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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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佐-职业生涯

发布时间:2011-01-26 17:28:28      发布人: 天堂墓匠

中国纺织生产技术与企业管理的开拓者之一

  1925年张方佐抱着一腔“实业救国”的热情,回到上海。但是,他看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上,作为中国经济命脉的纺织工业,实际上处于英、日等外国资本的操纵、主宰之下,外籍管理人员态度十分骄横跋扈。而他在纺织工人训练班看到招来的纺织工人,又都是人贩子以三四十元大洋从苏北农村买来的贫苦农民,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纺织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因此他决心要搞好本国的纺织工业。在1926年,他便转入无锡的民族资本振新纱厂任工程师,利用他的技术知识,在全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全力提高工厂的技术水平。1927年北伐军到达江南,工厂一度停工,他便回到浙江,在萧山通惠公纱厂(今杭州第二棉纺织厂前身)任工场主任,继续从事技术工作。1928年回上海进入荣氏家族的申新第二纱厂任工程师。由于他技术管理有方,很快使该厂产品质量跃居申新系统的前列。在1932年中国纺织学会年会上,张方佐发表论文,介绍了申新二厂的经验,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1935年10月,因当时江苏南通大生一厂副厂(即今南通国棉二厂)经营亏损,提出整顿改造,张方佐受聘担任厂长。他从扩展规模与降低成本入手,同时加强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在增锭扩台投产不久,工厂即转亏为盈。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次年占领南通,工厂被军管,张方佐被迫离开。于1938年10月重新回到上海,进入诚孚公司任工程师,负责把上海启东大生二厂设备搬迁并入新裕二厂(今上海国棉十四厂),1940年4月,担任该厂厂长,主持日常生产和技术管理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在将近20年的工厂实践中,使他在纺织企业的生产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充分看到纺织工业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和工业基地,当时上海占有中国48%的棉纺锭和75%的毛纺锭。为了加强对中国纺织工业的控制,于当年12月底,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统一接管沦陷区的全部日伪纺织资产。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先后在天津、青岛、沈阳等地设立分公司。因为张方佐长期在江浙、沪杭一带纺织业任职,由于他事业心强,在学术和技术管理上均有相当造诣,已是纺织界颇有影响的技术专家,因此被聘为中纺公司的工务处副处长兼总工程师,负责全公司的日常技术管理。公司建立初期,工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把大批处于停工状态的工厂恢复生产。但由于这些接管的日资工厂原来分属于内外棉、公大、东洋纺、上海纺、日华纺、同兴、大康、丰田等“八大系统”,在经营管理上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给公司统一管理造成很多困难。中纺公司为了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除了在接收过程中已经陆续延揽了一批有声望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充实到技术管理部门和各厂的领导岗位以外,在恢复生产以后,又在张方佐的主持下,拟订了一套统一的工厂组织体系,包括由工务工程师室直接管理下的“试训课+工场制”为基础的生产技术系统和以总务、财务、物资三课分立的后勤管理系统,这一套体系,后来成为中国纺织企业管理体系的基本模式。同时,还在整个中纺公司系统建立了自上而下以技术指挥系统为核心的运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装备492万枚棉纺锭,属于中纺公司管辖的有180万锭,占中国36.6%;中国织机6.6万台,属中纺公司的有3.94万台,占61%。中纺公司这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在中国纺织工业中起了示范作用。
