980），原名安志瀚。字浩然，子洲县双湖峪镇人。原中共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

    安子文的父亲安庆云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安子文童年时，家有耕地回响，还经营一一个杂货铺。他12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

    安子文七岁进人村塾读书，第二年转入绥德县城初级小学就读。1921年春，他又和大弟安志铭一起，来到米脂县，借住于外祖母家中，在县城的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1924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思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安子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很快加人了革命团体 “共进社”。是年冬从绥德师范毕业后，年仅15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后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遂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年五卅运动中，安子文受共产党员王敬臣的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事后，他被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住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机关内。6月7日，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他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他考进了京兆高中，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 3月18日，安子文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示威游行。

    1926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机关，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10月安子文被取保释放，组织上为了防止意外，决定让他离开北京。

    1927年1月，安子文回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担任发行工作；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把他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进步人士）担任政治处副处长。同年6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样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公开同蒋、汪合流反共。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有人来抓安子文的消息，赶忙跑去送信，并赠送银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劝安子文快走。安子文立刻离开了第三路军，但未能走脱，被抓回送进了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由于吉鸿昌从中说情，安子文被放出 “训练班”，又留在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这时，党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安子文担任了第三路军中党的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获释后便离开了冯玉祥部队。

    1927年12月，安子文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他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

    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党的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市委的许多领导人被捕。安子文因住在市委机关的附近，也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来案子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安子文等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捕的。他在狱中用的是假名字，编的是假日供。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在内都不认识他。因此敌人只判了他11个月徒刑，而且在狱中也自由一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任务。监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手写的小纸头上的“刊物”，经过他的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的共产党员中间秘密传阅。

    不久，开封第一监狱因为犯人急江省加，另外又开辟了一个分院，安子文被送进分院关押。后来，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子文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释放出狱。

    安子文出狱后，1929年秋天，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为党传递文件，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曾于1930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1930年4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人军火的情报。

    1930年8月，安子文按照党中央批示到了天津，北方局书记贺昌留他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10月，北方局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掌握了原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经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这时，李纯表面上仍然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个祸害，贺昌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徒。安子文受命后，和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现称胜利桥）的桥头将李纯干掉了。

    1931年1月，安子文担任顺直省委的秘书长。不久，党中央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这时，叛徒张开运来天津担任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开天津前负责完成这项除奸任务。

    但是，敌人于 3月的一天先下手了。那天，安子文带着一个同志到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一个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哪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安子文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1931年6月，安子文和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被押送北平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冬季又转送到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为了对付敌人这种”感化”广诱降”的恶毒手段，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安子文担任党支部委员。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安子文等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结果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十多个判了刑的犯人被释放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还把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请牧师说教布道和强迫政治犯写“反省”文章等措施，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以后，狱中党支部还多次发动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1933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军法处接管了草岚子监狱。反动派为了逼迫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登了“反共”启事的，就释放出狱；而三次“审查”还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使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经过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人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1934年12月19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政治犯开始绝食。他们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绝食七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每次一小时）的条件。 “定期审查”的失败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气恼。1935年6月初，反动当局派宪兵三团进驻监狱，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还是被宪兵三团发现了。于是，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团副向南京呈报，把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单、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等12个同志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