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西安事变70周年，也是陕军著名统帅孙蔚如将军诞辰110周年。

    孙蔚如将军1896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豁口村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1915年毕业于西安陆军测量学校。青年时期，他博览群书，接受了三民主义进步思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他投笔从戎，加入于右任创建的陕西靖国军，参加了护法战争，1922年初转入杨虎城部，成为杨虎城将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并在杨虎城将军被迫离开所部后，统帅陕军。

    1923年春，杨虎城部驻防陕北三边地区，孙蔚如协助杨虎城首创军事教导队。聘任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等为教官,培养军事干部。吴岱峰、张汉民、孔从洲、刘威诚都是当时招考进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以后都成为杨虎城部队的骨干。次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革命军，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杨虎城起而响应，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孙蔚如任参谋长。后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对北洋军阀作战，接应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入陕。

    1926年春，吴佩孚指使刘镇华、吴新田、孔繁锦三支军阀十万之众，从东、南、西三面直指长安，陕军联合御敌。孙蔚如协助杨虎城亲临敌军攻城之重点东北城隅，坚守城池，历时八个月，西安军民写下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长安”的守城战例，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战争。

    1927年春，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孙蔚如任参谋长，后调任第三师代理师长，东出潼关，参加了对北洋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的豫东会战。此后移防皖北太和一带整训。杨虎城于1928年春赴日本。受杨之托孙蔚如代行军务。这个时期是国内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也是杨部最困难的时期。许多共产党人来第十军开展工作。孙蔚如同情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严厉斥责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恶劣行径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是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由于叛徒告密,交出了在杨部的共产党员名单，蒋介石电令镇压。孙蔚如命令孔从洲将暴露的数十名共产党人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开了护照，发了路费护送出境，应付了蒋介石的“清党”。

    1929年2月，杨虎城回到部队，奉命剿灭胶东盗匪。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武勉之、韩寅生、张自强、赵寿山、段象武各团，仅用八天的时间，就肃清了刘黑七、顾震两股惯匪万余人。胶济铁路以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入夏以后，杨部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军，孙蔚如任旅长。在部队移防南阳时，孙蔚如任南阳守备司令。杨虎城在南阳举办教导队，自兼大队长，委任孙为副大队长，负责实际工作。各中队的主要军官，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此年初，该队的共产党员兵败暴露，孙蔚如把暴露的共产党员用卡车送走。他说：“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杨虎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后，1930年9月孙蔚如率本部攻打洛阳和潼关的军阀，并乘胜进入关中。回陕后第十七路军整编，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并于1931年春令其所部赵寿山旅击败陕南之川系军阀刘存厚、田颂尧等部，抵定陕南。

    孙蔚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以他坚持追求进步，坚持民主与革命，不畏艰险，奋斗不息的精神，跟随杨虎城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以他初露锋芒的军事才能和统帅才能，帮助杨虎城稳定和发展队伍，使杨部成为全国闻名的精锐之师，也为杨虎城主政陕西立下功劳。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而图谋割据的北洋军阀余孽吴佩孚却由川入陕，打着“甘肃独立”的旗号，煽动川、甘、宁、青、新等地方军阀联衔通电，制造分裂，造成一时震动全国的西北危机。杨虎城为大局计，派孙蔚如率第十七师入甘平乱。赶走了吴佩孚，稳定了西北局势。他遂被委任身兼军民两政的甘肃宣慰使。正在他欲图巩固西北、交好苏联，“报仇雪耻、恢复疆土”的大略之际，蒋介石为了打压杨虎城势力，另派员为甘肃省主席,调任孙蔚如为三十八军军长，免其宣慰使之职。随后移驻平凉、天水一隅之地。这时孙蔚如逐步看出了蒋介石清除异己的祸心。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国大志，只得另谋他途。他和杨虎城、杜斌丞等多次密议，决心联络革命力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3年，蒋介石把三十八军调往汉中，令其和川军各部合围红四方面军。孙蔚如目睹蒋介石对外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全境沦陷，遂激起了强烈的反蒋抗日情绪。同年5月他致信徐向前、陈昌浩称：“当前日寇凭陵，国事安危，凡有气血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须先安内’，妄以武力清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虎城窃谓：各党派有政治见解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武志平进谒虎帐，陈述我方对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这时他已认识到红军正是他要联合的能够一致抗日救国的革命力量。自此开始，孙蔚如在汉中以十七路军全权代表的身份，负责与中共红四方面军沟通联络，派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11次赴川北苏区与红军联系,红军方面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形成停战合作局面。两年中他始终以互谅互让、维护大局的精神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为红军对外联络和军需物品的采购开辟了通道，并送给红军军事地图、通信器材、医疗器械等物品。

