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赛：天文吸引了爱情
发布时间：2009-12-30 15: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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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墓匠
北平解放那年，戴文赛才38岁，还年轻。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他喜爱文学艺术，也爱好滑冰、游泳。基督教家庭的环境从小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他会弹钢琴，会唱歌，偶或兴之所至，也爱谱写几支曲子。他还有一颗很发达的数学头脑，打起桥牌来十有八九能稳操胜券。在燕京园里，他算得上是个“文娱”活动分子，虽然身为教授，却经常参加学生们的团体活动，和学生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但他最最热爱的毕竟还是天文，一张口就爱谈天说星，他把团体活动也当成了天文科学的讲坛。甚至他的恋爱，也是通过天文做媒介的呢！
他回国以后，就经常写点科普文章，他对这工作越做越感兴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写了一本 《太阳与太阳系》，书写完后想找人抄写。当时燕京学生会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在组织同学工作自助。学生会就给他介绍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便是外语系的刘圣梅。刘圣梅也常参加团体活动，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由于帮他抄写了书，他俩的关系才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这本书出版了，戴文赛给圣梅送去了一本。当时，刘圣梅已经离开燕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中学在城内，燕京在西郊，两个离得较远，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赛便进城去看她。他们在一起散步，谈心。每一次，他总要告诉她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现在，好多机关、学校都来请我去作报告，要我讲天文。看来共产党很重视科学。我这个 ‘冷门’也开始热起来了……”
文静娴雅的圣梅总是很认真地听他讲。他比自己年长，他有学问，她喜欢他的朝气蓬勃的事业心。
“唔，多有意思！”文赛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么多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劲儿的追问：地球是从那儿来的，月亮怎么会绕着地球转的，太阳这个火球会不会熄灭……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文赛越说越高兴，他说呀，说呀，突然，他停了下来看了圣梅一眼，他意识到圣梅陪他出来散步可不是听他的学术报告的。他天真地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文赛认识到，他不应该老是用天文来填塞他俩之间的恋爱生活，他竭力避免在圣梅跟前无休止地谈论天文了。他可以谈的话题多着哩！解放以来，学校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学了许多新鲜名词，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几首钢琴曲，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他对新社会的喜爱。曲子是明快、轻松的。他弹给圣梅听。圣梅问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旧思想吗？挖自己的旧思想不是很痛的吗？你怎么还能轻松得起来？”
“挖的时候当然有点痛，可挖出来以后就心情舒畅了。”
“你是怎么挖的呢？”
“我吗？我挖得不好。”文赛不满意地摇了摇了头：“我们的总支书记批评我哩！”
“唔？”
“他也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对我说：‘戴先生，你怎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写呀！’……”
这回，轮到圣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书呆子气。一个不懂得掺假人的往往是显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爱他的恰恰正是这种憨厚、老实的气质。他们终于结婚了。
1953年，戴文赛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分团长，访问了朝鲜。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比较起来，他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所以，当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他不应该在北京住下去了，他应该到南京去，因为我国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里有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做，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一个爱国者的良心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圣梅。
圣梅一听感到为难了。北京是她的故乡，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舍不得离开。离开北京，对她来说还意味着放弃她热爱的工作岗位。她犹豫了好久，但文赛还是把她说服了。有什么办法呢？服从发展天文事业的需要现在也变成了她这个英语教师的义务了。
他回国以后，就经常写点科普文章，他对这工作越做越感兴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写了一本 《太阳与太阳系》，书写完后想找人抄写。当时燕京学生会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在组织同学工作自助。学生会就给他介绍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便是外语系的刘圣梅。刘圣梅也常参加团体活动，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由于帮他抄写了书，他俩的关系才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这本书出版了，戴文赛给圣梅送去了一本。当时，刘圣梅已经离开燕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中学在城内，燕京在西郊，两个离得较远，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赛便进城去看她。他们在一起散步，谈心。每一次，他总要告诉她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现在，好多机关、学校都来请我去作报告，要我讲天文。看来共产党很重视科学。我这个 ‘冷门’也开始热起来了……”
文静娴雅的圣梅总是很认真地听他讲。他比自己年长，他有学问，她喜欢他的朝气蓬勃的事业心。
“唔，多有意思！”文赛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么多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劲儿的追问：地球是从那儿来的，月亮怎么会绕着地球转的，太阳这个火球会不会熄灭……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文赛越说越高兴，他说呀，说呀，突然，他停了下来看了圣梅一眼，他意识到圣梅陪他出来散步可不是听他的学术报告的。他天真地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文赛认识到，他不应该老是用天文来填塞他俩之间的恋爱生活，他竭力避免在圣梅跟前无休止地谈论天文了。他可以谈的话题多着哩！解放以来，学校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学了许多新鲜名词，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几首钢琴曲，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他对新社会的喜爱。曲子是明快、轻松的。他弹给圣梅听。圣梅问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旧思想吗？挖自己的旧思想不是很痛的吗？你怎么还能轻松得起来？”
“挖的时候当然有点痛，可挖出来以后就心情舒畅了。”
“你是怎么挖的呢？”
“我吗？我挖得不好。”文赛不满意地摇了摇了头：“我们的总支书记批评我哩！”
“唔？”
“他也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对我说：‘戴先生，你怎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写呀！’……”
这回，轮到圣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书呆子气。一个不懂得掺假人的往往是显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爱他的恰恰正是这种憨厚、老实的气质。他们终于结婚了。
1953年，戴文赛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分团长，访问了朝鲜。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比较起来，他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所以，当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他不应该在北京住下去了，他应该到南京去，因为我国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里有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做，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一个爱国者的良心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圣梅。
圣梅一听感到为难了。北京是她的故乡，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舍不得离开。离开北京，对她来说还意味着放弃她热爱的工作岗位。她犹豫了好久，但文赛还是把她说服了。有什么办法呢？服从发展天文事业的需要现在也变成了她这个英语教师的义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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