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国贤贾民摄

巩天民冒死搜罪证

巩天民，这个几乎被当代人所淡忘的名字，在上个世纪的中前叶却是响彻中国的人物。

他白手起家，成为国内最著名的经理人，据说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在他的一生中，最为壮观的行动莫过于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于1932年将这些证据通过关系递交给国际联盟派来中国调查的李顿调查团，整个事件就发生在今天沈阳市和平区中山广场旁的辽宁宾馆（抗战结束前称为“大和旅馆”），最终日本因不堪国际压力而退出国际联盟……

“父亲不贪不占，头脑清醒，反应快，又肯学习，所以资本家都很信任他，最后他成了中国著名的经理人。”今年6月的最后一天，巩国贤在沈阳鲁园附近的家中讲起了记忆中的父亲。

白手起家的红色资本家

巩天民1900年生于山海关西关（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一个自耕农兼土产商家庭，略读过几年书，而后来到奉天（沈阳旧称）的一个小钱庄当练习生，后来又从事工商业放款工作。由于接触广泛，他深感知识不足，于是他广览群书，因读《饮冰室文集·新民篇》，遂号“天民”，以示反封建，要求民主之意。

巩天民的认真好学，使得他在金融界很快崭露头角，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已成为中国著名银行经理人，据说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

同时，他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奉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受到中共北方区委的重视，1925年，李大钊派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由于任国桢为人诚恳，学识渊博，巩天民很羡慕他，当得知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后，更是积极接近。当年9月，巩天民等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奉天也正式成立了党团支部。

巩天民向张学良请命

“父亲在的时候，什么事也不对我们说，好多事情，还是他去世后，我们整理资料才知道的。”巩国贤说。

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为抵制这一倒行逆施，巩天民联络爱国人士，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不要上鬼子的当，成立‘满洲国’，就是永远当亡国奴”。巩天民还动员妻子呼泽生和妻妹给他站岗放哨，转移和收藏秘密材料。

巩国贤说：“一次，父亲得知商民开会，就连夜赶写传单，由他送出。临行，他对母亲说，‘如果我不回来，不用去找我’。就这样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传单从商民开会的后门撒进去，警告大家不要为人所利用，就这样日寇的阴谋彻底破产。”

“东北军撤退的时候很匆忙，巩天民就以银行家的身份将张学良遗留在关外的大量金银以秘密手段运进了关。”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介绍说。

1932年，巩天民借赴关内办事之机，取道北平拜望张学良，并带去了沈阳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给张的信函，敦请他：“联系中国真正抗日力量及爱国人士，爱国群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望之。”

在北平（北京旧称）巩天民还拜见了阎宝航，得知他们正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消息后，他立即与救国会取得联系，并资助了500元。

巩天民回到奉天后，与一部分青年会成员组成小组，并从每人每月工资中拿出10%作为公共储蓄，建立卫生会作为资助接济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经费和医药费用。“我母亲回忆过一件事：一位女同志在大连下船后就被“日伪”逮捕了，押在奉天，后来他们就是用卫生会的钱把她救出来的。”巩国贤说。

“而当时我们一直都住在一间由银行仓库改建成的房子里，我父亲是没有资产的资本家。”巩国贤说。

冒死搜集日寇侵略铁证

1932年，日本在华的侵略罪行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国际联盟遂派以英国人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进行调查。

在东京，调查团会见了日本的天皇和首相，日方反称侵略中国实为“自卫措施”云云。在南京，中方陈述了日本侵略真相，希望国联主持正义。在“新京”（今长春），溥仪称自己是“东北人民推戴出来的”，公然为日军侵略辩护。

巩天民等9人听说调查团到来的消息后，立即在刘仲明家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揭发日本的侵略罪行。他们分析，李顿调查组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需同各有关国家磋商，需拜访各有关国家首脑，才能来沈阳。而日寇会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在调查前安插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若无法深入到中国百姓当中，恐怕会被蒙蔽，从而使日寇阴谋得逞。

为了让世界知道真相，9人决定搜集日寇侵略的铁证，整理出一份材料，待调查团来沈时密交李顿。调查材料将针对日本的3个弥天谎言进行揭穿：日军侵略沈阳纯属“自卫”；日军侵略东北各城是因为东北军无法维持秩序；建立“伪满洲国”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自愿。

