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崔莺莺》，戴不凡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一版，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二次印刷，0.56元。

武杰华
　　　
　　本书系我国已故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戏曲史专家戴不凡同志的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一九六三年出版时只印了六千册，新近重读此书，格外亲切。
　　　这是一本经著者化了十年功夫精心研究、写作的《西厢记》人物论。全书十三万多字，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董西厢》管窥；《西厢记》新解；《第六才子书》发复。另有自序：《分析戏曲不能离开戏曲的特点》。作者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王实甫所创造的崔莺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此目的，他通过对三个较有影响的《西厢记》的本子(即《董西厢》、《王西厢》和金圣叹批注的《第六才子书》)的比较研究，并用校勘、考证等方法，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戏曲本身的固有特点，着重深入研究了《西厢记》的人物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构成的规定情景下的人物行动线，讨论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崔莺莺的形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王实甫创造的崔莺莺的形象特征。同时连带分析了作品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如老夫人、张生、红娘等。还就当时学术界对《西厢记》的一些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第三部分用相当篇幅较系统地批判了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意图。
　　作者不仅仅把《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部长期上演不衰的场上之曲来分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过去，不少有关《西厢记》的著作中在论述到莺莺形象时，对于她的反封建的叛逆性往往估计不足。戴不凡同志在着力研究崔莺莺性格时，根据剧本中起着点睛作用的科介与唱词，按照人物的贯串行动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全面考察了莺莺的性格以及形成这种性格的环境，从而论定莺莺一开始就钟情于张生，一出场就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透过莺莺的形象反映王实甫的《西厢记》的主题，不是一般地歌颂封建社会中的男女之情，而是写出了“情”的对立面，写出了“情”对“礼”的剧烈冲击，歌颂了这对青年男女反封建礼教的叛逆性格。
　　作者不把考证当作目的，陷入细微末节的苦苦搜寻，而是为了通过对词章细节的校勘，进一步考察人物关系、人物形象及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这在书中《董西厢》与《土西厢》的对照研究里体现得最为明显。通过对照研究，不难发现，董解元写的其实是一对“君子淑女”的爱情，莺莺张生要爱情是使人同情的，但是潜伏在他们自己心灵深处的礼教观念和浓厚的功名思想等等，却使得他们足将行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显得软弱无力；而王实甫的改编工作则是富于创造性的。举个小例子吧：两部《西厢》都写了联吟，可是董写红娘问醮在后，联吟在前，这样，莺莺向墙外和诗，只是发抒了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却不知和了谁的诗；而王实甫写张生向红娘自报家门在前，联吟在后，且由红娘说破墙外吟诗的就是张生，这样一改，莺莺的和诗，就变成有意识的行为了。试想，在威严的老母管教下，竟在明知墙外就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的时候，和出“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的诗句，这是何等强烈的感情宣泄！可以见出，在王实甫笔下因人物关系、性格不同，就翻出了新意——使剧本带有明显的反封建的色彩，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
　　由于这本书是在近二十年前写的，自然还有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比如作者对《西厢记》深入的分析批判还嫌不够，对莺莺的叛逆性格的限度也没有确切的说明，只是笼统强调“情”与“礼”的斗争，显得不全面，等等。我们所痛惜的是这位治学态度认真严谨，在学术上敢于争鸣、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的文艺界老辈，已于去年二月在京逝世了。他所殷殷热望读者指出错误和不够、准备进一步修改充实《论崔莺莺》一书的愿望是永难实现了。
　　　
　                             　(原载1981年第12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