    1935年秋，孙部奉命移防关中、陕北等地，被推上“剿共”第一线，与陕北红军对峙。孙蔚如同在汉中一样，继续执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方针。1936年春，杨虎城愤蒋不抗日，与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相谋,杨提出“联合东北军发动抗日”的想法。孙蔚如回答：“抗日救国，义无反顾。但目前形势须拉蒋派抗日。否则,抗战不成，恐先惹起内战”。他“拉蒋派抗日”的真知灼见与后来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略不谋而合。同年7月，孙从杜斌丞处得知孙作宾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杜斌丞去找孙作宾面谈，托他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转告十七路军愿意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听了孙作宾的汇报后，对孙蔚如和杜斌丞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极为赞许。9月3日，毛主席写了一封密信，交给孙作宾“面陈：孙军长亲启”。

    毛主席在信中称“蔚如军长勋鉴：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之处境敝方甚为谅解……”“今则西北大局益紧，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防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毛主席在信中还关切地指出:“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住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召孙蔚如回西安，将扣蒋以实行兵谏的决定告知孙蔚如，他坚决拥护，并表示：“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协助杨虎城、张学良掌控全局。西安事变期间他担任西安戒严司令、军事顾问团召集人，抗日战争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等主要职务,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安事变当天，孙蔚如即命令三十八军从延安、洛川撤离。由军参谋长陈硕儒在洛川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宣布命令，并布置部下将所余粮油、军服全部保存好，留待红军到达时接收；有线通信设备，一律不拆不卸，保管好以备红军使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平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期间，孙蔚如有缘和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恳谈，建立了深厚情谊。及至1937年夏,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路过泾阳，适逢泾河涨水，孔从洲旅长请代表团同志到驻泾阳的警二旅旅部休息。孙蔚如明确指示孔从洲要保证中共代表团的绝对安全，要热情接待周先生。如省党部查问，就说是奉命接待。

    西安事变以后，杨虎城被迫出国。孙蔚如成为杨部的统帅人物。集三十八军军长与陕西省政府主席于一身。他以省主席身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动员和唤起民众抗日。他说：“我们以积弱之国而与强暴之日本抗战，欲求寸土不失，每战必胜，是不可能的事。须知我们的战略是消耗战、持久战。我们的目的是最后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

    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即派段象武副军长率赵寿山师、许权中旅和教导团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寇。当日军逼近黄河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弃城而去，搞得人心惶惶。孙蔚如及时在西安各界集会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发表讲话，引证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史实，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社会各界渐趋稳定。1938年7月，他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以第31军团军团长之职，亲率赵寿山之三十八军、李兴中之九十六军东渡黄河，对日作战。同年11月，孙部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增辖川军李家钰之四十七军，孙蔚如为总司令。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坚守中条山两年半之久，并策应了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以伤亡两万多三秦子弟的代价，挫败了日军渡河西进的企图，使三秦大地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免受日寇铁蹄践踏。

    1940年冬，孙部移防中原，守卫河防，牵制日军南下，直至1944年6月。在收复郑州和豫西会战中屡建战功。凡孙部所到之处，军纪严明，体恤民情，尽管“杂牌军”军需供给有限,所部亦能节衣缩食，赈济灾民。得到山西、河南民众的大力支持，使孙蔚如“兵附于民”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抗战胜利之际，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蔚如，强忍着丧母之痛，以二级上将职衔，任武汉战区受降长官。他特意选取了9月18日这个日子，接受了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的投降。

    在陕西，辛亥革命后高举孙中山先生护法护国旗帜的是陕西靖国军；其后高举靖国军旗帜的是杨虎城及所率之十七路军；西安事变以后接过杨虎城旗帜的是孙蔚如及其所率之三十八军，是孙蔚如把这支队伍一脉相承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升华到“誓雪国耻”和“联共抗日救国”的高度。

    解放战争开始后,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刘威诚等，先后率部回归人民的大家庭。孙蔚如还特意派人到湖南，指示自己的警卫团（已升编为二三二师）随长沙起义立下战功。他辗转杭州、上海，毅然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威逼，和我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在周总理、陈毅元帅的关怀下，由上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毛主席和党中央曾给予这支队伍很高评价：“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三十八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十七路军的历史结论，也是对继杨虎城之后的统帅孙蔚如将军的极高赞许。

    建国以后，孙蔚如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曾担任民革陕西省主任委员、陕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兢兢业业，光明磊落，鞠躬尽瘁。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亲切的关怀和照顾。他更加热爱和坚信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即使在患病的晚年，他也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坚持向台湾和海外的亲朋故友宣传党的对台政策，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孙蔚如将军一生追求进步，爱国爱民,他不仅是陕军抗日的统帅，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始终真诚合作的著名民主人士，在孙蔚如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宣传他、学习他，就是要将他追求进步、爱国爱民、忠诚团结的优良品质与可贵精神发扬光大，以期海内外中华儿女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大业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