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谭元媛

           （2012年5月18日）

1980年5月26日，爸爸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1912年5月爸爸出生在陕北偏远山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到了上学的年龄上不了学，扒在学堂的窗下听课，时间一长感动了先生，让他免费上了课。这个恩师他一直记在心里。他曾对我们说：旧社会太黑暗了，就是要把它搅个乱七八糟、砸个稀巴烂，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光明的新中国。所以1927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爸爸毅然决然的参加了革命。

爸爸平时也经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他最为自豪的就是当年毛主席曾经接见过他，并给他发了一支枪。每当讲起这件事，他脸上兴奋的表情是无法形容的，内心的激情也是无以言表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光荣。记得有一次三哥发表了点对毛主席的不满，只见爸爸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呢！

爸爸对党是忠诚的。几十年来，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地为党工作着，但却遭到政治迫害和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爸爸从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受迫害到锦西化工厂当副厂长，文革后在北京石化院任党委副书记，都是降职使用，和他的级别挂不上勾。记得他病重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叫他“谭部长”（人家是根据级别叫的），我还追着人家说：“我爸爸不是部长！”

一九七六年“四五”期间，上边让查谁去天安门广场给周总理送了花圈。爸爸想不通，就没好好查。最后实在逼得没办法了，为了尽可能保护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爸爸有意少报了一个花圈——这下，可捅了大篓子！部里的一位主要领导为这事儿，在干部大会上拍着桌子、指着爸爸破口大骂……为了顾全大局，爸爸强忍怒火，没有发作。但是，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痛，气得几天吃不下饭。历史事实最后证明，爸爸为保护群众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爸爸才六十多岁，他多么渴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啊！可是，就连这一点点愿望也被某些人剥夺了。他们免去了他原来的领导职务，让他当一个局里的顾问，实际上就是不让他工作，让他靠边站。那时，我常看到爸爸一个人在桌前呆呆地坐着，望着窗外，很久不说一句话，陷入深深的沉思……此时的他不知在想些什么？是在缅怀那些曾在枪林弹雨中并肩战斗的战友？是在回顾自己这不平凡的革命人生？还是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爸爸的党性很强。不到万不得已，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记得我当工农兵学员，从西北大学毕业前夕，爸爸来西安开会，很多熟人都对他说：“老谭，你在西安找找关系，再和上边说说，把元媛调回北京，或是留在西安，别让孩子回那穷山沟了！”可爸爸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干部办事的原则。他问我：“你怎么想的？”我当时也是热血青年，便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爸爸一听，高兴得连连说：“好，好！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于是，我就“哪来哪去”了。

爸爸对我们这样，但他对同志和战友的孩子却是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

他有一战友给他写信说家中多么困难、让他帮忙调孩子。于是，爸爸四处奔波、求人，愣是把战友的孩子从锦西调回了北京。

 爸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凡是和他一起工作、生活过的人都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和自己的亲人。爸爸曾有个警卫员，从西安跟到北京，又到青海一直舍不得离开。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每到节假日便带着全家来相聚，亲如一家。爸爸对秘书、保姆也都视如家人。至今，在我家工作过的阿姨几十年来还一直和我们联系，每当提起爸爸还是眼含热泪。

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中爸爸是慈父，他从来不打骂我们。对不是他亲生的傻二哥也是视如己出。傻二哥是妈妈带来的，脑子从小在延安中央托儿所被火烧坏，一直在家养着，不能学习和工作，生活也不能自理。我们有时还歧视他，可爸爸对他从没说过一句重话。

记得有一次爸爸曾指着我对别人说：“这几个孩子我最喜欢她了，因为她聪明……”其实，我知道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听话，也表明他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爸爸，我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我一定继承和发扬您的革命精神、您的好品质好作风，在人生的路上好好走下去。您放心吧！

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