  1949年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上海临近解放,当时物价飞涨,形势日趋紧张,即使工程技术界人士,思想也很波动。这时上海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十分了解张方佐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操守廉洁,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和忠于职守的技术人员,于是派人主动和他联系,为他送去《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有关时事政策的材料,并动员他协助组织好中纺公司所属各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坚守岗位,配合上海解放。一生以“实业救国”为抱负的张方佐,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因此在这个紧急关头,毅然决心留下来,并多次秘密召集各厂厂长开会,配合护厂纠察队,做好护厂工作,直到上海解放。以张方佐的地位和声望,他的去留,对稳定上海纺织界一批技术骨干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张方佐为了把自己的技术知识贡献给祖国的纺织事业,一直十分关心企业管理工作。从他留日回国之日起,就深感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技术力量薄弱,缺乏管理经验。因此,他努力探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途径。1943—1944年,他结合自己十几年工厂实践的经验,在新裕技训班授课时认真编写授课教材,后来又整理成约40万字的《棉纺织工场之设计与管理》一书,并用自己的积蓄,于1945年1月正式出版。全书包含设计、设备、管理三个部分,是中国现代纺织生产管理史上首先集技术与管理为一体的重要论著,成为抗战胜利后纺织企业恢复生产和统一技术管理带有指导性的著作,1947年8月又刊印再版。
  张方佐在企业生产管理方面的才能,在他主持中纺公司技术管理工作之后,更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为了把原来分属于不同财团、在经营管理上各行其是的日资企业,纳入中纺公司统一管理的轨道,首先抓制度建设,建立起一套所属企业必须统一遵守的技术管理规则和产品质量规范。在统一全公司的产品质量管理方面,拟订了成品、半成品的统一质量标准,各种纱支的产、质量定额,用棉、用电定额和成本折算比率。与此同时,公司也相应建立起专门的巡回督导团和技术促进组,前者定期到上海、青岛、天津等所属工厂,检查设备保养状况和产品质量、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等;后者则负责编写从纺纱到织布各工序的保全运转技术标准与管理规程,统一和提高各厂技术水平。正是因为建立起这样一整套的管理规范,所以中纺公司系统在接收日伪工厂以后,没有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并使工厂生产管理秩序比较井然有条,而且能继续保持原来畅销世界的“蓝凤牌”棉纱、“龙头细布”等名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使中纺公司的技术管理在中国纺织界“独树一帜”,具有相当的权威。在中纺公司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以后,张方佐又在边实践、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1947年主持编辑了中纺公司第一部约90万字的管理规范——《工务辑要》,经过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于1949年5月正式出版。通过这一部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的实施,从公司到企业,建立了以技术管理为核心的生产指挥系统和以工程师室为中心的技术管理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纺织工业被公认为是中国管理制度最为健全的产业部门,这与张方佐在主持中纺公司技术管理工作时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张方佐学术事业的另一个重心,
  是积极创导开展群众性的科技活动,创办各种学术刊物,推动中国纺织科技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他先后在中纺公司、华东纺织管理局、中国纺织学会主办的中国纺织界最有权威性的《纺织建设》、《纺织通报》、《纺织技术》、《纺织学报》等刊物,担任编委会主任。1972年长沙马王堆古墓中的纺织品出土,震动了中外考古学家。纺织界的老专家,深感像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应该有一部全面反映中国纺织科技成就的历史著作。因此,1977年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的主持下,组织力量着手编著《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张方佐积极参与了编委会前期的工作,可惜当这部著作出版时,这位一生从事纺织科技事业的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开拓发展新中国纺织教育事业

