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原名郑隆谨，笔名东山、虚舟、何大白、方钧、郑君平、席耐芳、华尚文、乐游等。1895年农历五月十九日生，陕西省长安县瓜洲堡村人。胡宗南撤离西安的前三天，曾派专人去甜水井郑伯奇家，通知郑先生准备跟胡一起走。郑伯奇生性内向，既不敢公然抗争，又不甘心做蒋王朝的殉葬品，更何况其时郑夫人朱文敏健在，身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抛弃妻小儿女之事，实郑先生所不为，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夫人朱文敏对我说：“郑先生装做会亲友的样子，白天躲在外，夜晚回来。”倘昼夜匿踪激怒胡宗南，后果堪虞。感谢上苍，解放军进军神速，胡宗南仓皇逃窜，没来得及逼胁先生，先生始幸免于劫难。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时，写过小说《最初之课》展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大学毕业归国，正值上海白色恐怖时期，先生代郭沫若主持创造社工作数年，主编该社杂志。郑伯奇年轻时血气方刚，20年代在上海写过题为《抗争》的作品，小说集《打火机》的第一篇小说《香港一夜》，写中国妇女之命运，情真意切，全篇贯注爱国深情，对青年喻以爱国之理，口言笔论，更是终生不渝。郑伯奇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为促成“左联”的成立，先生对筹备工作，不惜余力。大家熟知，创造社和鲁迅打过笔仗。在创造社主要成员中，郭沫若的诗久负盛名，郁达夫的小说成就斐然，成仿吾的理论著名。成仿吾一文中说鲁迅是“有闲阶级”，鲁迅因此题一本杂文为《三闲集》。成君言论激进，行为亦然，在法国加入中共，随红军长征，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鲁迅与郁达夫有私交，后与郭沫若和解。50年后，郑伯奇亲口对我说：“鲁迅对人的认识，极难改观。”郑伯奇与夏衍最早合写电影，1979年郑逝，夏衍唁电最先。先生不明言，晚辈为先生讳。郑多次找鲁迅沟通。
　　抗日战争开始，先生自沪归陕。因怕日军知其曾留学日本，必纠缠无疑。郁达夫流亡东南亚，被逼做翻译，遭日军杀害，即其佐证。先生1937年在西安编辑《救亡》周刊。40年代，先生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主编《每周文艺》副刊，并且团结了一些爱国青年。青年们意欲成立社团，事先郑伯奇曾给郭沫若写信，郭沫若回信说：文学写作，应图新。张恨水的写作，由旧式转变为新式，林语堂则由新式变更为旧式，青年们写作，必须树立新风。尊重郭老的倡导，社团定名为“新风文艺社”，并于1945年7月14日正式成立。新风社的照片上郑伯奇居中而坐，左右背后三层青年围绕。郑先生在新风社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修养》的讲话。先生说：青年写作，第一，要有爱国情怀，这是身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格，或为人品德；第二，要热爱生活，情来源于生活，情生必文茂，语言的生命力是书本与生活的融会，上海有位姓穆的作家，写过作品，后对生活淡漠，遂“江郎才尽”；第三，多学会一种外国语，就是多一只眼睛，可以眼观世界。先生在日本数年，自然精通日文。先生还学习法语，充实自己，实为经验谈。新风社成员阎栋材，从晋入陕，写诗文支持先生编的版面，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作品。阎君对某些成员拿笔墨作为敲门砖，充当鹰犬之徒，呼之为“文艺掮客”。阎君在西安数次被捕，后逃往兰州，被马匪割舌杀害。李尤白的文学作品《吕梁山的野牡丹》出版前，郑伯奇写序，被当局检查官抽下，是政治原因阻断。此后，先生在大学讲课，数次提及李君之作，该作艺术上有朝气，内容以抗日烽火为背景。姚青苗抗日期间在西安主编《骆驼文艺》杂志，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新风社上述成员，代表着西安四十年代文学的业绩，郑伯奇所做的团结工作，是不可忽视的。
　　郑伯奇一生收集了大量林则徐的素材，准备写长篇小说。先生个性谨小慎微，文艺界的制约又较多。40年代，先生写一位司机偷卖汽油，妻子劝夫从善的小戏，但却被人上升为“诬蔑工人”。
　　我近年脚后跟痛不着地，先左后右，时轻时重，实老年症。郑伯奇曾患脚底部神经末梢炎，先生对我说：“走路，双脚似踩着棉花。”历史证明，那些说长论短的智者，与先生年龄相同时，其老年弱点盛于先生，或更娇。历史对一些人的戏弄，是不受主观左右的。这些无辜之灾，削弱了郑伯奇的创作情绪。
　　郑伯奇平时衣冠楚楚，极爱整洁。40年代李尤自在西安街头路遇先生，先生长发不修，胡髭不刮，时值老父初丧，故而郁郁寡欢，神志沮丧。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郑伯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