巩天民和他的战友们分工合作冒着危险四处搜集材料。“比如说他们通过伪省政府管卷宗的爱国分子，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伪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拍照。”“父亲则利用自己是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夜入商会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伪满洲国’游行‘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蓝图。”巩国贤说，“父亲还利用夜间偷揭布告，密拍机要军事照片等方法，在40天内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册。”

为了便于外国人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包上黑缎子面，并绣上“Truth”（真实）字样，小组成员都签上真实姓名，为防“日伪”查抄，又搞了一个副本深埋地下，但可惜并未保存下来。

9位爱国志士冒死搜集的材料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证据汇编，第二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在每篇末又依据证据，揭穿及驳斥日本的欺骗世人谎言。主要证据如下：

1.英国人J·Dorward签字证明，他的朋友由欧洲来，乘满洲里直达快车，在“九一八事变”当晚9时10分准时到达沈阳火车站。车入站前并未遇任何阻碍。

2.日军于9月19日入沈阳城，将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

3.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于“事变”后第四日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4.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载“奉日本军令组成本会”，却未有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署名。

5.中国行人惨遭日兵枪伤的伤员名单。

6.各地百姓在刺刀下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的群众庆祝“建国”游行摄影。

7.辽宁省立师范学校林翌轩校长申述，日系副校长威逼师范学生签名请愿“建国”声明书。

巧妙上书国联斥侵略

证据虽已搜集完成，但怎样将它们交到调查团手中却成了难题。

4月21日，国联抵达沈阳，开始了对东北长达6周的调查。当时国联调查团就下榻在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日本关东军在宾馆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外人都难以见到调查团成员。甚至还在宾馆里安装窃听器，制造松花江第二铁桥被炸未遂事件，借以阻止调查团北上。对中国陪查员顾维钧更是严加限制，每到一处都严令其离开旅馆。

国联调查团在沈阳的11天中，有6天被安排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司本庄繁访问，有两天同傀儡皇帝溥仪和汉奸张景惠谈话，其余时间均由日本人引导看事先安排好“歌功颂德”的地方。

在此期间，日军还在沈阳上演了一出闹剧。调查团到沈阳第三天的早上，调查团发现旅馆窗外站着很多人，约有500人左右，他们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是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满洲国’，国联无权干涉。”

调查团的赫士通过翻译对他们说：“好，我一定把诸位的意思，转达给调查团。”一个多小时后，赫士外出办公，却见这群人或坐或站在旅馆外，就问他们为什么不走，有人回答说：

“我们都是在南市场卖劳力的，今早有人招我们来这喊口号，喊完即回去。原定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到现在还没给钱，我们不能走！”

赫士听后，与翻译相视而笑。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经多方设法，巩天民等人辗转找到在法库基督教区做牧师的英国人倪斐德博士，他是李顿的亲戚，且为人侠义。

倪博士得知情况后取走材料，把它存放在英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铁柜里。他对刘仲明说：“把这件大事交托给我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在调查团来沈第五天，倪博士邀请李顿和他的秘书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谭文纶牧师家共进晚餐。跟随的好几车日本人也想进屋“保卫”，可是，屋子很小，主人又没有邀请他们，只好讪讪地退到外面去了。席间，倪博士、谭牧师等人签名并将材料交给了李顿。

调查团于7月回日内瓦。9月国联开大会，听取调查团的报告。大会表决时，50个国家投票赞成调查团的报告，仅有日本自己一票反对。这份报告虽然在很多地方偏袒日本，维护其利益，但在结论上不得不承认日本的侵略和“满洲国”的非法。

由于国联报告未能满足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日本最终宣布退出国联。

惨遭酷刑狱中受难

国联的调查报告给那些提交证据的爱国人士留下了隐患。1935年10月12日一夜之间，“日伪”军警发动大逮捕，除少数人幸免外，其余大部分爱国人士均遭到逮捕。

10月13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闯进了巩天民家，进行搜查。当时写字台上有份材料，巩天民乘敌人不备，用胳膊肘把它拐到地上，用脚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他惟恐那本由他收藏的“卫生会”分户账被敌人发现，酿成账本上百余无辜同志被捕的更大祸患，因而当敌人问“和家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父亲忙从衣柜里拿出账本，对母亲说，以后柴米油盐账，让老大记下去（指长子国本）。母亲知道家里没有生活账，一定是重要东西，就赶快接过去，并借孩子高烧把账本带出去……”巩国贤说。