  张方佐十分重视中国纺织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为此付出了大半生精力。他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振兴工业,技术为本”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虽然他对过去工厂生产技术管理权都掌握在洋人手里深为不满,并以此作为他奋发图强的一种动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有大批日本侨民需要及时遣返,但中纺公司在接收了大批日伪工厂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一时还离不开日本技术人员。因此张方佐提出建议,认为要培养出一支自己的技术队伍,还必须借助于外来力量。在征得公司当局同意后,留下了以配棉专家长谷川为高级顾问的一百多名日方技术人员继续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在上海办起了不同层次的技术训练班。其中有从配棉、清棉、梳棉、并粗、细纱、准备、织布等七个高级研究班。学员都是在基层有若干年工厂经验的大专毕业生,调到研究班集中培训。教师由中国技术人员与日本专家共同担任,培养目标是能全面掌握生产的高级技术人才。另一种就是培养中级人才的技术进修班,学员主要是从工厂抽调上来的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员,进行为期一年的在职培训,很多教师也是由日本技术人员担任。还向社会招收高、初中毕业生到中纺技训班和艺徒训练班进行纺织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加强企业基层的技术管理工作。
  张方佐在主持中纺公司技术工作期间,在抓职业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纺织专业的高等教育。抗战胜利后,前身为诚孚纺织高级技术人员养成所的诚孚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在1946年于上海安福路247号复校。1947年经学校董事会决定,聘请张方佐接替邓邦逖任该校校长。当时张方佐虽然在中纺公司任职,但是他还是拿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主持学校工作,他所聘请的教师均为各界专家。诚孚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为中国纺织技术界的中坚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原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的陈维稷奉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当时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副局长的张方佐,接替陈维稷兼任该职。鉴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到来,需要大批高级纺织专门人才,而当时纺织专业,分散在各个学校,规模小、设备条件差(当时华东地区大专院校在校学纺织专业的学生仅600人左右),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在张方佐的积极参与下,由华东纺管局出面,出资在上海原光华大学旧址,建立一所专业配套的纺织高等学府——华东纺织工学院。将分散在华东地区大专院校的纺织专业集中起来,在边组建、边授课的过程中,分期分批将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文绮染织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工学院、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中南纺织专科学校、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南通学院纺织科等院校十余个系科的师资、设备、图书和600多名学生合并起来,集中办学。1951年该院正式成立,最初设置纺织、染化、机械三个专业,学制四年,规模按3000人设计,张方佐被委派兼任该院院长。在张方佐的主持下,聘任了上海地区许多知名学者任职任教,分别担任学院领导或主持基础课与主体专业教学。此外,还聘请华东纺管局的一批技术专家当客座教师,为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发展化学纤维工业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但国内大专院校,尚无化纤专业的设置,为了培养化纤技术人才,纺织工业部领导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所化纤学院,在酝酿决策过程中,担任纺织研究院院长的张方佐,也参与了研究。1958年委派张方佐兼任院长,负责筹建工作。到1960年该院已初具规模,并正式招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该院师生被全部下放。1980年恢复重建,现已改为包括有化纤专业的北京服装学院。