巩天民被投入监狱后，受到严刑拷打，难友们听到他痛苦的呼喊，都默默流泪。当日军了解到巩天民、刘仲宜曾为抗日组织搞过药品，认定他俩是重要嫌犯。一周后，他们被关进宪兵队，挂上“反满抗日犯”的牌子，受尽电波通脑、灌辣椒水、剔刺指甲、滚钉板、卧短凳等酷刑。

“此时，商会的同事们联名力保我父亲和刘仲宜，称若不放人就将罢市。而由于父亲和刘仲宜狱中英勇不屈，日军拿不到证据，被关押49天后经保释出狱。”巩国贤说。

建国后，巩天民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8年去世。

本报记者何骞

[爱国抗日史话]鄂温克族民众奋起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对鄂温克地区的殖民统治，根据鄂温克处于苏联边界与汉民族杂居的特点，到处散播：“不要怕汉人，我们给你们做主。”以此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

侵略者的图谋难以得逞。布特哈旗济沁河畔萨玛街鄂温克头人白温都格义，原是东北军马占山部下的营长，江桥抗战失败后，他归乡隐居。日本特务机关多次以做官笼络他，都遭到拒绝。他暗中却与抗日联军密切往来，通过各种途径，为抗日联军运送给养和武器弹药。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严刑拷问无所供后，被用狼狗活活咬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为了彻底切断鄂温克人民和其他民族的联系，特设“关东军栖林训练营”，在山区以旗、县为单位编成“山林队”，每队派有日本“指导”官，对鄂温克人进行严密控制。

鄂温克族人民并没有丧失争取解放的勇气，老年人常常鼓励青年人说：“红色(指共产党)会来的！”许多鄂温克族青年目睹自己民族的人民被人宰割、无辜死亡的悲惨境况无比愤慨，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风暴，打死打伤日本“指导”官，偷渡黑龙江投奔苏联。

1942年，在辉索木，日本特务带领30多名警察，借口丢了牲畜，到处捕人。早有戒备的鄂温克牧民，巧妙地隐藏起来，警察捕不到人就大肆掠夺财物，这时牧民们突然出现了，用皮鞭、马棒狠狠打击了警察，30多个警察和日本特务被打得狼狈逃窜。类似事件，在其他鄂温克地区也常有发生。

1944年，额尔古纳旗的鄂温克苦工曾打死数名日本监工。1945年夏，苏联即将对日本作战，但日军仍想在深山密林里顽抗，机智勇敢的鄂温克猎民将大兴安岭里30多名日本“指导”官全部消灭。

本报记者何骞通讯员忠诚

[读者讲述]一挺歪把子机枪柳万熙成功突围

他原名叫柳永俊，1917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安东郡，1925年迁到吉林省盘石县，1930年迁到清原县三间房村。在这里，15岁的柳万熙参加了童子军。

1933年柳万熙在清原县三间房村加入青年团，那年秋天清原日本守备队30多个日本兵到三间房捉拿他。尽管柳万熙机警地逃脱了敌人的搜捕，但敌人却将他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抓到了南山城守备队严刑拷打，最后竟把他们活埋了。

得知这一消息，柳万熙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1936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一军成立第三师，柳万熙任三师政治部主任，以清原、新宾为主要活动区域开展游击战。1937年冬天，日寇为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纠集七八百“日伪”军进攻，而此时抗联将士仅七八十人。

在激战中，柳万熙抱着歪把子机枪向敌人猛扫，使敌人一排排倒下去，最终突围取得了胜利。这一年柳万熙带领抗联战士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冲破敌人的各种封锁和“讨伐”，转战冰天雪地、丛山密林之中，抓住有利战机不断打击敌人。

1940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柳万熙不幸牺牲，时年仅24岁。

讲述并整理：苏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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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1937年日军进攻天津。驻天津的29军38师李文田部袭击日军机场、司令部及火车站。冀东保安队全歼驻通州县城的日军，活捉汉奸殷汝耕。北平沦陷。

1938年中国军队在苏南太湖一带歼敌2000余人。

1941年日军在越南金兰湾登陆。

1943年中美英苏四国表示德日意三国必须无条件投降。

1945年第七战区中国军队一部克复粤南阳江。