一贯坚持三个基本方针

  一是因陋就简,勤俭办学。如在中纺公司时开办的各种研究班、进修班、技训班和华东纺管局创办的技训班等,都是分设在所属工厂中进行培训,学员食宿在工厂。这样,既可节省办学开支,又为解决学员操作实践带来了有利条件,是非常适合于在职培训的一种方式。
  立缫车
  二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特别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本领。如先后在原上海国棉十五厂和第二十印染厂旧址创办的华东纺管局工人、干部技训班,就是把华东地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和由工厂抽调来的一批中青年技工进行混合编组,既讲授理论,又重视实际操作。经过十个月左右的集训,使工人学员能大大增长理论知识,大专毕业生也能学到一手实际操作的本领。该训练班从1950—1955年先后培训五批学员,毕业后陆续输送到新疆、北京、郑州、石家庄等新兴纺织工业基地,后来有很多人成为纺织科研和生产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三是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无论对在校学生或是工厂基层技术人员,张方佐经常邀请一些外国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使学生加深对最新科技发展趋势的了解,扩大学员的视野,充实新的科技知识。

纺织科研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张方佐从青年时代起,亲身经历了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历史,深知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所以从留日归来后,便致力于实用技术的开发和理论提高相结合的工作。抗战期间,为适应后方建立纺纱工厂的需要,便会同有关人员,研究开发出一种取名“新农式”的简易超大牵伸小型纺纱机,获得重庆国民政府的国家发明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中纺公司时,为了建立中国纺织产品质量的信誉,把以长谷川为首的留华日本技术人员与中国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一起研究配棉技术,统筹中纺公司所属各厂的配棉等级和调度工作,制定标准配棉方案,使全公司的纱、布质量长期保持稳定,并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代配棉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张方佐在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主持技术工作时,便着手筹建正规的纺织研究机构,选定上海安乐人造丝厂旧址,于1954年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纺织研究机构——华东纺织研究所,主要从事纤维材料性能和棉纺纺纱大牵伸的研究,并为各厂的成品、半成品进行质量检测服务。
  1955年9月,张方佐随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率领的中国纺织工业考察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受命组建部直属的综合性纺织科学研究院。1956年3月,张方佐被委任为第一任院长。从此,他便以全副精力,投身到新中国纺织科研事业的建设上来。
  纺织科学研究院组建之初,从上海等地调集了30多名纺织界知名专家和华东纺管局技训班的主要骨干,到研究院分别主持棉、毛、麻、丝、纺、织、染整、测试等研究室工作,使 研究院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在“边建设、边打基础、边开展科研工作”的“三边”方针下,经过三年多努力,到1958年全院科研工作就走上正常轨道。为了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在张方佐的主持下,一方面创造条件,组织在职人员进一步进修深造,并结合职称评定等工作,构成一个攀高峰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争取纺织工业部领导的支持,凡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优先分配到研究院工作,到1958年,全院已有1000余人的规模,当时设立的棉、毛、麻、丝、染化和纺织试验等六个研究室,均已具备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条件。与此同时,在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统一规划下,根据地区特点,又进行了专业分工。为了充分发挥上海老基地的作用,在华东纺织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了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即今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1959年,还将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部分针织实验设备转移到天津,成立天津针织研究所;在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增设了化纤研究室。经过这一系列的扩充和组织调整,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机构比较完整的体系。
  张方佐后半生,除了投身于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建设外,
  他对中国纺织工业技术进步的一大重要贡献是,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65型棉纺成套设备的研制工作。1958年纺织工业部为了提高设备效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组织生产、科研、制造部门实行“三结合”,组成联合攻关小组,集中当时群众技术革新和科研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原有54型棉纺设备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改造,发展新型设备。当时,在纺织工业部王达成副部长领导下,组织机械、工艺、生产和科研等各方面的力量,把试验基地设在上海,形成“大会战”的格局。张方佐作为科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了这一套新设备研制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他把研究院的技术骨干都安排在试验现场,和工人一起劳动。尽管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但长期只身坐镇在上海,深入第一线,对有重大争论的技术问题,首先深入现场向第一线工人和干部了解情况,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及时作出抉择。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共同努力,终于使65型棉纺成套设备研制成功,使这套设备的生产效率比原来的54型提高约50%,梳棉机万锭配台减少了一半以上,厂房建筑面积也节约10%以上,各项技术指标都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中国新建厂中推广了约1000万锭,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采用和出口援外的主流型成套设备。经过这一次技术攻关,不仅使中国棉纺技术水平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在纺织系统培养出一支能打硬仗的技术骨干队伍。其中很多技术负责人成为中国棉纺各工序的学科带头人。与此同时,以棉纺成套设备研制成功为起点,也带动了新一代毛、麻、丝等成套设备的选型、定型工作,使中国纺织技术全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72年,张方佐被聘为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总工程师,当时他在上海动过手术不久,不顾病体需要长期疗养,便又投身到中国第一代新型气流纺纱技术的研制和开发工作中来。这时气流纺纱新技术的研制,由北京纺织研究所、北京国棉三厂和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三家合作,共同攻关。张方佐以局总工程师的身份参与研究。他经常深入车间,与科技人员和工人一道商讨;在研制过程中遇到问题,他总是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并且几次带着虚弱的身体,熬夜乘车到山西经纬纺机厂了解制造进度。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装有2000头的中国第一个新型气流纺纱车间在北京国棉三厂建成。以后经过不断完善,现在中国已能成套生产和供应这种新型的技术装备,为推动中国纺纱新技术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1978年,纺织工业部决定在原址恢复纺织科学研究院,同时恢复了张方佐的院长职务。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竭尽全力,进行研究院的恢复工作。他感到研究院在中断期间,人才流失是最大的损失,因此他竭力争取纺织工业部领导的支持,把原有的技术骨干,尽可能重新调回,为研究院增添了力量,为改革开放后研究院科研工作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
  张方佐自1925年由日本学成归国,1980年去世,在半个多世界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中国纺织事业。他为创立中国现代纺织工业技术管理体系,开创纺织科研事业,为提高中国纺织工业技术水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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